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燕客铜量铭文补正

1986年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在山东长岛召开第六届年会,湖南省博物馆的周世荣先生在一篇题为《湖南出土战国秦汉铜器铭文补记》的文章中发表了一件楚国铜量的铭文,引起与会代表的极大兴趣。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得以看到这一宝贵材料。去年,周先生在《江汉考古》1987年2期上又发表了《楚(尹阝)客铜量铭文试释》,吸取裘锡圭、李学勤、林澐、李家浩等多位学者的意见,对铭文做了很好的考释,但阅后感到有些问题     

谈“阳信家”铜器

1981年5月,在汉武帝茂陵东侧一号无名冢的一号从葬坑中,出土一批西汉铜器。这批铜器中有十八件器物上刻有铭文。现就其中部分铭文作初步考释,并对有关问题作初步探讨。铜器铭文的考释竹节铜熏炉器盖与器座铭文均镌"内者",它和"内史","内府"相同,是汉宫廷内的官职。"内者"疑为皇宫中的女官。关于"内     

河南周口市出土两周铜器初识

河南周口市历年来出土西周和东周铜器有铜煎、铜簋、铜剑、铜戈等,作者选择有铭文的铜器作一介绍和初步研究。     

从近刊鄀器申论鄀国地望及楚灭鄀的年代

本文对新近刊布的一组鄀国有铭铜器进行了讨论,进而对鄀国铜器铭文进行了重新系联,对有关铭文作了综合分析,厘清了过去一些错误和不准确的看法。在此基础上,着重讨论下鄀南迁及最终灭亡时间、上鄀地望及鄀何时分上下等三个问题。就新见东周鄀国铜器铭文结合西周金文及楚简,进一步证成上鄀应在今湖北宜城一带;据新见铭文资料,可确定下鄀南迁后居于汉晋鄀县今湖北钟祥古丽阳驿附近的鄀邑,楚灭下鄀当在楚昭王或楚惠王时;由铜器铭文来看,至迟在春秋初年,鄀已分上下。     

大竹县出土的明代铜器

1987年1月四川大竹出土了一批明代铜器,有铜爵128件,铜方炉15件,锡器3件。从铜器铭文可知,这批铜器是专门用以祭祀孔子、四配和十二哲人。明末文庙被毁,被人转移埋藏于此。     

汉代铜器铭文中的编号

汉代铜器铭文中有不少附记编号。其编号方式有七种。就编号的性质而言,有些是制作时所编的造器号,而更多的是管理与使用时所编的用器号。西汉前期的铜器铭文中附记编号者很少,编号方式也很简单;西汉中期后有编号的铜器数量多,编号方式多种多样。与战国铜铭对照可以发现,战国时期铜铭中的编号罕见,方式也简单,而且战国铜铭中只有使用号而无造器号。这说明战国铜器制作规模小,往往是单个生产;而汉代铜器制作规模大,一般是批量生产。编号的不同,反映出铜器制作规模的差异     

福州市博物馆藏明代福州府儒学文庙祭器

福州市博物馆藏有一批明代铜器,按其自铭,有铜豆、铜笾、铜、铜簋、铜鼎5种,共17件。根据器身上的铭文可确定这批铜器是明代福州府儒学文庙的祭祀用器,铸造于成化三年(1467),与《八闽通志》《福州府志》的记载相合,是研究明代福州府文庙祭祀和明代铜器的珍贵实物资料。     

西安高庙村新莽窖藏铜器考略

《文博》1986年2期所载杨平《西安北郊高庙村出土的一批汉代铜器》一文,详细介绍了铸有“宜侯王”铭文铜鋗、铜洗等数十件铜器。这是一批研究新莽铜器的珍贵资料。本文就此谈一点粗浅的见解,以就教于专家和读者。     

辽阳地区出土的两件西汉刻铭铜器浅议

辽阳博物馆收藏有两件1988年出土于辽阳市太子河区东京陵乡石嘴山汉墓中的西汉刻铭铜器,其中的铜魁应为铜承盘,与同墓出土的铜熏炉是一组器物。两件铜器所刻铭文为研究汉代计量提供了实物资料,也反映了汉代辽阳地区与内地的经济交往。     

试论曾国铜器的分期

六十年代以来,湖北随县、京山、枣阳和河南新野等地,先后出土多批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其中又以随县地区出土数量最多。所出土的铜器中许多都铸刻有铭文。铜器铭文表明,这些铜器绝大多数为曾国所有。此外,还有鄂、楚、黄、息、陈、蔡等国之器。在一个地区出土如此丰富的曾国铜器,这在两周时期的列国铜器中也是少见的。自七十年代以来,相继发表了一些研究曾国铜     

索氏铜器铭文中“索”字考辨及相关问题

1973年,在山东兖州西李宫村发现一批铜器,见有铜卣、铜爵、铜觚和铜刀各一件,其中铜卣盖内与腹底铸有铭文“蜀册父癸”,铜爵腹内铸有铭文“移父癸”。铜卣与铜爵铭文第一个字基本相同,应为同一个字,一般认为是“索”,材料公布者认为器主是《左传》定公四年载周初封鲁所赐殷民六族之一的索氏。本文在重新考释该字的基础上,对与其相关的几个问题作一论述。     

