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地权研究的资料、工具与方法——再论“关中模式”

“关中模式”在资料匹配性、土地买卖频率、分析工具、区域社会特征认识等方面尚有待进一步商榷。研究表明，有的地册只记载了村庄的某一田块，不能反映村庄整体的地权状况。另外，民国年问同地、同条件下的常田地权分配不均，和“关中模式”的特征不符。地册资料记载的土地买卖信息数量不全面，确定交易时间的上下限较困难，据此计算的土地买卖频率并不准确。利用吉尼系数进行地权分配研究存在局限性，吉尼系数高低并不能反映土地占有的具体状况。山、陕黄河沿岸区域社会特征的形成主要是自然环境的外部压力所致，并不完全是由于村庄共同体束缚的内部压力。     

清代苏州鱼鳞册中的业佃并录考释

国内外现存的清代苏州鱼鳞册有些记录了业户、佃户的信息,佃户栏填写的内容分别为"自"、姓名、空白三类,学界对此理解分歧严重。有学者认为,业佃并录反映了官府对佃户产权的认可。"自"指底面分离、业主自有田面;佃户栏空白指底面合一、承租佃户经常更换;佃户栏标有姓名意指业佃分别拥有田底田面权。由此推论,清初江南底面分离现象普遍,地权极为分散,租佃关系不发达,不具有地主制经济的特征。其实,苏州的一些鱼鳞册也有不记录佃户的。业佃并录意指"一田二主"的认识缺乏充分依据,论证逻辑存在问题。对道光年间鱼鳞册地权流动的考察表明,业户、佃户共同记载的田块并不能体现出田面田的特点。这一时期,在城地主占有苏州城附近村庄一半以上的耕地,租佃关系发达,租佃关系变动频繁,同时,租佃期限长期化,显示出租佃关系相对固定化的趋向。     

流动的土地与固化的地权——清代至民国关中东部地册研究

清代至民国年间的关中地册,基本为黄河滩地册,地域范围局限于黄河沿岸,具有独特的生态、经济社会背景.滩地的特点主要是地块规整,地权分散,买卖率低,这是滩地村社公有,家户均分的结果.然而,滩地家户私有现象也同时存在,地权分配并不平均.针对"关中模式"历史溯源的资料运用,文章指出运用较小区域的滩地地权状况,不能推导出清初至民国的"关中模式".     

农家负债与地权异动——以20世纪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村为中心

关于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国农村地权变化,学者大致有三种见解,即“集中说”、“分散说”和“现状说”。本文以抗战前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和浙江六省农村为中心,以农家负债和地权异动为视角,从农户土地典押借贷比例,由土地典押借贷到丧失地权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农户因土地典押借贷引起地权丧失的实况,中、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的地权变化等方面,论证抗战前长江中下游地区地权处于集中时期。并且从地权异动的状况论证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地权集中具有普遍性、不剧烈性,从地权异动之后的土地流向论证土地兼并者的非农民性程度加强,从30年代前期地权变化在20世纪上半期中的地位,论证此次地权集中具有转折性。同时还对土地买卖与地权变化在农户通融资金中的意义进行分析,探讨30年代前期土地市场清淡对农家经济的影响,并由此说明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国农村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     

估算江苏长洲田皮产权分配

根据章有义论文中有关长洲鱼鳞册之某些线索 ,本文试图重建该地区田皮分配之状况 ,由此可得三项启示 :第一 ,包括田皮分配在内之统计显示苏南地区地权分配比较平均 ,故太湖模式之提法不妥当 ;第二 ,田皮市场之出现 ,使贫下农户可以对手中有限之资源作更合理之配置 ;第三 ,田皮户之平均规模尚略大于田骨户之平均规模 ,佃农中农化之说应该可信。     

华南农业大学农史研究所藏两种徽州鱼鳞册考述

《明代鱼鳞册》和《万历九年鱼鳞册》藏华南农业大学农史研究所。根据册籍的土地登记方式、单位等信息,文章认为《明代鱼鳞册》为元末明初徽州府祁门县的土地册,《万历九年鱼鳞册》为万历清丈时攒造,是徽州府歙县的土地册。通过对《明代鱼鳞册》土地类型、业主信息的统计与分析,揭示了祁门为典型的山多、田少、地少山区县,地权分配比较集中。     

清代中期苏州地权状况及其形成原因

本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考察清代中期苏州地权在激烈争夺中的各种表现,包括地价上涨、兼并加剧、地权分割和族田快速增长等方面。二是探索人口、社会财富、土地责源和土地收益等因素对地权争夺的影响。     

试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根本矛盾”、“基本矛盾”、“主要矛盾”

在分析人类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历史上的众多矛盾时,人们时常使用“根本矛盾”、“基本矛盾”、“主要矛盾”等概念。但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和使用,却存在明显的歧异。1937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把贯穿整个近代的两大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称为“基本的矛盾”．把中日矛盾称为当时的“主要的矛盾”。这里,他对“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这两个概念是区别使用的。1939年,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这两个概念的用法却有了改变。     

