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法》的夭折

1950年7月,湖南邵阳地区土地改革开始试点,当时我在该地区负责青年团工作,地委派我参加邵阳县委,在县委统一领导下搞土改。从一个乡的试点到全县基本完成,除“复查”外,我参加了土改全过程。 经过近五个月（其中约一个月搞征粮）夜以继日的工作,到同年12月,完成了包括三个试点乡在内的四个区的土改,并已按计划向其余13个区的60个重点乡铺开了。     

重回马庄

亲眼目睹了狄村60年的巨变后,乘兴东行20里,去看马庄。1949年冬,我参加的当时太原市五区狄村行政村土改试点工作结束后,区委总结推广了狄村的经验,在全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我又被分配到马庄土改工作组,进驻马庄行政村。     

回忆周炳琳老师

我是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的,那时,周炳琳先生早已是北京大学的名教授了。但我入学后的第一学年内,没有机会同他见面,也没有机会听他的课,因为二、三、四年级同学和系里的许多教师,都参加了土改工作团,到广西土改去了。参加土改工作团的教师先回北京,参加思想改造运动,学生们晚回校,大约在1952年初夏才回到北京大学。     

我所走过的70年记者作家路

正1950年6月4日,是我17岁生日,那天,我从崇明中学考取南通地委党校土改训练班。通过党校2个多月的紧张培训学习,考试合格结业,我被分配去江苏启东县委工作队。因我从小喜爱作文,于土改工作之余,夜晚在煤油灯下写了几则农村生活的短稿,寄给县委办的《启东通讯》小报,稿件被刊用了。当时县     

我在增城五十年（中篇）

四、五年教育行政工作：1953年3月,增城的土改复查工作全面结束,全县八百多名土改工作队员重新分配到县、区、乡的机关、企业工作,我分配到县人民政府文教科任主办科员。     

我亲历毛泽东领导的三次土改

从1946年到1953年春季,我亲历了毛泽东领导的全国三次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共历时七、八年。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民族矛盾降为了次要矛盾,人民群众要求民主和平和国民党坚持独裁专政发动内战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党中央及时提出了实行土地改革的方针、任务。从1946年“五四指示”开始,在老解放区一亿多人口,约占全国四分之一地区实行了土地改革,这是第一次大规模土改。1947年9月,进一步实施《土地法大纲》,平分土地、土改复查,这是第二次或第二阶段土改。1950年冬季开始新解放区三亿多人口(约占全国四分之三)地区的土地改革,到1953年春全部完成,…     

关于土地改革的回忆

1945年夏初,河南省南阳地区的麦苗青青,长势良好。当时我是中南文工团的副团长,组织了一个土改工作组到南阳去参加土改。我任组长,组员有张凡(海默)、莎蕻、孙敦乐等。     

忆土改

大约是解放后的第二年——1951年秋天,11岁的我下午放学回家,发现隔壁家的墙上（村里少有的石灰墙）写了“农民一条心,黄土变成金”10个大字,村子另一头的一面墙上也写有“依靠贫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打倒地主”这些字。后来才知道这叫土改标语,是土改。工作队进村的标志——原来余湾要土改了。     

我经历的金积县“土地改革”运动

宁夏的“土地改革”（以下简称“土改”）工作分两期进行,第一期是1950年10月至1951年3月在群众基础较好的盐池县和宁朔县（今青铜峡市）进行土改试点工作;第二期是在总结上年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于1951年秋天至1952年4月中旬在全省除磴口县外的2市10县全面开展土改运动,我有幸参加了两期土改工作。     

我的右倾罪：青海农村调查

1959年7月,由庐山会议发起的反右倾运动,已经过去49年了。这场运动大大加剧了由大跃进引起的全国性大饥荒,造成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惨剧;也是继“反右派”之后,把阶级斗争由党外引入党内,进而导致文革历史悲剧的重要转折点。我当年由于工作的关系,也被卷人这一运动,成为“因言获罪”者之一,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华北难题”与土改“阶级斗争”——评胡素珊的“统治阶级论”

北方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历史环节.美国学者胡素珊在其关于土改的经验研究中,沿着“华北难题”出发推进了重要的一步,即从分析上区别了“统治阶级”与地主阶级,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了土改中“阶级斗争”的政治内涵.本文对其研究成果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批判的检视,指出其一般结论与具体考察之间存在脱节.胡素珊提出土改的政治意义在于推翻了乡村既有统治精英,却未能在经验层次真正落实到底是谁被革了命.就此而言,这一研究进路仍有潜力尚待发掘.     

