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吾之老:明代官吏养亲问题探论

明代继承历史上官吏任职的地域回避制度,绝大多数官吏为官之地都远离家乡,由此造成"为官"和"养亲"之间的难以兼顾.在"以孝致忠"的政治文化背景下,二者之间的两难必须予以解决.移亲就养、分俸养亲和辞官终养三种措施就是明代官吏解决养亲问题的主要办法.     

存留养亲制度的确立、发展及影响

存留养亲制度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为了解决重罪犯人直系亲属年老、疾病无成人子孙照顾的社会问题而出现的一种刑罚制度。它实行的目的在于维护封建伦理道德。此制肇始于北魏,基本定型于唐朝,到封建社会后期逐步完善,形成了一整套相对独立的法律制度。     

古罗马前期刑事诉讼模式与动力探析

在古罗马的前期,犯罪行为按照“公犯”与“私犯”进行划分,与此相适应,刑事诉讼程序也被区分为基本的两类,即“公犯之诉”与“私犯之诉”。本文以两类诉讼制度、事实为根据分析了古罗马刑事诉讼的动力和诉讼模式的特征,以期对我们今天在不同的诉讼制度之间进行选择与取舍起到一些借鉴作用。     

论网络环境下的知识产权犯罪

在当今信息时代,网络知识产权纠纷和侵权比较突出,网络知识产权犯罪由此产生。侵犯网络知识产权(犯)罪是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一种,包括网上侵犯著作权犯罪、网上侵犯商标权犯罪、网上侵犯专利权犯罪和网上侵犯商业秘密犯罪。它具有区别于传统侵犯知识产权罪的个性特征,给知识产权犯罪理论、立法和司法带来了挑战。     

论颜之推的孝亲观

颜之推认为子女孝德的养成,重要的是父母的威严和慈爱。他主张养亲,认为养亲才是孝的本义;他主张事君,但要求是以才事君;他反对续弦,认为这会破坏家庭和睦。他提倡薄葬,反对厚葬之风;反对厚死薄生。     

共同犯罪中止形态的问题研究

共同犯罪与犯罪中止是犯罪构成结构和犯罪过程中的特殊形态,二者并存时就产生了所谓的共同犯罪的中止问题。我国目前的犯罪中止理论是就单人犯罪而言的,实践中关于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往往引发颇多争议。本文通过借鉴国内外众多学说,从不同角度阐释了共犯中止问题。又从共同实行犯,教唆犯,帮助犯,组织犯四个方面具体的阐释了共犯中止问题在司法实践当中的具体应用。进而提出一些粗浅建议,望推动共犯中止问题的不断深入。     

情物对审中的人心偏取和多维整合——浅谈审美情感活动的特点

<正>当美感逃离了一般的人心感受,那一层罩在美学头上的光环也益发美轮美奂,在迥异于其他上层建筑的这种高雅理论研制的同时,我们更多地生出那份敬畏之心——美学,亲而难犯。在二律背反的     

论《唐律疏议》中的人情

我国古代社会,天理无非人情,王法本乎人情,重视人情是我国传统法文化的一大特色。受儒家文化影响,我国的传统人情有人之常情(以忠孝为核心)和人情世故两层含义。传统人情以礼为核心,和谐而又冲突:人情与法律的和谐,以不孝罪、留养制度和亲属相犯为代表,《唐律疏议》将之法律化,人情与法律相融合;人情与法律的冲突,以为亲复仇、恤刑和赦免为例,《唐律疏议》中有相异甚至是矛盾的规定。     

明代颁赐王历制度考论

比较存世的两种明代大统历日,可确定其多数为普通民用历日,另一部分应属亲王用历,即王历。明代颁赐王历制度可以从王历之意义、颁历方式、王历使用者身份三个方面进行审视。明代颁赐王历制度之建立,当基于洪武封藩之政治理念。王历使用者,最初定位为亲藩阶层。颁赐王历之意义,可由《大统历》历注制度体现,它进一步区分选择活动等级,强化了统治秩序,给予亲藩阶层极高的待遇。明廷颁赐王历,设有专门的王国受历礼仪、使节之制。洪武以后,明廷推行削藩政策,亲藩地位日益走低,相关政策渐次出现调整:王历规格相对降低,颁赐方式有所简化,王历使用阶层扩大。     

关于完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的思考

未成年犯罪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的问题,如何处置未成年犯是世界各国研究的重要课题,其中社区矫正是目前普遍认为处置未成犯的最佳选择。我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在实践中还存在诸多问题,本文就如何完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提出了浅显建议,希望未成年犯能够接受到更加科学合理的社区矫正,顺利回归社会。     

