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印度史学的谱系和趋向

<正>在新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李剑鸣详细探讨了19世纪末以来欧美史学的引入对中国史学传统的挑战,以及由此引发的当代中国史学家的“话语权焦虑”。⁽(1)) 这也促使我们去关注当代其他非西方国家的历史学家们是如何撰写历史,特别是他们自己国家的历史,考察他们是否也和我们的历史学家们一样面临话语权焦虑问题。不过,恰如当代著名印度史学家罗米拉·塔帕尔在一篇纪念《经济和政治周刊》创办人萨钦·乔杜里(Sachin Chaudhuri)的文章中指出的,     

试论威·阿·威廉斯的美国外交史学(下)

威廉斯的经济命题同占据美国外交史学论坛的权威史学家的传统说法大相迳庭。他们所谓美国制订外交政策的依据之多可说是五花八门,车载斗量。有的说美国外交政策有六大基石(37),有的说有十一基础(38),有的说有五个目的(39),有的说有九个“力量和因素”(40)。至于美国扩张政策的目的更是天南地北,光怪陆离。有的说是为了实现上帝的意旨(41),这是神圣的使命(42)、显明的天命(43)。有的根据地理概念,认为扩张是为了保证国家安全(44),为了容纳不断增殖的人口(45)。有的根据种族优秀论(46),认为扩张是一种责任(47),是一种“白人负担”(48),     

民族主义及其需要制造对立面的心理根源

美国著名心理史学家兼精神分析专家洛温伯格教授在文中探讨了与民族主义有关的心理问题,其中两个要点似乎很值得赞赏。其一,民族主义有着深刻的心理根源,甚至说它扎根于人自婴幼儿时期便具有的本能也不为过;其二,民族主义由划分“我们”与“他们”而来,是相对于“他们”的存在而存在的,因此有树立对立面的心理需要。但这仅是一方面。文中还指出了问题的另一方面,那就是超越狭隘民族主义,实现民族间和睦相处是可能的,这就需要运用高度的政治智慧,需要互相协商妥协和耐心等待。[编者按]     

历史研究与计量化初探

国外将数学方法引入历史学研究领域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了。今天,历史学家特别是新一代历史学家对定量分析不再抱有抵触情绪。他们所关心和争论的已不再是数学方法是否有用,而是数学方法如何应用的问题。由于历史学是社会科学诸学科中应用数学方法的后来者,大多数计量史学家往往采用一种“拿来主义”的方式借用其他社会科学应     

清教主义与美国民主

受美国“敬祖”学派历史学家的影响,一些中国学者认为,在美国,清教主义是与民主联系在一起的。事实上,这只是一个流传了很久的神话。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起,边疆学派和进步学派的史学家们便不断地打破这个神话。艾德蒙·莫根指出：“新英格兰的清教徒们在当今的声誉并不好。任何渴望达到一定深度的著作家或评论家都注意对他们的批判。无论是激进的还是保守的,都标榜自己反对清教主义的作法。”①当今各派史学家们所反对的清教主义作法,正是那些与民主格格不入的东西。本文将从历史的角度说明清教主义与美国民主之间差距甚远。一、美洲…     

罗斯福是否有自己的经济理论——读罗斯福“新政”史札记之二

战后以来,特别是到50年代,美国历史学家一般都认为,罗斯福总统没有经济理论。研究美国改革运动的著名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德的说法是较有代表性的。他说罗斯福对经济学所知甚少,他没有确切的纲领或基本理论,他的“新政”立法几乎全是政治压力逼出来的和即兴之作。罗斯福的亲密顾问弗朗西斯·袖金斯也相信罗斯福对经济学所知甚少,没有读很多经济学著作。到70年代,仍有些史学家认为罗斯福“较喜欢满足于常识和直接任务”,“无力更深入地探索并提出少数基本问题”,“不能形成一种连贯而可行的政治哲学”。根据丹尼尔·R·富斯菲尔德对罗斯福经济思想相当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得出这些结论,是由于没有研究过罗斯福图书馆中大量的通信及其他文件、罗斯福的丰富藏书和他的一些最亲密顾问提供的证言的原故。他     

杨生茂教授与中国的美国史研究

中国与美国的交往始于18世纪末,迄今已逾200年。中国人对于美国的了解和认识,随时光推移而不断加深;对美国历史、社会和文化的研究亦已成为中国世界史学科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部份。这一方面得益于中国走向世界、中美交往频繁的时势的推动,另一方面与老一代史学家多年来的艰苦劳动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南开大学世界地区国别史专业博士生导师杨生茂教授即是这些老一代史学家中的一位。其实,杨生茂教授的学术领域是十分宽阔的,他     

