清代广东行商家族与番禺学宫

清代广东行商,即十三行商,也称外洋行商,简称洋商、行商,由清政府批准承充,具有半官半商的性质。他们是鸦片战争前唯一的对外贸易合法     

被欧洲商人点赞的清朝“世界首富”

正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开始"一口通商"后,广州十三行垄断对外贸易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旧外贸制度的重要标志,而根据行商们的经济实力和威望选拔出的"十三行"领袖,称之为"商总"。第一位"商总"叫潘振承,因为经商重诚信而成为18世纪富可敌国的"世界首富"。潘振承(1714—1788),出生于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县,早年家贫,学习做生意。后来,潘振承在广州为一     

广州十三行堆满钱银的“帝国商行”

秦汉以来,广州对外贸易逐渐兴起并不断发展,由此始发通往世界的贸易航线,被誉为“海上丝绸之路”。17、18世纪,随着欧美经济的发展和世界各地来华航线的开辟,广州成为外国商船首选的黄金口岸和清朝政府对外贸易的前沿基地。清代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海禁取消,设立江、浙、闽、粤四个海关,在粤建立洋行制度,由十三行行商专营对外贸易。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     

清代行商之保商制度初探

清代广州行商制度是清政府管理经营和控制对外贸易的制度,是封建垄断的特殊制度。行商几乎垄断了当时全国的对外贸易,只有行商是官方承认的有资格跟外国商人做生意的商人,具有"半官半商"的性质,也有人称其为"官商"。行商的这种"官商"性质使得行商的职能不同于普通的商人,保商制度就是"官商"的职能之一。而这一"保"却成为行商破产及行商制度崩溃覆灭的主要原因之一。     

浅析广州十三行

广州十三行是当时清政府指定的专营对外贸易的一个垄断机构,它是在明代市舶司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新型洋行制度,在其存在年间完全充当清政府对外贸易的门户,担负着清政府经营管理对外贸易的责任,在中国经济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清代广州外销丝绸上的康乃馨

正中国是丝绸的发源地,丝绸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传播到世界各地。明清时代,伴随世界地理大发现,东西航路开通,标志着世界性海洋贸易圈逐渐形成。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是历两千年而不衰的贸易大港,尤其是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颁布了"(洋船)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1)的上谕,欧美各国商人仅允许在广州口岸一地进行通商贸易,西方人称之为"一口通商政策"(theonlyportpolicy)。广州十三行是清政府特许的专门经营管理对外贸易的商行,垄断着丝、瓷、茶大宗商品的商业贸易。屈大均《广州竹枝词》:"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两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就是对清代广州十三行时期外销丝织品贸易盛况的描述。     

清代广州行商制度研究

清代前期实行的行商制度,具有对外贸易垄断所有权与垄断经营权相分离的垄断特征。它使具有官商特征的行商成为专制国家统制对外贸易的工具。行商握有垄断经营对外贸易的权力,同时又负责征收进出口货物的关税,代表清政府与外商交涉并进行严格的管制。行商制度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涉及到清代专制国家、粤海关等衙门的官吏、行商、外国商人和中国私商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这些利益关系的变动最终导致了行商制度的衰落,由此可见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专制国家与经济制度变迁的关系。     

论清代广州十三行商馆区的兴起

广州十三行商馆区兴起于清代开海禁、建立粤海关之后。它的出现,是在中西之间基本保持正常贸易关系的状态下,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逐步积累而自然生成的,是中国对外贸易从传统的贡舶贸易过渡到商舶贸易的产物,在当时乃是一种历史进步。     

十三行行商伍氏“馥荫园”(潘氏“东园”)考

正馥荫园,又名福荫园、恒春园,前身为十三行行商潘氏"东园",后归行商伍氏,改名为"馥荫园"。该园位于广州花地(花埭)东部栅头村,[1]即今花地大策直街、联桂北街一带,历经潘、伍两家百余年精心打造,形成了以花木种植闻名的园林特色,在近现代岭南园林中有着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它的创建经营与兴衰变迁,不仅牵涉到十三行行商中最有影响力的潘、伍两家,更与清乾隆年间     

潘仕成是行商而非盐商

梁嘉彬先生的《广东十三行考》对清代十三行史研究,卓有建树,创见殊多,但有关十三行行名人名及行商事迹之考证,要做到逐个都能弄得清楚,诚非易事。如该书关于潘仕成身份之考证,在没有引用历史文献资料论证仕成是盐商的情况下,仅凭“余曾询潘氏之后,知潘仕成为盐茶商,与同文同孚行无关”,便认定“仕成为广东著名盐茶商,近人多有以仕成为同孚行商者,亦误。”就是一例。     

中外交流的窗口:中国古籍中的明清广州十三行

正冷东教授认为,目前"资料建设仍是制约十三行研究深入的瓶颈和障碍,国内外中文资料的发掘利用仍有很大的空间"。[1]2000年以后,以十三行为中心的史料整理及索引编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清宫广州十三行档案精选》、《清代广州"十三行"档案选编》、《清宫所藏十三行潘氏商人档案》、《十三行研究中文论著目录索引及内容提要》、《广东方志与十三行:十三行资料辑要》相继出版、发表,但总体上对原始资料的整理和挖掘仍嫌不足,特别是对古籍文献中的史料有待进行深层次的整理。     

从封建官商到买办商人——清代广东行商伍怡和家族剖析(上)