曾公子弃疾铜器铭文辨读二则

辨读湖北随州义地岗曾公子弃疾墓所出铜器铭文二则。曾公子弃疾斗铭文器名前之字应为"■",与楚文字多见的"■缶"之"■"一样,当读为"赴",说明器物移动使用的特征。曾公子弃疾、甗铭文器名前之字当是"葬",说明器物属专为陪葬而造,"葬"字写法与秦系文字同而与楚系文字异,值得研究曾、楚文字时注意。     

救秦戎铜器群的解释

本文重新研究2007年出现的"救秦戎"楚铜器群。器物可分为四组,都属于楚昭王世。第三组的器主楚王酓恷即楚昭王;第一、二两组的器主竞之佱即楚昭王之兄公子启(字子闾),他参加了楚与晋争夺蛮氏之戎的战役而获胜,見《春秋》哀公四年《经》、《传》记载,铭文所记即此事。此事又见于湖北当阳季家湖楚城遗址出土的"救秦戎"钟铭和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荆历钟铭,救秦戎钟铭文称楚昭王为"秦王",信阳长台关之所以出土荆历钟,是因为信阳是春秋晚期的楚申县,而申公寿余也参加了此次战役。此外,文中还附带讨论了救秦戎铜器群与最近发表的清华简《系年》的关系。     

上鄀府簠及楚灭鄀问题简论

1972年,在襄阳山湾楚墓区出土了一件有铭文的铜器——上鄀府簠。上鄀铜器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发现,引人注目。黄盛璋先生最早著文定为鄀国的铜器。有的同志并定此器为湖北宜城东南鄀国之器。笔者认为此器非鄀国之器。而应为楚灭鄀后的楚器,兹略陈管见。先谈谈鄀的国名与地望问题。都国有上下鄀之分,已由传世两鄀铜器和新发现的上鄀铜器得到证实。上鄀之鄀。金文作鄀,下鄀     

鲁国铜礼器的初步整理与研究

两周时期的鲁国铜礼器与中原诸国保持着较多的一致性,但同时,其在形制、组合、铭文方面也有一些自身的特点。与其它诸侯国相比,鲁国铜器还有以下特点:铜器尤其是铜乐器数量较少,侯器较少,媵器较多。自始至终都存在甲、乙两个发展系统(组),甲组重舟轻鼎,而乙组则重鼎轻舟,乙组铜器一直是鲁国铜器的主体。     

楚地南缘战国铜器的技术与传统

本文对郴州地区战国铜器的冶金分析进行系统介绍。根据成分和金相组织分析,郴州地区铜器的合金与制作技术与楚地其他已有资料显示出较高一致性。同时若干铜器的制作也有不同于以往同类铜器分析之特点。本文指出,分析结果不单丰富了对战国时期楚式铜器制作工艺的认识,楚地不同区域铜工业的地方特点也值得再进一步探索。     

羊舌晋侯墓地铜器矿料来源的微量元素分析

为了解羊舌晋侯墓地铜器的矿料来源,本文采用ICP-AES对部分铜器进行了微量元素分析,并与晋国东周铜器、长江中下游春秋楚墓铜器及古铜矿采冶遗址的铜锭、铜颗粒等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显示:羊舌墓地铜器的微量元素差异较大,铜料来源多样,锡料来源单一,且以富Bi为显著特征;其微量元素特征与晋国东周铜器差异显著,表明晋国铜器生产所用铜料在春秋时期发生了较大转变;其部分铜料当来源于长江中下游铜矿带,应与春秋初年晋楚之间的盐铜贸易有关。     

垣曲北白鹅墓地M3出土的两件有铭铜器

2020年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对位于垣曲北白鹅村东的一处被盗墓地,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共发掘墓葬9座,灰坑17座。在M3中出土的铜甗和铜簋上带有铭文,本文选取该墓地出土的铜甗和一套铜簋先行介绍,分别从器物形制、纹饰、铭文内容、尺寸大小等方面逐一描述。并对铜器的时代、铭文内容以及M3的墓葬时代及墓地族属作出初步推断。     

天马——曲村遗址 北赵晋侯墓地第四次发掘

第四次发掘为1993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64、62、63号墓是一组以“邦父”为中心的夫、妇、次夫人合葬墓。64号墓出土的“楚公逆”钟为探讨晋、楚的早期交往提供了线索。63号墓出土的铜方座筒形器、鼎形方盒造型奇特,有“杨姞”铭文的铜方壶是首次出土的杨国铜器,同墓出土的大量玉器,如玉马、伏牛、鹿、螳螂为西周玉器中的精品。     

龙阳灯铭文补释

陕西省西安市北郊尤家庄战国墓地出土铜灯的铭文中“龙阳”是楚国地名,“邑子”,文献习见,在铭文中是墓主的同乡。秦墓中伴出楚漆器、楚铭文和秦铭文,这为墓葬之中多元文化共存提供了新颖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