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部档案》看清代州县的生员诉讼

有清一代,生员的诉讼程序不同于一般民人,他们在收状、问讯等环节享有一定优待,但对其呈词则有加盖儒学戳记之类的诸多要求。律例明确限定了生员的呈告资格及告呈范围,并利用"五生互结"、州县官监督、教官举报等方式约束生员的活动,但制度上的规定与档案所反映的社会实际多有悖离。生员除了因"切己"之事而涉案外,也会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亲朋友邻、家族、基层等"不干己"的案件之中。生员涉案的动机虽有谋取私利的情况,但也有维护邻里、家族等小范围秩序的一面。特别是清末办团练、设公局以来,生员参与地方公共事务,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州县官在地方治理中的压力。州县官在处理这些案件时,会综合考虑法律规定、案件事实及生员涉案动机等因素,做出合乎情理的审断。生员诉讼背后反映出的不仅是基层社会中官、绅、民之间的交流与博弈,也折射出清末地方社会经济状况及地方社会权力构造的变化等问题。     

试论明代州县官吏

明王朝是高度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对地方权力控制相当严密。这不仅表现在中央削弱了地方独立性的权力,而且也表现在地方行政机构的日益完善。在此基础上,作为相对稳定的州县行政区划,从主官、佐贰、首领官到司吏、攒典、胥役的权责规定更加具体,考课更加细密,由他们所组成的行政组织得到了全面强化。这不但使组织体系更加完备,而且对官吏本人的控制也更加严密。因此,在专制主义大帝国内,众多的州县官吏构成了一个特别而多彩的——州县官吏世界。     

清末地方学务诉讼及其解决方式——以清末四川地方捐施诉讼为个案的探讨北大核心CSSCI

在四川各地档案馆保存的大量晚清地方学务档案中,众多反映因捐施而引起纠纷的案例,向我们展示了乡村权力日常运作的真实图景。基层学绅在学事诉讼纠纷中扮演的角色,劝学所视学在学事纠纷裁判中的作用,地方官审断学事诉讼纠纷的取向,展示了士绅在参与政府现代化方案的过程中,自身的权力也得到伸张。他们通过参与地方学务与国家权力之间建立了更加密切的联系。这不仅对传统国家与地方关系,而且对地方社会权力构造的变化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清末地方学务诉讼及其解决方式——以清末四川地方捐施诉讼为个案的探讨

在四川各地档案馆保存的大量晚清地方学务档案中,众多反映因捐施而引起纠纷的案例,向我们展示了乡村权力日常运作的真实图景。基层学绅在学事诉讼纠纷中扮演的角色,劝学所视学在学事纠纷裁判中的作用,地方官审断学事诉讼纠纷的取向,展示了士绅在参与政府现代化方案的过程中,自身的权力也得到伸张。他们通过参与地方学务与国家权力之间建立了更加密切的联系。这不仅对传统国家与地方关系,而且对地方社会权力构造的变化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清末两级地方自治中的官治与自治模式

清末地方自治包括府厅州县和城镇乡地方自治两个层级,并建构了两个层级不同的官治与自治模式,即在城镇乡一级实行"以自治辅助官治",而府厅州县则实行"自治与官治合并"之制度。两种模式都借鉴了日本自治制度,但都有所不同。就清末城镇乡地方自治的运行来看,由于地方自治章程赋予官府监督自治之权,也由于自治团体为谋求地方利益,常常也会与官府对立,所以,官治与自治常常处于矛盾冲突之中。     

清末温州士绅与地方教育转型考察

教育转型是清末新政时期制度变迁的主体内容之一,这一转型既有来自朝廷的制度设计,也有地方的自主参与。清末温州地方兴学和经费筹措大多采取士绅"同人集办"的方式,一些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士绅"圈子"往往成为地方兴学的主体。作为其时惟一的府级学务管理机构,温处学务分处虽系官绅合设,但极具绅治色彩。它的设立,不仅促进了地方士绅的集结,使得他们的兴学活动有了体制化的依托,同时也使本地区在兴学事务上较之省内其他地区呈现更多的自主性。概言之,朝廷在学务场域的权力让渡与地方士绅的兴学能动性的互动,促成了一个颇具自主性的地方学务空间,从而使清末地方教育转型呈现出明显的"国家化"与"地方性"同时并存的特征。     

