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读物出版社的演变

通俗读物出版社的演变农友,向通“通俗”的成立和发展建国初期,在首都北京,曾有一个中央级的、以工农兵为出书对象的、专出各类通俗读物的出版社,它就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出版社之一──通俗读物出版社（以下简称“通俗”）。．“通俗”成立于新中国建立不久的１９５３年...     

“鞑靼模式”与“车臣道路”的比较

鞑靼斯坦与车臣共和国是俄罗斯联邦境内的两个自治共和国,它们曾分别于1990年8月和1990年11月提出了主权要求,但是其结果却有天壤之别。前者经过与俄联邦中央谈判,达成妥协,拥有很大的自主权,形成了联邦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的新模式;而后者却发展成为严重的政治危机,并升级为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造成了灾难性后果。本文试图分析：为何“主权之路”起点相近,其政治结果却截然不同?     

“黄城根”还是“皇城根”

北京的皇城根,是个很有名的地方。不仅有很多的历史传说,而且有很多的历史遗迹。但我近日到西皇城根南街办事的时候,却发现这里的所有地名标志,叫的都是“黄城根”,而不是“皇城根”。     

试论唐朝的“中国”与“天下”

唐代“中国”一词大体用于追述前代和议论当朝。唐代“中国”有地域、文化、民族及政权的含义,可以用来指代朝廷直接统治区域、中原为核心的地区或内地,是“天下”的核心或重要组成部分。唐朝“天下”一词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天下”指唐朝实际统治的范围即唐朝统一多民族的国家,这是唐朝“天下”的主要含义。此“天下”与“军国”、“邦国”基本同义,但各有侧重。“军国”最郑重,一般用于中央最高决策机构首脑的职掌范围;“邦国”更普通,主要用于官府和中央事务的层面;“天下”更广泛,一般用于中央和地方、官吏和百姓两方面事务的层面。广义的“天下”则指以“中国”为核心,以唐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狭义“天下”)为政治实体,包容其他国家的世界体系和政治秩序。     

记述“文化大革命”的三个认识阶段

郭鹏在《方志研究》1989年3期撰文指出,自八十年代开展新编地方志工作以来,在要不要记述“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1984年6月以前。几部出书较早的县志,如《万年县志》、《台安县志》、《呼玛县志》等,都不同程度地记述了“文化大革命”,总的倾向是写的比较细,尽管有不尽妥当的地方,     

秦“道”新证

秦朝确立了地方上设“道”对少数族群聚居区进行治理的制度。作为县级特殊政区的“道”,最初可能取义于政治文化引导的期望。“道”制是秦的军事扩张和郡县化过程中折中的产物。“道”除有以族属命名的方式外,也有以山川类地理实体命名的;道以下并非不设乡里,而是采取乡里机构与部落组织并存的形式。道的行政归属,在区划和民政上属于郡,在少数族群事务管理方面则属于属邦,实行中央与地方的双重管理;同时,实行“道”制的地区,由中央派遣官吏和部落君长联合治理,是为中国古代民族管理政策之源头。     

荣膺“吉尼斯世界之最”的王永庭和他的“卵石画”

王永庭是一个名人,是武汉市民进会员,他首创“天人合一”的万枚“长江三峡卵石微画”经专家考核论证,1998年荣膺“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央、省、市电视台,报刊杂志,展览馆,出版社几十次以“给石以生命的人”、“精美的石头会唱歌”、“华夏石画王’等为题作了专题报道。王永庭“石上画”已编     

“文化大革命”后期落实干部政策回顾（二）

“文化大革命”后期落实干部政策遇到的一大难题是政治历史问题的定性处理。虽然处理这一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审干时中央发布过政策规定,对受审查的干部都据此作了结论。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被批判为执行了“刘少奇的叛徒哲学”、“招降纳叛”,许多地方掀起了“抓叛徒”活动。这些干部的问题又被翻出来进行审查,也有些被查出了新的问题。     

“张大人花”西藏飘香

西藏对于大部分“老广”来说还是一个遥远神秘的地方，然而有一位广东南海人的名字却在广大藏民口中传颂了近百年。 他叫“张大人”。     

“志书”概念刍议

学者喜欢用“方志”一词作为所有志书的统称,然而,是否准确值得研究。传统地方志都是记述地方（地域）或地方（地域）之上事物的,或者如梁启超所说地方志是主流。用方志一词反映了这种状况。当代地方志的记述对象已超出了记述地方（地域）范围,就不应再用“方志”一词。再说,“地方”是与国家（中央）相对应的概念,并无超出地方甚至广及地球的所谓“广义”。在方志出现之前已有分类记载名言警句的志书,应以“志书”作为所有志书的统称,地方志书只是志书大家族之一支。     