我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再认识

“五四”运动已经过去将近八十年了。八十年来,无论是东方或西方、中国和全世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我国和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对我国政治、思想、文化生活起过并还在起着重大影响的“五四”运动,应该有一个再认识、再估价的问题。近年来,对这个问题我有过一些研究和思考,现在我想把我的一些观点和看法简述如下,供对此问题有兴趣的学者专家参考,欢迎提出批评指正。对“五四”运动的评价,我个人认为不应因袭过去的陈说,将“五四”时期的文化简单看作是“文白之争”或“新旧之争”,因为这两个概…     

跟随汪精卫逃亡的日子（下）

心惊胆战的逃亡之旅 我父亲走的时候跟我们说：“我到香港去。”他那时没有想到会公布密约,不知道高宗武已经把密约拍照下来。他说到香港去再想办法让我们过去。其实他也很茫然,并不知道怎样想办法。他走后,我母亲想带几个孩子也走,就去买船票。     

文艺界改正冤假错案的我经我见

我在“复查结论”上签字三天,便被调去中国文联负责落实政策 1978年12月8日上午,我在“右派”复查结论上签字,下午便去看望林默涵,这时他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秘书长、文联恢复小组(起党组作用)组长,是文联的一把     

康克清印象

1984年夏秋,我抽空去北戴河看望在那里休养的父亲张仲实。一天上午,父亲对我说：“康大姐也在北戴河,好多年不见了,我要去看她。”在中国谁不知道“总司令夫人”康克清!我陪父亲去看“康大姐”,几分仰视,几分好奇,因为我从来没见过“康大姐”。     

一副对联(汉族)

在滚滚奔腾的澜沧江西岸,有个寨子叫许家寨。许家寨生产队的许会计,家里土改时的成分是中农。许会计家共四口人,父亲、母亲、爱人和他。四人都是队里的头等劳力。庄稼人爱劳动,又会勤俭过日子,土改后生活一年比一年好起来。盖了新瓦房,还陆续添置了不少家具。那是在农村搞“四清”运动的时候,腊月间,许家生产队的“四清”已进入重新审查和补划成分的阶段了。一天,许会计的爱人从地里劳动回家,半路上碰上了“四清”工     

听大有镇给你唱一首冬天的歌

几年前,听到大学舍友自我介绍说：“我来自大有镇”。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大有镇这个地名。1月的一天,几个爱好摄影的同伴相约一起去拍雪景,也邀请了我。我问：“去哪儿拍？”他们说是去大有镇,我立刻应了。     

拜谒胡耀邦墓

1989年1月8日至3月13日,胡耀邦同志来南宁休养,住在西园饭店,我单独去看他和陪别人去看他,一共去了13次,随便聊天。看见他精神还和过去一样,还是每天读马列的书,不时还引用几句,在旧报纸上练毛笔字,和干部群众交谈,关心国家和群众的生活,只是晚上打打桥牌。3月11日我父去看他,他说：“13号我就走了,今天就算告别了,你不要再来送了。”我说：“您今年冬天还来广西吧？”他说不来了,并用两只手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很动情地连说三个北京见！北京见！北京见！3月13日他乘6次火车去北京,我和我的爱人还是到车站送行了,同时送行的…     

参加襄城县土改工作的回忆

我于1949年5月考入许昌专区干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共许昌地委土改训练班学习。在此期间,我学习了土改的政策、方法、工作步骤等知识,还聆听了地委宣传部部长纪登奎所作的土改工作经验报告和团地委、专区妇联的工作报告。学习结束后,我成为一名土改工作员,到襄城县三区参加土改运动。     

我在延安被“抢救”——回忆六十年前的一段往事

60年前,在延安整风的“抢救”运动中,事前没有任何一点迹象,莫名其妙地,我突遭边区政府保安处逮捕、关押,最终被“抢救”成特务,在监狱里度过了两年又十个月蒙冤含垢的生活,迄今也不能忘怀。事情已经过去整整60年了,我已是86岁的老人,但去见马克思之前,我还是想把这件奇闻记录下来,目的是反思历史,警示后人,类似这样的怪事不能再重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