生死问的暧昧：清代“尸变”故事中的观念与情感

“尸变”故事在清代志怪小说和民间信仰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清代社会中盛行的“停柩浮厝”的独特葬俗是“尸变”故事得以流行的社会历史背景,故事本身则从独特的角度阐释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生死、灵肉、人鬼等概念的分类与理解;也揭示出清代社会“停柩浮厝”与“入土为安”两种相冲突的观念给人们带来的文化张力和社会压力。“尸变”故事同时也表达出人们在面对逝者时普遍存在的怀念、不舍与厌恶、恐惧两种本能情感间的人性冲突。     

营田庄黄河滩地鱼鳞册及相关地册浅析——一个生态史的视角

清代、民国陕西省朝邑县营田庄黄河滩地鱼鳞册及地册,是一种独特类型的鱼鳞册。选择耕种方向、采用长条地畛、动态调整田块位置、村庄家户平均分配土地、禁止买卖等制度,便于解决黄河河道移徙、泛滥带来的边界纠纷、农业生产等问题,反映了地域社会应对环境的精神。     

江南省造十文光绪元宝赏析

江南省历史上只存在于清代顺治、康熙年间,康熙六年（1667年）江苏、安徽两省分设后便不复存在。此后,南京造币厂之所以沿用江南省名义铸币,是为了避免币面上出现苏州造币厂的“江苏省造”和安庆造币厂的“安徽省造”字样。所以,“江南省造”铸币,实际是徒具省名实无其省的货币。     

俯瞰太湖：太湖北部文明化进程的宏观研究

太湖流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马家浜时期文明曙光初现于太湖北部，奠定了太湖流域文明化进程的基础；崧泽时期的太湖北部率先进入王权统治的古国时代，形成了太湖流域的民族共同体，东山村遗址群成为原生型“崧泽古国”的政治中心；良渚时期的太湖流域进入神权统治的古国时代，太湖南部的“良渚遗址群”与太湖北部的“寺墩遗址群”成为“良渚古国”并立的政治中心。王权统治的“崧泽古国”转型为神权统治的“良渚古国”，成为中华文明化进程中独树一帜的“太湖模式”。     

“碎片化的历史学”：理解与反省

“碎片化”在今日已成历史研究热议的话题,而且,明显是批评的声音居多。问题的存在,或许谁都难以否认,关键是成因为何？又如何面对？依拙见,“理解”问题之由来,或是对此进行“反省”的必要前提。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想略加说明的是,史学研究中所谓的“碎片化”问题,     

论俗信

俗信是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众精神生活的一种表现形式。在目前的民俗学研究中,“俗信”(或称“民间俗信”)还是一个比较含混的概念,在为数不多的涉及俗信的研究著述中,对俗信的理解和给出的定义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太湖绝佳处 毕竟在锡城

我蛮喜欢听江南小调,“太湖美,美就美在太湖水”,得益于太湖的城市,有苏州、无锡、与湖州。但苏州与太湖接壤的是西山与东山,湖州也是市郊连接太湖,真正享受太湖之美的城市只有无锡了。     

聊城东昌府段京杭大运河文化资源开发——以“Phonograph”模式为例

山东省聊城段大运河文化是京杭大运河（以下称大运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聊城东昌府段的大运河文化更是独具特色。聊城东昌府段大运河文化资源开发虽然取得了诸多成就,但也存在一定问题,如该段运河文化资源没有得到全面、系统、有效的开发等。为此,应充分挖掘聊城东昌府段运河沿岸文化资源,通过“Phonograph”模式解决该段运河文化资源联动性不高的问题,从而促进东昌府段大运河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推动运河的保护和开发向更高阶段、更高层次迈进。     

从《古史辨》前三册看“古史辨”运动的一个转向

时下学界对“疑古”思潮的反思,仍大多局限在“疑古”派的某些早期的观点和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破坏上。这是作为“意识形态”的“疑古”思潮,只是它的一个层面。本文认为,从《古史辨》第一册到第二册之间,面对考古发现和新材料不断涌现的挑战,“疑古”思潮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向,即从意识形态的思想冲击到学术典范的建立,从而把它的视角主要集中在人们观念中的“上古”。《古史辨》第三册反映了顾颉刚“疑古”方法论的逐步完善,回到文献考订后,“层累造成古史”理论得到了发展。     

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及其他

理论界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关于“中国模式”的看法，许多看法甚至针锋相对，我们不仅要以平常的心态看待这些争论，而且对于这些争论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也要有清醒地认识。“中国模式”产生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任何借“中国模式”否定改革开放的想法做法都是错误的，我们只有以更大的努力和决心推进改革开放，才能使“中国模式”健康成长起来。     

“互联网+”背景下数字旅游经济开发与运营模式探究

本文通过研究数字旅游经济开发与运营模式,发现其中存在技术与场景应用融合不充分,企业内部信息共享不完善,数字化转型成本和收益难以平衡,旅游数字化人才短缺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提出建立旅游科技创新生态体系,推动政企合作;拓宽融资渠道,降低数字化转型成本;开展数字化转型示范工程,探索可推广模式;培养旅游业数字化人才,优化人才培育机制等四个方面的策略,旨在提高“互联网+”背景下数字旅游经济开发与运营模式的创新性。     

高职酒店管理专业“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本文在分析“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内涵和特征的基础上,探讨了高职酒店管理专业实施“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的具体做法,结合我院酒店管理专业“订单式”培养的实践,对“订单式”培养模式的理论与实践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