缝衣针、蚊帐和尼克松红烧肉

正当你已忘记昨天镣铐的时候,往往就会罪恶地诅咒今天看似平常,却来之不易的自由。从"文革"时期的监狱出来这么多年了,下面这几件事情,对我而言,恍如昨天,记忆犹新。铁棒磨成针大家知道,"铁棒磨成针"是勉励人们做事要有恒心的寓言,很少有人会相信它是真的。然而,在"文革"时的广西象州看守所,我却亲眼目睹了"铁棒磨成针"的现实。"文革"时的象州看守所的犯人,多则关了五六年,少的也有一年半载。大多数犯人的     

文革后期中学生活忆述

我经常想,如果会写剧本,把文革后期的见闻写出来,肯定比眼下的某些影视剧更有意义,因为这些作品有意无意中把当时的混乱程度夸大了。就我学习和工作过的河北省新河中学来看,最混乱的是文革初期的两三年,后来就渐渐平静了,虽然其间有过反复,但并不像影视剧中描写的那个样子。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感到一种责任,应该用＂实录＂的方式记下当年的一些东西,让年轻人了解一段真实的历史。     

父亲胡耀邦为何称赞张治中的独立人格

何为人格,何为独立的人格？这是不易说清的问题。我认为。独立的人格,就是个体性强烈表现出来的特殊性,但并未超出所属群体的共性。群体可能是狭猫的,也可能是广泛的,代表的群体越大、越普遍,独立人格的价值就越大、越高尚。很多时候,有独立人格的人反而被群体认为是异类,他们的命运往往和群体的命运有很大的不同。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提到的那些典型人物,大概就是这类人物。在今天的民主社会中,这类人物也将会越来越多。我的理解可能是表象的,近日读了《张治中回忆录》,让我想起父亲耀邦同志在“文革”期间对张先生独立人格的回忆,加深了我对“独立人格”的理解。     

走出乌托邦:秦晓讲述文革亲历

文革之初 “文化大革命”给我的第一个信号,就是《人民日报》批“三家村”的那篇社论,火药味很浓. 一开始在中学也就是批判校领导、反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这些事.四中校文革(“校文革领导小组”的简称)是学校领导垮了以后成立的,工作组进来又重新改组了.校文革是选出来的,孔丹是主任,我和薄熙永(薄一波之子)等是副主任,各年级都有代表做委员.付洋、付亮(彭真之子)也在我们学校,我跟他们兄弟俩不是很熟,不过,我们也没有觉得父亲出事了,他们就怎样了,我们对他们还挺好.     

我眼中的邓颖超大姐

1966年“文革”暴风雨骤至,我一夜之间变成“牛鬼蛇神”。此后几年我和周恩来同志、邓颖超大姐即割断了一切联系。倘若在平常的日子,每年我们都会有三五次去探望他们,在会议或工作上的接触还会多一些。“文革”期间,从     

我所了解的“安展”及油画《毛主席去安源》的创作

《毛主席去安源》油画缘起于一个特定的展览从“文化大革命”经历过来的四五十岁以上的北京人也许还会有印象，1967年到1969年，位于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革命博物馆一直开放着一个展览，门口广告牌子写着展览的名称：“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了安源工人运动展览会”（以下简称“安展”）。每天成群结队的观众，胸别毛主席像章，手持“红宝书”，有的还戴着红袖章，不断地从博物馆的大门涌进涌出，成为“文革”初期天安门前一处引人注目的景观。那时我是这个展览的负责人。这个展览的筹备过程大致是这样的：“文革”开始时，我是中国人民大学…     

“文革”中的李敏和毛泽东

李敏是毛主席的女儿。1964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来到国防科委机关任参谋工作。自此,我们一直共事了十多年,都没有离开过这个机关,其中有十年是在“文革”的岁月中度过的。李敏在“文革”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我对李敏的认识也是从“文革”前后开始的。“文革”之后,李敏和我谈起她从学校到国防科委机关后的这一段工作经历,使我对她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     

阿嘉的乡愁

90年代我身边就有朋友去新西兰了，当时有最早的移民机构去我老婆单位做宣传，有个朋友就去了。他是去做劳工，会点手艺，去干苦力活儿的。我们这代人青春期赶上“文革”，都没好好受过什么教育，我就会个“来是come去是go，点头yes摇头no”，其他一句英文都不会了。     

“文革”中北京第一起打死人事件

每一个经历过“文革”的人,都有对那个时代的个人理解。今天写“文革”,绝大多数人都把自己说成受害者,鲜有人站出来承认自己曾加害于人。本文从北京女中学生的视角,回忆了“文革”中北京第一起打死人的事件。审视历史,反思既往,但愿“文革”这样人为的灾难永远不再发生。     