晚清田赋加派与基层社会管理格局变动——以江苏“积谷捐”为中心

为筹集备荒仓储谷本,晚清江苏普遍推行积谷捐这类田赋加派。由于积谷捐加重民众负担,亦有违清廷定制,曾引发争议和抵制。鉴于此,官府主动调整策略,根据清廷"民捐民办"的政策,将强制带征的积谷捐称作"民捐",并要求地方绅士参与仓储管理,其目的是以"民捐绅办"或"民捐民办"为名,绕过清廷不准加赋勒派的制度障碍,减少积谷捐的推行阻力。但所谓"绅办"实属"官督绅办",备荒仓储仍由官府掌控。"官督绅办"管理模式的兴起,反映出晚清基层社会管理格局的变动趋势。由于"官督绅办"的管理模式往往以强制"民捐"为基础,加重了民众负担,因此亦可视作官府转嫁责任的表现。这是清末反地方自治及绅民冲突事件层出不穷的重要原因。     

明清时期洪泽湖水排泄与下河地区的基层水利

明清时期下河地区的基层水利系统的运作大体可分为明代前中期、明中后期、清代康乾时期、嘉庆直至清末四个阶段,相继表现为运行良好、严重毁坏、国家与地方共同重建、地方主导维护的历史过程。总体上,明代基层水利的维护由地方政府主导,清代康乾时期国家的控制较强,嘉庆以降地方政府与社会在基层水利系统的管理中又逐渐占据主导地位。道光后期运河干堤的修筑开始出现地方主导的端倪,咸丰十年运河管理机构正式裁撤,运河干堤的维护由省级政府主导,具体的维护事宜则由州县政府与绅董负责,运河干堤的维护正式地方化。洪泽湖水的排泄、国家黄运治理的方略与成效、国家的基层水利政策取向以及地方政府与社会的应对方式,是影响基层水利系统形态与运作的四个核心要素。     

清末上海地方自治运动述论

地方自治是辛亥革命时期出现的一项重要政治活动,但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至今还相当缺乏。 清末上海的地方自治运动,早在五大臣出洋之前即已发轫,为全国首倡。本文准备就清末上海地方自治运动的发生原因、机构性能及阶级性质等作一些初步探讨,以求教于同志们。 一、清末上海地方自治运动的 发展经过及其机构性能     

晚清广东州县催征钱粮探微——以《望凫行馆宦粤日记》的记载为中心

同治、光绪年间在广东任州县官的杜凤治,留下一部350余万字的日记,其中有大量有关州县征收钱粮的内容,研究清代赋税的学者很少有人注意到这部日记.从杜凤治的日记可知,晚清广东各州县普遍钱粮难征,州县官经常要带领大队人马下乡催征钱粮,平时则派官亲、委员、幕客、"家人"等设立若干粮站收粮,罗定州还存在殷丁参与征粮的制度.杜凤治在任职的所有州县,无不依靠族绅、局绅的协助催征钱粮.在催征过程中,州县官经常要使用包括枷号、杖责、羁押、封祠堂、烧屋等威胁和强迫手段.在杜凤治的日记中基本没有写花户"自封投柜"的事,也看不到图甲制在州县征粮过程中的作用,令人感到困惑.     

Grassroots authority in rural Guangdong during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times

Gongju, or public offices, controlled by the local gentry class, were the grassroots authorities in rural Guangdong during the late Qing. These offices maintained their own armed forces and usually had powers of administration, tax collection, and self-defense, as well as judicial powers. They were considered the extension of prefecture and county governments. With the authorization of the prefecture and county governments, these offices had the power to deal with important legal cases. Although they came under attack during the 1911 Revolution, these offices were able to recover quickly in different forms. In the late Qing era, local gentry with official titles earned in middle-level or lower-level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took the leadership roles in such grassroots offices, but they were replaced by people who had direct control over the armed forces during Republican times.     

清末四川庙产兴学及由此产生的僧俗纠纷

四川的庙产兴学始于1902年利用庙产兴学的国策,而1905年保护庙产的上谕则是个分界线,此前各州县基本由官绅根据本地状况自行拟定计划报上级批准,此后四川总督开始对提取庙会产业的方式进行了一系列政策界定。同时,此前各地寺庙基本服从地方官绅的处置,即有纷争也属局部范围;此后寺僧明显利用上谕质疑提拔庙产的正当性,与地方官绅的纷争普遍增多。在房舍利用方面,各地新学堂设在寺庙观庵之中的比例都相当大。而在提取庙会产业的起始时间、提取的方式、所提的比例等方面,各州县的实际运作存在不小的差异。一般来说,经济较为贫困的地区在办学中对庙产的依赖性相对较大,而经济较富庶的地方仅将庙产视为办学的辅助财源。     

