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汉口地方法院所干的几件事

我1940年5月2日参加中统皖室（即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安徽省调查统计室）,历任该室所属之立煌工作队队员、组长、代理书记等职,同年10月中旬,我被调往中统汉口市调统室。     

朱家骅与CC系在中统局的较量

1938年5月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在汉口市成立。蒋介石按照国民党中央党部制定的中统局组织条例,任命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兼任中统局长,CC干将、原特工总部(中统局前身组织)主任徐恩曾任副局长,全面主持中统局工作。 朱家骅兼任中统局长一职整整7年,期间不断安插亲信,与徐恩曾争夺权力,企图完全控制整个中统局,演绎了一场权力之争。     

蒋介石手令“中统局不得捕人”真相

1943年1月间,蒋介石给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以下简称中统局)下了一条手令:“捕人之事应由司法机关办理,中统局是党务机关,今后不得捕人。”当时我任中统局本部秘书,曾目睹这一手令。     

1927—1937年国民党“中政会”刍议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亦称中央政治会议,简称“中政会”,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直属机构。作为国民党的最高政治指导机关,“中政会”在国民党统治史上曾经起过重要作用,是国民党在“以党治国”旗号下沟通党政联系,实现其对政     

走近现代中国第一特务组织

提及国民党特务组织,人们脑海中立即闪现的应当就是军统、中统,但最为熟知的还是军统。军统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专门负责军、宪、警部门以及对外的情报安全工作（类似今天美国的CIA）。它是“蒋家王朝”用来加强统治的一支重要而神秘的力量。     

南京沦陷后国民党地下市党部的重建及活动

1937年12月,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后,对中国人民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日伪在南京的残暴统治造成了高压的氛围,这种客观环境,使得国民党势力在南京的秘密恢复遇到了较大的困难。 当局势稍为稳定之后,国民党中央当局便开始了在南京重建地下秘密组织的努力。这项工作是以     

蒋介石死了

台北消息:国民党反动派的头子、中国人民的公敌蒋介石,四月五日在台湾病死. 据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四月六日报道,蒋介石死后,蒋帮由伪“副总统”严家淦接任伪“总统”,以继续维持其对台湾人民的反动统治. 蒋介石自从一九二七年背叛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以来,一直作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代表,坚持反共反人民,独裁卖国.他双手沾满了中国革命人民的鲜血.但是他的血腥统治始终未能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     

1928─1931年的胡汉民

１９２８─１９３１年的胡汉民席富群胡汉民继１９２７年与蒋介石合作进行反共清党之后,１９２８－１９３１再次与蒋联手。其间,胡汉民以其在党内的特殊地位,主持党政,对各地方实力派的反蒋活动口诛笔伐,并制定了一系列法规使国民党中央政权的统治合法化。但由于胡汉...     

复兴社杂忆

蒋介石为加强统治,在国民党内部成立了两套组织。一套是早在1927年由陈果夫陈立夫为首建立的中央俱乐部--CC团;另外一套就是以黄埔军校学生为核心的复兴社--即外面讹传的蓝衣社(蓝衣社只是一个设想中的方案,由复兴社分子刘健群所拟,但没有被蒋采纳)。在这两套半秘密半公开的组织中,又各自主持了一套公开的特务组织。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室,简称"中统",实际就是CC的核心组织。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虽然是以戴笠、郑介民等为头目的另一系统,而其核心分子多属复兴社社员,实际上是属于复兴社系统的特务组织。     

抗战时期的国民党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党中央加紧发动国内边疆民族，积极联络西部边疆及毗邻各国各族支持抗日。兼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等各项要职的朱家骅在拉拢边民过程中扮演要角，力图扩大国民党的边政事务范围，提高边政决策的学术水平。顾颉刚受邀暂代弟子韩儒林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网罗边疆民族语言专家，努力促进边疆和内地文化交流，构建各族交融一体的新中华民族文化。韩儒林设想提升边疆研究的学术水平，扭转国民党片面强调边民服从中央、忽略了解尊重边民的边疆政策导向。他们的愿望虽未能完全实现，但仍反映了国统区政学精英为团结抗战和边疆开发，合力铸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积极态势。     

中央社在大陆的日子

中央社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国家通讯社。它于1924年4月1日在广州成立,当时只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下面的一个新闻发布机构,叫做“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通讯社”,设在广州越秀路53号的惠州会馆,也就是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内。由梅恕曾任主任。主要任务是按日将社稿寄往梅恕曾设在欧洲的中欧通讯社,供该社在海外转发。     

脆弱的统合之基:抗战前国民党在云南的组织与发展(1927-1937)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前,国民党在云南的组织与发展相当混乱。经过多方博弈,龙云最终统一滇政,国民党在全国的统治也逐渐确立,国民党云南省党部才逐渐由混乱走向"统一",并在党员发展规模、县市基层党部发展等方面取得了较大进步。由于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党部发展的不平衡,其在云南省党部的组织与发展仍然受限,表现在省党部的人事结构以云南地方实力派为主、党务活动经费困乏,这一定程度上是国民政府对云南地方政治统合脆弱之表现。     