“功德林”“秦城”记事

“功德林”与“秦城”,是新中国成立前后自全国各地调押国民党首要战争罪犯的地方。 “功德林”名称的由来 “功德林”监所,坐落在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路1号,因此地原为“功德林”古刹而得名。功德林旧称“石佛禅林”,始建于清。“功德”二字,原是佛家用语,其意专指诵经、念佛、布施等等。到了光绪三十一年7月,经中央工巡局大臣大学士那桐     

河南省史志办、史志协会举办市县两级续志质量研修班

2007年9月26-30日,河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及省地方史志协会在南阳市举办了市县两级续志质量研修班。省市、县两级修志工作者共160余人参加,省史志办主任许还平、副主任王中华及当地有关领导出席,特邀中州古籍出版社王小方编审作专题讲座。许还平在讲话中指出：河南省的续志质量问题在编写阶段主要是框架结构、内容资料方面的问题;在修改出书阶段主要是审修不严、校对不细、硬伤过多的问题。     

“中共安徽地委”名称辨析

陈独秀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对全国党组织有一个统计:“在各地,受中央直接领导的区委共有八个……。有六个地委:(一)山东;(二)福建;(三)南满;(四)北满;(五)安徽;(六)四川。”①在安徽的这一地委名称究竟是“中共安徽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中共安徽地委),还是中共安庆地方执行委员     

从“羡余”看北宋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

从“羡余”看北宋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高聪明北宋结束了中唐以来的分裂割据局面,实现了辖区内行政、军政、财政的统一。就其中的财政方面而言,三司作为中央一级的最高财政管理机构,对地方财政的管理大大加强,改变了唐后期以来地方节度使擅财的弊端,因而也就有了这样的...     

“裸官”末路

继中央层面规定限制“裸官”提拔后,地方已开始调整现任正职“裸官”岗位。“裸官”是否身处末路,我们拭目以待今年3月,南方某市宫员调整,多名担任正职的处级干部被撤职,原因只有一个：他们是“裸官”。内部人士透露,官方给他们两种选择．要么退休,要么把家人迁回国内。     

我亲历的“四清”运动那些事

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进一步部署在全国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此前两年,中央有关部门领导在河北抚宁县搞试点,全国其他一些地方也搞了“粗线条”“社教”,取得了“基本经验”,中央为此制定了两个“十条”,也叫“前十条”和“后十条”。湖南省委按照中央的精神,要求各地区统一抽调干部,组成工作队,一年集中搞一个县,直至搞完。     

“大跃进”时期与“五风”抗争的人们

上个世纪“大跃进”年代,“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干部特殊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盛行,危害极大。时中央高层有彭德怀为民请命“鼓与呼”;省一级有安徽省副省长张恺帆、河南省委书记潘复生等领导干部,坚持实事求是,关心群众疾苦,不顾个人安危,与“五风”作斗争,行为感人至深。“五风”导致“三年困难时期”,给人民群众带来灾难,但却也有人说:这事上面没责任,都是下边歪嘴的小和尚(指基层干部)把经给念歪了。其实,当时也有不少基层干群抵制“五风”。现就本人耳闻目睹,笔录几则如下:     

中共“一号机密”背后的故事

1930年10月以后,中共中央秘书处在文书处理中开始出现了“存文组宣毛”的代号。其中,“组”是中央组织部,“宣”是中央宣传部（后改为特委）,“毛”是共产国际。而与之并列,列在首位的“文”——中央文库（中央地下档案库）,却一直湮没于历史的风雨中。从1930年秋开始,中央文库几经辗转,数易其手,在险恶的环境中存在将近20年,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为了这个堪称中共早期记忆的“一号机密”,一批英雄前赴后继地刻上了自己不朽的名字。     

康乾盛世的老臣“休致”

有清一代,官吏年老力衰,例有退休制度,称为“体致”或“致仕”。大臣退休后,除个别被皇帝“留京备顾问”,一般多回原籍,由皇帝决定“赏食原俸”(即全俸)或“半俸”。“在籍食原俸”,“原品休致”,是一种特殊的恩典。享受退休待遇的大员称“致仕老臣”。实行退休制度而引起的人事更迭,使上下官吏不断新陈代谢,是有积极意义的。清人入关初期,沿袭明制,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机构,官制虽不完备,但顺     

谭震林“大闹怀仁堂”

1967年2月16日,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文革小组”的部分成员,集中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主要议题是讨论研究国务院布置的“抓革命,促生产”。谭震林在考虑,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各部门的领导干部被层层批斗、打倒,“中央文革小组”这伙人把党政机关都搞瘫痪了,怎么“抓生产”?这个“炮”,今天一定要放!会议还没有开始,谭震林刚走进会场里坐下,见张春桥挟着个皮包,一副春风得意的样子走了过来。谭震林早就想找个机会,责问这伙人为何任意揪斗老干部?他站起身,对走近眼前的张春桥劈头第一句就问:“陈丕显为什么不让来北京?”在“文化大革命”中青云直上的张春桥,还真没想到会有人敢当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