清代湖南的慈善事业

清代湖南的慈善机构不仅数量可观,而且种类也渐趋完备,涉及到慈幼、养老、救济节妇、施医、施棺、义塾、义冢等。其兴办方式大致分为官办、官绅共办、民办三种。不同行业的慈善机构在经营运作的过程中,呈现出许多共性,如官督绅办的管理模式和以官款资助、私人捐赠、以土养产、以息养业等为主的筹资渠道等。湖南慈善事业的契约化、制度化特征,不仅仅是慈善事业管理方式的进步,而且也意味着城市市民社会新的发展。它缓解了社会的波动,促使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向良性互动方向发展。     

清末士绅阶层与辛亥革命

晚清的社会变革使传统士绅阶层出现分化,促使了新派士绅阶层的发展、壮大。他们在辛亥革命前的政治舞台上相当活跃,致力于新式教育文化事业、创办近代企业、倡导立宪及地方自治,为自己谋求政治、经济上的权益,客观上为辛亥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准备了一定的条件。在辛亥革命中,士绅阶层赞成共和,依附革命,积极参与革命活动和各地政权的建立。清末士绅阶层与辛亥革命的爆发、胜利、失败及民初政治均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是左右清末政局的一支重要力量。     

清末僧教育会与寺院兴学的兴起

20世纪初年,面对来自官绅双方的提拨庙产兴学运动之强大压力,在先后谋求藉信徒之力消极抵制和借助外来势力的庇护均告失败之后,佛界一部分寺僧开始自办学堂和组织教育团体来推进佛教教育.与此同时,为了避免来华日本佛界寺僧所带来的外交纠纷,作为官方的晚清学部于1906年颁布了教育会章程规范僧教育团体,从而建立起了僧界之间以及僧界、士绅阶层与官方之间的联络机制.虽然僧教育会当时影响不大,但它促进了近代佛教教育团体与佛教教育的发展,为民国以后的佛教复兴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Confronting modernization: rethinking Changsha’s rice riot of 1910

By analyzing the role of urban commoners who participated in Changsha’s rice riot of April 1910, we can better understand how the city’s folk traditions and unique urban culture contributed to the intense climate that characterized state/society relations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Oral history interviews conducted by Liu Duping during the 1970s mainly describe the attack on the government yamen, an attack carried out and led by local carpenters. After reading some of these accounts we can also appreciate how the rioters were not simply an unruly mob incited by local gentry. By attacking a specific government compound and symbols of state authority, in some ways local carpenters expressed their own justification for rioting. While the role of Ye Dehui and other gentry in helping lead the rioters should not be discounted, such characters also need to be understood not simply as conservative hardliners, but within the broader context of late Qing intellectuals.     

方志记述与学校变迁——《中国地方志文献·学校考》序

《中国地方志文献·学校考》汇集了4000余部历代方志学校类文献,即将由学苑出版社出版。类编方志学校史料的意义在于,不仅可以详细了解各地兴学办校的历史过程,还可以看到从古代到近代,政府和乡绅在普及教育和传播文化方面的积极投入,尤其是清末民初社会变革时期,教育体制发生巨大变化,初等教育真正开始成为一种普及式公益事业。综观不同时期的方志学校文献,这一变迁清晰可见。     

士绅的坚守与权变:清代苏州潘氏家族的家风与心态研究

苏州潘氏是徽商后裔,亦是江南著名的科第世家。潘氏家族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科举与经商迭相为用的二元价值观、学宗宋儒与讲究实用的家学传统,既是明清以来,尤其是晚清士商相混的结果,也是徽州和苏州两种不同地域文化整合的结果。而潘氏族人慎言慎行如履薄冰的仕途实践经验、行善与积福密切相连的因果报应观,则生动地反映了清代江南上层士绅的行为方式和源自于社会生活的伦理道德观。     

晚清地方督抚权力问题再研究——兼论清末“内外皆轻”权力格局的形成

关于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权力格局,学界长期以来多信奉"外重内轻"说。笔者通过对清末新政时期地方督抚权力变化的研究认为,辛亥鼎革之际,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实际上已演变为"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在清末庚子至辛亥期间,随着新政尤其是预备立宪的开展,清政府不断加强中央集权措施,地方督抚的权力被收束而日益变小,其干政的影响力也有一个逐渐减弱的趋势。但与此同时,清政府中央集权的实际效力却并不显著,反而随着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而有削弱之势。这样,便形成"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一方面,清廷并没有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也未能真正控制全国的军权与财权,中央集权有名无实;另一方面,各省督抚也不能有效地控制地方军权与财权,在地方已没有强势督抚,更没有形成强大的地方势力。武昌起义前夕,正是地方督抚权力明显削弱,而清廷中央集权尚未强固之时,在此权力转换临界的关键时刻,革命爆发,无疑是对清王朝的致命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