官商是封建社会经济和专制政治制度的产物。清代的官商,以皇商、盐商和行商为著名。乾隆年间,随着封建政权对商人和商业资本压抑的加重,皇商和盐商逐步走上衰落破产的道路。至于行商,自1685年开海禁,设闽粤江浙四关,次年广东洋行制度建立,成为垄断对外贸易的官商达半个世纪之久。乾隆廿二年(1757年)清政府限定广州一口通商,更加强了     

海贸遗珍——十八至二十世纪初广州外销艺术品

生产的外销艺术品。清政府规定,来华贸易的外国人只允许与清政府特许的行商进行交易,并指定在广州城西十三行商馆区一带黄埔港进行。《黄埔锚地》(图1)是从长洲岛远望开去的黄埔全景,黄埔岛沿岸,设立了许多船坞仓栈,为远洋船只提供修理服务。此画笔功细致,刻画船只及建筑物尤为精确。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公行起始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外洋行成立,再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洋行制度废止,广州十三行行商名目及行数一直在变化之中,浩官、庭呱、茂呱、鳌呱、啉呱等均是较有影响力的行商。到18世纪,欧美开始追求我国出产的漆器、家具、墙纸…     

《南京条约》中的“商欠”问题

《南京条约》中赔款一项,除烟价、军费外还有商欠。所谓商欠,是指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在广州设立的行商在对外贸易中欠下英商的债务。对此,条约第五款规定:“向例额设行商等内有累欠英商甚多无措清还者,今酌定洋银三百万元,作为商欠之数,准明由中国官为偿还。”这笔巨款究竟是怎样欠下的?既为行商所欠,何以要由中国官为偿还?本文试对这一问题作一简要论述。     

非遗视野下的海贸遗珍

正引言广州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城市,尤其是清代实行广州"一口通商"政策时期,广州成为全球化贸易的中心地。繁盛的海上贸易不仅带来了财富,更推动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产生了一批中西交融的外销工艺,比如流传至今的广彩、广绣、画珐琅、广式家具、象牙雕刻等,这些外销工艺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产生,并形成相对稳定的独特风     

兴泰行商欠案与鸦片战争前夕的行商体制

1837年,在广州经营着数额庞大的对外贸易的兴泰行破产,欠下外商债务共240余万元.兴泰行债主(主要为英国散商)向两广总督邓廷桢提出申诉.邓廷桢命行商首领会同英人清理债务,并在长时间的争执后确定了赔偿方案.1842年《南京条约》所规定的中国对英赔款中,即包含了部分兴泰行债务.兴泰行商欠案的发生,除了其自身的一些原因外,主要是由1830年代中西贸易关系的变化和行商贸易体制自身的弊端所导致.1834年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结束,使兴泰行这样的小行商失去了一层保护,而东印度公司在此后对广州贸易施加的影响,则恶化了行商的经济处境.兴泰行和其他行商在作为当时进出口贸易之大宗的茶叶贸易和棉花贸易中,由于种种不利因素,也难以取得利润,反而遭受重大损失.在兴泰行商欠案解决过程中复活的行商连带赔偿责任制度,使广州贸易体制陷入进一步危机.     

怡和行创始人伍国莹后人足迹点滴

清嘉庆初,广州行商中以潘、卢、伍、叶四家为最富。在瑞典“哥德堡号”仿古船2006年造访广州之际,潘家后人已多次在广州媒体亮相,并著《广州十三行之一——同文（孚）行》一书,由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和荔湾区地方志办公室协助出版。继而荔湾区地方志办又建立起了与怡和行创始人伍国莹的后人的联系,在研究伍氏家族中又获得了一些较确实的资料。     

一本旧书 两代学人 刘泽生梁嘉彬与蒋廷黻

梁嘉彬的《广东十三行考》经历沧桑 ,终于在他的故乡 ,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再版面世。此刻 ,我想起仍存放在广州市图书馆广州文献室书橱里的一本旧书。那就是民国２６年 ,由当时的国立编译局出版发行的《广东十三行考》。书的扉页有梁嘉彬用墨笔书写的亲笔题字：上款“廷黻先生训正” ,下款“梁嘉彬敬呈民国廿六年四月”。这应是梁嘉彬赠给业师蒋廷黻的书。梁嘉彬（１９１０—１９９５） ,广东番禺黄埔乡人 ,出生于北京。小时候曾在广州西关居住。他是广州十三行的梁天宝行行商梁经国的后人。咸丰六年（１８５６）梁天宝行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 ,…     

成长与嬗变:从外销文物看广式艺术

正广州地处沿海,历来是中国与外界交往的重要门户,有"千年外贸港市"的美誉。早在汉代,广州已经和海外一些国家有了贸易往来。在广州象岗山发现的南越文王陵墓,就出土了波斯银盒等舶来品。南朝时,每年来到广州的各国商船有10多批。到了唐代,广州已经成为世界著名的港口,对外贸易范围扩大到南太平洋和印度洋区域诸国。为了加强对外贸易管理,当时的政府在这里设置了中国最早的外贸机构和海关"市舶使"以总管对外贸易。从五代到宋元时期,广州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商业城     

“外洋会馆图记”之发现暨“十三行”正名考

乾隆二十二年清朝实行"一口通商"政策至道光二十二年《南京条约》签订,广州成为中国重要通商口岸,产生"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外贸体制和商会组织,即学术界和社会民众普遍称谓的"十三行"。这一长期存在并发挥重要作用的外贸制度和商会组织有无印章?学术界尚无证据和研究成果。2017年在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和英国国家档案馆找到的"外洋会馆图记"印迹,当即出于消失已久的"十三行印章"。依据这些档案并与其他文献参酌分析,"外洋行"是"十三行"的正名,而"十三行"其实是一个地理概念,作为制度和组织的"十三行"当开始于176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