宏大叙事的缺失与复归--当代美国史学的曲折反映

史学“碎化”是美国史学重建中面临的一大难题。史学“综合”是大多数美国史学家的心愿,但也有史学家提出,关键并不在于史学“综合”,而在于重建史学的宏大叙事。关于宏大叙事的各种解读有助于我们理解史学中的“宏大叙事”。美国史学中的宏大叙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曲折反映。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二战后的美国史学出现疏离宏大叙事的趋势。史学家们惊叹宏大叙事的缺失,呼吁和设计宏大叙事的重建与复归。当代美国史学宏大叙事的重建面临种种难题。这些难题从理论上讲是由于宏观社会理论的缺失与后现代理论的瓦解作用造成的,这是当代西方史学乃至整个世界史学需要直面的问题。而宏观社会理论的缺失、后现代理论的产生与宏大叙事的缺失一样都可以追溯到更深层的社会历史根源。关于美国历史的宏大叙事的前景如何,只有将来的美国史学家能够回答。     

美国西部牧区的“赶拢大会”

在美国西部史论中,有两个专门术语：“赶拢”(Roundup)“长途驱赶”(Long Drive)。两的产生,都与美国内战后在其西部兴起的“牧牛王国”有关。它们都是“敞开”放牧区(Open Range)的产物。美国史学家对“赶拢”和“长途驱赶”在西部开拓中的作用都极为重视。     

美国著名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教授访谈录

按语 唐纳德&#183;沃斯特（Donald Worster）教授是美国最有影响的环境史学家之一,现执教于美国堪萨斯大学。他著述颇丰,迄今为止已经出版了11本著作,他刚完成的关于约翰&#183;缪尔的传记,也将于年内出版。沃斯特1971年从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81—1983年曾任美国环境史学会主席,从1984年起一直担任剑桥大学出版社“环境与历史研究”丛书的主编,可堪称环境史这一领域的奠基人之一。他于2004年被美国环境史协会授予杰出成就奖。     

美国经济史研究的新动向

“经济史正经历着一场静悄悄的革命。20年前,新经济史学家决心表明经济分析甚至能适用于对遥远的时间与地点的研究。他们希望以这种方式使一个枯燥无味的专业能进入主流经济学。但最近,经济史学家已开始对经济史学科采取更为肯定的态度。他们捍卫特有的历史研究方法,鼓吹为理解现实问题而研究历史的必要性。这些发展是与对经济生活中制度和文化的重要性的重新评价紧密相连的。与具有‘反理论’倾向的老牌制度主义相反,新方法运用了各式各样的     

考古类型学的诞生与发展——考古类型学系列研究之一

英语“类型”(type)一词来自希腊语“typos”,意思是“一击”、“击打留下的痕迹”、“图像”、“模式”等。“类型”(type)一词早期多用于基督教和建筑学,而对该词最早的解释出现在19世纪上半叶的法语建筑史词典中。法国建筑史学家夸特莱梅勒·     

和而不同——我与美国著名史学家柯特勒的交往

一斯坦利·柯特勒(Stanley I.Kutler)退休前,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美国史与美国制度的讲座教授,著名的历史学家特别是法律史学家。他也是《美国历史评论》(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杂志的创建者,并长期任其主编。他还曾是约翰     

60年代美国对中苏冲突事件的观念演变及其对华政策

20世纪 5 0年代 ,美国一心想分化中苏同盟 ,争取中国脱离苏联 ,学术界对此早有研究 ,但 6 0年代 ,当中苏分裂真正发生后 ,美国却逐步改变了对这一事件的看法 ,这是被史学家们忽视的问题 ,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对中苏分裂事件的观念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肯尼迪政府执政之初曾短暂地认为 ,美国争取中国脱离苏联符合自己的利益 ,并于 1 96 2年底提出过所谓对中国“微开门”的方针。但进入 1 96 3年后 ,美国决策者开始挑选自己的“头号敌人” ,最终他们错误地选择了中国充当这一角色。 6 0年代美国民主党政府之所以未能跨出对华政策的关键一步与其对中国的偏见是分不开的。     

史家之传

史家之传邵燕祥（作家、诗人）我眼前这四本传记,传主都是史学家。区别只在两本是自述（何兹全、傅振伦）,两本是家人、弟子撰述（顾颉刚、谭其骧）。我想,这一套丛书续出时当不限于史学家,但以他们的传记打头,当作示范,是亮出“真实”这一标杆：绝对不是纯属虚构的...     

