瞎子阿炳和《二泉映月》

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之 际,我国政府向前来参加国庆观礼的国际友人赠送的礼品中,有一件不引人注目的小礼品——二胡独奏曲《二泉映月》的唱片。很快,这首具有浓郁民族色彩的乐曲在亚洲、欧洲、美洲的许多国家不胫而走,日本、美国、意大利、法国的一些乐团纷纷将其改编为配乐协奏曲,多次公开演奏。 毛泽东主席一次在上海听了著名二胡演奏家项祖芬演奏的《二泉映月》后,高度评价说:“它具有浓郁的民间风味,很好。”并当即指示:“要继续发扬光大。     

我所了解的罗君强

1940年3月29日,汪伪国民政府开张,其编制大致与重庆国民政府相似,只是把原来的中央政治会议改称为“中央政治委员会”(简称为“中政会”),汪精卫以“国民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长”身份任“中政会主席”,周佛海为“副主席兼秘书长”,陈春圃及罗君强为“副秘书长”,下设“秘书厅”,由罗君强负实际责任,直到1944年春天他出任“安徽省省长”时,始改由“副秘书长”赵尊岳接办。我是1940年4月1日经人介绍面见罗君强的。     

我所了解的卡扎菲

正卡扎菲的特使出现在阿拉法特身后1970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访华,乘机抵达北京首都机场。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站在舷梯上,向迎接人员招手致意。突然,身后出现一位陌生人。阿拉法特走下舷梯,向前来迎接的中方领导人介绍,这位是贾卢德少校,来自利比亚,他奉卡扎菲之命前来     

我所了解的孔从洲

孔从洲同志是原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的第二代主要领导人。在长期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中,在我党的帮助和领导下,他由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转变为我党我军优秀的高级指挥员。1959年8月,在孔令华、李敏同志完婚时,毛主席会见了孔从洲同志。毛主席指出：“西安事变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把内战变成抗战。杨虎城是一个民主主义者,是爱国的。杨虎城部队和我党的关系前前后后不断,时间是比较久的,前有魏野畴,后有南汉宸。共产党给国民党办干部学校还是不多的。抗日战争时期,三十八军是我们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典范。…     

我所了解的牛得草

1982年春,牛得草率鹤壁市豫剧团前往牡丹盛开的山东省菏泽市演出。当时,我在鹤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任文教秘书,随同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宋华亭、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奉提等领导同志,去菏泽看望剧团的演员,因而有机会与牛得草相识。1984年,我被任命为市文化局副局长,分管文艺工作,对牛得草有了更多的了解。[第一段]     

我所了解的柯庆施

我1960年春进上海解放日报社时,开始尝试写些杂文。八届十中全会于1962年召开后,我根据全会精神,特别是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精神,撰写了一批杂文,有的发表在《朝花》上,有的发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副刊上。     

我所了解的柯庆施

<正>我1960年春进上海解放日报社时,开始尝试写些杂文。八届十中全会于1962年召开后,我根据全会精神,特别是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精神,撰写了     

我所了解的尹先炳

正齐心在《我的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一文中写道:1940年底……我们赴延安的一大队人马(包括八路军前方总部一部分人、一一五师、一二九师团以上军政干部、一队日本俘虏等)由野战军掩护。队伍临时指挥部政委是陆定一,司令员是尹先炳(一二九师旅长)。后面又写道:一次我们正准备进一个村子,敌机忽然轰炸了那个村子,接着敌人步兵就抢占了该村,尹先炳司令员机智地指挥我们绕过村庄上山脱险,山上刺骨的朔风钻进我们的毡军帽,像针扎一样,但我们又一次避开了敌人。     

我所了解的陈伯达

“文化大革命”前,陈伯达曾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分管国家计委研究室,而我当时任研究室副主任,主持工作,所以在工作和生活中与陈伯达交往颇多,对其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所作所为和为人处世的情况甚为了解。     

我所了解的盛世才

1942年夏,蒋介石在兰州会见文武大臣,计议军机大事.据贺耀祖(国民党政府军委会侍从室主任)透露:是讨论两件紧急事件,一是云南滇缅公路被切断后,美援军资被阻,拟议假道苏联通过新疆边境转运,讨论派人试探其可能性.二是解决新疆盛世才问题.     