编读往来

1有问必答问我是贵刊的老读者了,在收到今年第10期杂志后,发现了一个问题:我从第9期的封三预告上得知第10期将会做"西湖申遗专题",但是第10期杂志出来做的是"解     

在中央文革办事机构的见闻

调入中央文革办公室李宇锋(简称:李):您是什么时候调入中央文革办公室的?李传俊(简称:俊):我是天津人,长在北京,1962年2月入党,大学文化程度。1966年8月我在北京军区装甲兵部队任机要参谋,总政通过北京军区调我到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后改为办事组)工作。那时,军委三大总部和军事院校搞运动,所以总政只能从野战部队调干部充实到中央文革办事机构工作。从全军各部队调来的有宋伟、田会贞、高长山、张根成等,包括记者站记者     

墓地里的中国

4月3日晚上,我看到贾樟柯发的第1966条微博。他回忆了自己家人在“文革”中的惨痛经历：“文革开始时,我奶奶被勒令24小时内离开县城回乡下扫马路,因为她是地主婆。我大伯入狱8年,期间自杀未遂,因为他是地主的儿子。我舅舅被村干部毒扣‘后被发现死于一口井中,死因至今是迷。历史不会被遮蔽,了解文革,了解中国,让我们从了解自己的家庭开始!”     

文革荒唐事：孙子斗奶奶

凡是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恐怕对当时的阶级斗争都有些记忆。我正好是“文革”爆发那年出生的，长大后在村里上小学，不仅对阶级斗争记忆犹新，而且还亲自经历了“文革”后期的种种运动。     

文革荒唐事:孙子斗奶奶

凡是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恐怕对当时的阶级斗争都有些记忆。我正好是“文革”爆发那年出生的，长大后在村里上小学，不仅对阶级斗争记忆犹新，而且还亲自经历了“文革”后期的种种运动。     

朱德、刘少奇：中南海里的好邻居

1953年夏天，我的母亲朱敏从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毕业后，立即返回祖国。不久，我在新中国的首都北京降生了。为了让母亲尽快投身教育事业，为刚刚摆脱战乱的人民共和国培养师资力量，外公朱德有意把我留在身边。从孩提时代时到“文革”初期，我便一直生活在中南海。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外公和刘少奇两家是邻居，不仅大人相敬如宾，孩子们也成了好朋友。     

想起了方方同志

方方同志是“文革”前中侨委领导下基层最多、最深入的一位,比许多司长都多。且不会拿上头的大政策居高临下训人,而愿意和下面的干部探讨问题。“文革”后他不在了,那几年我每到国务院侨办开会就会蓦然想到他,因而有一份无所归依的失落感。     

遇罗克·出身论·中学文革报

我在文革开始时是高中的学生,对政治的无知及对真理的幼稚向往。使我从文革一开始就卷入了一场围绕家庭出身问题而产生的风波。一系列的巧合又导致了《中学文革报》的诞生,发表了遇罗克以“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名义所写的、包括《出身论》在内的一系列文章。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不小的震荡。从1980年起,有关《出身论》和《中学文革报》的记述在中外报刊文献上虽时有所见,但多出于局外人之手,传讹疏漏自然难免。今撰此短文,供有兴趣者参考。     

捍卫闲暇,但不妨被利用

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较多的闲暇?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也能显示出时代的变迁。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一个军事院校里工作,突然发觉已经很久没有晚上开过会了,即便在这以严格和忙碌著称的军校,工作的八小时以外也都是属于自己的了。而这在"文革"中几乎是不可想象的,那时人们晚上、周末也往往都要无可逃避地参加政治学习、开批判会、参加阶级斗争,或者组织义务劳动,人们没有自己真正放松的闲暇时间。于是,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文革"真的在我的生活中结束了,这甚至意味着一个不断强     

大伯父陈仁炳

正大伯父陈仁炳是我继父陈公绰(陈仁宽)的大哥。1979年大学二年级暑假,我和同学结伴去上海旅游,第一次见到他。我也是第一次见大伯母,比照片上显得憔悴落寞,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见到大伯父第一印象是瘦高,稍稍躬背,身体前倾。他那时70岁,思维清晰。当时他尚未恢复教授职务,给我的印象是完全没有从文革年月走出来。"四人帮"粉碎已三年,文革的伤痛仍在灼烧。他谈得最多的是文革期间的遭遇。我     

我的“文革”经历与“红卫兵”

"文革"那年,我15岁,正在北京师大一附中读初中二年级。"文革"前的我,学业一直顺利。小学考上了北京第一实验小学,即原来的师大附小,中学考上了师大一附中,都是名牌学校。那时虽然也开始讲思想革命化,但学校里还是功课好的学生吃香。从家庭到学校,对我似乎只有一种要求,那就是把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