东西方“史学之父”之比较研究

希罗多德和司马迁是世界历史上久负盛名的两位史学家。希罗多德(前484—前425年)是古希腊的第一位历史学家,西方史学的奠基人,被誉为西方“史学之父”,其《历史》是西方史学界公认的第一部名副其实的历史著作。司马迁(前135—前93年)是我国西汉时代的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是中国的“史学之父”,他穷毕生精力完成的《史记》奠定了我国纪传体史学的独立地位,是我国第一部具有世界影响的历史巨著。他们都是“创立历史研究的模范”犤1犦,无论就他们对东西方史学的贡献,或者就他们各自对后世的影响而言,两者都是完全可以相互媲美的。生平比较…     

美国教育史学中的“修正派”

美国教育史学中的“修正派”出现于 2 0世纪 6 0年代。美国学术界一般认为修正派大体可以分为两类 :其一是以贝林和克雷明为代表的温和修正派 ,他们通过扩大教育史的研究范围来修正以学校为中心的教育史研究传统 ;其二是以凯茨等为代表的激进修正派 ,他们揭露了美国公立学校的黑暗面 ,向以往的教育史研究提出了挑战 ,代表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 ,但其自身也面临种种问题。对美国公立学校的历史作出公正的解释 ,这是修正派史学家面临的最大挑战。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新右派运动初探

新右派也被称为“新右派联盟”或“极端保守主义右派”,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在美国社会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它以保守主义知识分子为核心, 中产阶级和蓝领工人为主体,以“新生命,亲家庭,亲社会,亲美国”为基本政策,在对老右派发展的基础上,逐渐成为美国政坛的一匹黑马。新右派不仅对六七十六代的美国社会作出了贡献,对此后美国的政治,经济,化等诸方面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由于传统社会学家和史学家对其重视不够,因此,中国史学界对于新右派的论几近空白,所留遗案颇多,针对这种现象,配方结合时代背景,力图较为全面地恢复新右派的历史面目。     

纳粹青年追随者的心理历史渊源

彼得·洛温伯格(Peter Loewenberg),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历史系教授,美国著名心理史学家,主要研究领域是欧洲近代史,在心理史学理论方面也颇有建树。洛温伯格是《美国精神分析学会学报》、《历史学家》和《心理史学评论》等杂志编委会的成员。主要著作有《解开往昔之谜:心理历史学》等。他不仅是科班出身的历史家,而且还是一位接受过正规训练的精神分析专家。 此文是以精神分析观点解释人类群体历史现象的一篇代表作,所探讨的问题是德国纳粹之所以能够上台的一个重要原因。作者认为,希特勒上台是与众多德国青年的支持分不开的,他称追随希特勒的这个青年人群体为“纳粹青年人群”。这些人童年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度过的,不仅遭受饥饿的困扰,而且由于父母去打仗和做工而缺乏父爱和母爱。根据弗洛伊德学说,缺乏父爱母爱的儿童会产生焦虑、自卑,耽于幻想,缺少安全感和对挫折的耐受力,儿童生来就有的破坏性也随之加剧并导致易于倾向暴力。这些就是童年的创伤给“纳粹青年人群”形成的“固结点”。当他们渐渐成年步入社会时,又遭到1929年开始的经济大萧条的打击,新的创伤使他们的心态“回归”到早期阶段即童年时形成的固结点。于是他们在希特勒身上找到了幻想已久的可敬畏的父亲般庇护者的形象,在纳粹组     

试论塔夫脱的国内政策

美国第27任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不仅以推行“金元外交”而闻名于世,其国内政策亦颇具特色。但这一点长期未受到国内史学界应有的重视和研究。部分原因在于,塔夫脱一向被认为是一位保守的总统,①至少是“与保守派站在一起的”,②其国内政策“成就平平”,不屑一淡。国外一些史学家也持有类似的观点。相当一部分美国史学家都把塔夫脱划入保守派之列,③多认为塔夫脱的国内政策“毫无建树”、④“儿无成功之处”。⑤塔夫脱究竟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其国内政策是进步主义的改革措施还是落后的保守施政?如何评价其功过?这些问题尚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这对全面而客观地认识进步主义运动很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