我所了解的圣约翰大学

圣约翰大学是旧中国一所著名的教会学校,它建在中国的土地上,却在美国登记注册;买办、富豪的子女受的是西化教育,校长美国人却精通中文,以穿长袍马褂、拖着长辫子自诩……这所“中西合璧”的学校是如何教育学生的?细读《我所了解的圣约翰大学》,会为你找到答案。     

我所了解的西藏教育

我所了解的西藏教育强俄巴·多吉欧珠我是一个旧西藏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西藏民主改革以后,我又从事教育工作多年,现在担任西藏教委副主任的职务,对西藏过去和现在的教育状况都比较清楚。结合我自己的实际,谈一谈西藏教育的过去和现在,谈一谈西藏近几十年来教育的巨...     

我所了解的贾子和先生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贾子和先生在延津可谓是一位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人物,在豫北一带也有较大的影响。他毅然从旧营垒中“杀出”,走上革命道路,不屈不挠,义无反顾,相继担任冀鲁豫军区第九军分区延津抗日自卫团团长、卫河抗日游击队第二支队司令和第四军分区第十四团团长,冀鲁豫区四专署参议,延津县人民委员会委员、常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委员,延津县文化馆馆长等职。     

我所了解的邓季宣先生

（一）邓季宣先生是安徽教育界的重要一人,曾任安庆高级工业学校校长、宣城师范校长;抗战时期,任国立九中总教导主任兼高中第一分校校长,九中代理校长;九中校长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陈访先,常年居重庆,从不到校办公,任邓季宣先生代理校务。     

我所了解的遇罗克冤案

1980年6月《新时期》第四期刊登了我写的《逆风恶浪中的雄鹰──遇罗克》一文。随后,《北京日报》又全文登载这篇文章。凭心而论,写这篇文章完全是出自内心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义愤。近二十年了,写文章接触到的那些触目惊心发人深思的材料,至今仍历历在目。遇罗克母亲的一封来信1978年11月15日,我在《光明日报》发表《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第一个为《海瑞罢官》平反。文中在批驳“四人帮”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没有冤案”时,写了这样一段话：“冤案就是你们这些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制造的,今天我们就…     

我所了解的曹聚仁

曹聚仁先生是现代著名作家、记者和学者。抗日战争爆发的前数年,他只有30余岁,已经是上海的名作家、名教授了。那时候郑振铎出任上海暨南大学文学院长,罗致了不少的名作家、名学者在那儿当教授,曹聚仁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位。我只有20出头,便很喜欢拜读曹聚仁先生的杂感文,觉得篇篇都隽永有味。     

我所了解的先父吴国才

先父吴国才，字育民，1920年出生于河南省遂平县一个佃农家庭。     

我所了解的邵循正先生

2009年是邵循正先生诞辰100周年。我感到当前即使在文教学术界,特别是在青年学子中,知道邵循正名字的,恐怕已经为数不多了。可是在三四十年前,邵先生却是一位在国内外很著名的大专家、大学者。     

我所了解的陈再道将军

陈再道将军离开我们已经五年多了。他是一位无限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老红军战士,是在长期革命战争和政治风浪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人民英雄。作为老同志的楷模,他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在革命事业中敢于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以及他爽朗的性格,乐观幽默的音容笑貌,至今仍在我的脑海里铭刻不忘,愈加鲜明。     

我所了解的亚太和会

正《百年潮》今年第4期刊登了吕宛如同志的《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一文,读后引起我强烈共鸣,不由勾起我访问会议参加者萧向前、王效贤、吴学文及丁民、周齐、刘志刚等老前辈时的难忘记忆。他们所谈的会议情况很全面,很有价值,现撰文作一介绍,供研究者参考。毛主席、周总理亲自领导1952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三周年的庆祝典礼正在进行,天安门广场50万人聚集,毛泽东、朱德出席了阅兵仪式并检阅群众游行队伍。天安门城楼观礼台上,除了来我国访问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泽登巴尔及政府代表团、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