播音24天的“南京广播电台”

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４日，南京解放后的第二天早晨７点３０分，在南京、北平、台中，亚洲高空无线广播领域，仍是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中波波长６６０千周、短波波长５９８５千周，但呼号由ＸＧＯＡ改称ＸＧＯＢ，台名是“南京广播电台”。渡江战役前夕的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处于维持播音阶段，由代台长张维和随机应变。二月底，蔡骧被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传音科长口头任命为中央广播电台相当于编辑部主任职权的代理传音科长，以便他日中央广播电台在广州播音，中央广播电台即改为“南京广播电台”呼号时主持传音科工作。维持播音不久，代理中央广…     

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党的涉日危机应对：以《新生》周刊事件为中心

1935年华北事变期间,日本方面以上海发行的《新生》周刊所载《闲话皇帝》一文有“大不敬”文句为由,挑起事端,威逼中方接受种种无理要求。在持续一个多月的交涉过程中,不仅天津和上海地方当局疲于应对,相继接受日方的各项条件,国民政府外交部乃至国民党中央党部也成为日本驻华使领馆官员的直接交涉对象,最后以全盘接受日方要求并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代表公开多次道歉而收场。围绕《新生》周刊事件的对日交涉和结局表明,在日益严峻的民族存亡危机之下,国民党对日妥协让步政策必然导致误国害民的恶果,国民党中央决策体制也无法正常运作。     

党政商在民众运动中的博弈——以1928～1929年的北平为中心

在国民党统治北平的起初两年中,北平市党部领导的民众团体商民协会以中下层商入的代表自居,积极推动民众运动,与北平商界上层发生了两次激烈的冲突。在冲突中,国民政府和北平地方军政当局与商界上层站在一起,反对市党部及商民协会的主张,双方呈对垒态势。市党部与商民协会由于没有实际权力,其目的常常难以达到。国民党中央对市党部的要求则虚与委蛇。中央、地方各党政机关对这些纠纷的态度和处理手法不同,缘于国民党内存在着新旧之争、党政之争,其根源是“打天下”、“坐天下”的路线之争。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中央与立法院关系的变迁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中央与立法院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二者关系有所变化。训政前期,国民党中央通过立法原则等手段直接控制立法院;抗战期间,控制更为直接,立法院的立法权部分被替代。在这两个阶段上,立法院为维护立法权的行使,不断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建议,表示异议,但未否决过国民党中央的决定,尚未表现出反控制的倾向。宪政准备期间,立法院出现了反控制倾向;至"行宪"后,国民党中央的控制力大为减弱,立法院独立性与反控制倾向显著增强。二者关系的变迁是在思想观念、法律制度、组织状况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发生的,其对立法权的运作及整个国民党政权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损失调查及赔偿问题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蒙受了极为惨重的劫难。在这场战争中,我国人民历经战争蹂躏,不论前方后方,或是沦陷地区,均饱尝战乱的痛苦,而人口的伤亡和公私财产的损失,尤为惨重。 抗战期间及胜利之后,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及地方政府,均做过对日抗战的损失调查与统计,特别是日本战败之后,各盟国曾向日本索取赔偿,国民党政府亦积极进行抗战损失的调查工作,以作为向日本索取赔偿的依据。     

离疆后的“新疆王”盛世才

盛世才,字晋庸,辽宁开原人,1895年生。1915年毕业于上海吴淞中国公学政治经济科,毕业后分别在云南、东北讲武堂学习,后又被保送到日本陆军大学深造。1927年归国后,供职于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从1930年起,迭任新疆边防督办公署上校参谋、少将参谋长、中将参谋长兼东路“剿匪”总指挥。1933年以后又任新疆边防督办、新疆省政府主席、新疆警备司令、国民党中央训练团新疆分团团长,成为新疆的军政首脑,人称“新疆王”。盛世才统治新疆期间,横征暴敛,鱼肉百姓,屠杀共产党人。为了巩固他在新疆的统治,盛世才忽而联共,忽而投蒋,还把自…     

韦甘睦馆员逝世

广西文史研究馆馆员韦甘睦，于2009年12月5日在江苏徐州市逝世，享年96岁。 韦甘睦，生于1914年10月。广西宜州市人。北京朝阳大学经济系毕业，广西民团干部学校毕业，国民党中央训练团毕业。     

抗战胜利前国民党政府接收台湾准备工作档案史料选

开罗会议后,台湾回归祖国已成定局。为了使战后的接收工作循之有序,1944年4月27日,国民党中央于中央设计局内设立台湾调查委员会,专司有关接收台湾的各种准备工作。本组史料选自馆藏档案中央设计局全宗,对研究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接收台湾准备工作及其对台政策等具有较高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