清代精神病人管制措施考述

精神病人是一个特殊的社会分子 ,因其丧失理智 ,故不免有时损毁器物、杀伤人命。为了防止此类案件的发生 ,清政府采取了所谓的“报官锁锢制”。按照这一措施 ,在精神病人患病后 ,其家属要报明地方官 ,令其亲属严密看管。起初 ,清政府对精神病人犯罪采取宽容的态度 ,甚至杀死人命也不加追究 ,但在乾隆时期 ,其对精神病犯人的政策变得越来越严厉。最后不仅杀死多命之疯犯要被判处死刑 ,就是因疯捏写“逆词”之犯也要被判处死刑。     

我国环境刑事立法中应规定危险犯

我国刑法将绝大多数环境犯罪规定为结果犯,即要求造成重大损失、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情节严重才构成犯罪。然而从环境犯罪的特点而言,行为人只要着手实施其行为,就会对环境产生现实的或潜在的危害,而这种危害通常具有不可逆转性和潜在严重性的特点。[1]因此,刑法应在环境危害结果发生之前介入,即对危险犯进行处罚。     

新型犯罪“洗钱”的历史和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一方面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但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一些新的犯罪诱因,贩毒走私、黑社会性质犯罪死灰复燃,犯罪的有组织化程度有很大提高,国外犯罪组织加强渗透,从而导致了新型犯罪——洗钱犯     

商代亲称区别字若干问题研究

目次一商代亲称前的数字问题二商代亲称前的大、中、小问题三商代亲称中的"高"与"毓"四结语简单而言,亲属称谓是指那些反映人们亲属关系的称谓,如祖、妣、父、母、兄、弟等一系列基本称谓。商代亲属称谓前的区别字意义重大,它和亲称共同规定了成员的家族乃至社会角色。然而,对于区别字问题,此前学者虽已有很好的讨论,但仍存留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试论三阶层的可行性

当今世界各国,犯罪论体系主要有三种代表性模式。一是“三阶层”体系,即构成要件该当性（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即采用该模式;二是“双层”体系,即将犯罪成立条件分为犯行与犯意,然后讨论抗辩事由,如美国即采用该模式;三是“四要件”体系,即将犯罪构成条件分为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     

制度嵌入性视角下旅游者的亲环境行为分析

本文从制度嵌入性视角分析旅游者的亲环境行为,发现无论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都会对旅游者的亲环境行为产生限定范围与边界、影响方向、限制理性程度等方面的影响,且制度嵌入的强度越深,对旅游者亲环境行为的影响越大.制度嵌入的强度既可能与旅游者的亲环境行为呈正相关,也可能存在负相关关系.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对旅游者亲环境行为...     

清代军流犯与小押

在清代,军流犯经营小押的现象十分普遍。在配军流犯经营小押,同清代流放制度及当时的社会条件密切相关。清代流放制度的变革为军流犯经营小押提供了前提条件;小押的行业特征对军流犯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军流犯之间、军流犯与当地黑势力、地方政府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关系网,这个网络为军流犯经营小押提供支持;地方政府采取"疏纵"策略来防止军流犯逃亡,为解决其生计问题,对军流犯从事灰色行业采取默许态度。     

走私犯罪的预防与控制对策

走私犯罪案件的司法实践面临执法困境。应当借助刑法总则中关于“连续犯”的构想,设立“徐行犯”打击“蚂蚁搬家式”的走私行为;同时,着重对单位犯进行资格刑配置,“限禁或剥夺业务活动”;改变走私犯罪“数额犯”的立法模式,引进“逃税比例”作为定罪量刑的另一标准,从而使走私罪成为“数额犯”和“比例犯”的统一体。     

未成年人犯罪的成因及从宽处罚制度--以刑法修正案八为切入点

未成年人犯罪已成为我国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犯罪人数逐年上升,还呈现低龄化、暴力化等危险趋势。针对这一严峻形势,我国也采取了各种措施和对策,我们固然要从源头上控制未成年人犯罪,这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与成年犯相比,未成年罪犯的犯罪恶性相对较浅,心智结构尚不健全稳定,因而具有很大的可塑性。本文结合刑法修正案八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最新修改,以此表明国家对未成年人犯罪从宽处罚的政策以及对失足未成年人的关怀。     

杨廷理年谱（下）

正月，妾苏氏生子立旭。时疥疾初愈，遂举债治装。七月初一，起程赴闽。次儿立元请侍行，以“报国从来拼一身，四行万里更谁亲”止之。沿途经黄浦、罗浮，月内至厦门。八月十五日，在老陇道上。遂抵福州，交纳咨追款项，并向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