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细故”:清代商业活动中的钱责案与法律调整

随着清代社会经济秩序的变动,长久以来被视为“细故”的钱债案,受到了严重冲击,商业活动中新出现的钱债案开始逐渐从普通钱债案中分离出来,走出“细故”,演变成督抚乃至中央关注的“重情”.商业活动中钱债案的走出“细故”,经历了从局部到整体的历程.起初发生于牙行、钱铺等局部行业和区域,后来伴随倒账的发生,影响到整个商业领域.商业活动中钱债案之所以走出“细故”,其主要原因是社会经济秩序的变动对固有法律制度及统治秩序的冲击.     

清代江南乡村的社会治理及其变化北大核心CSSCI

国家统治的基础在州县。在州县行政治理工作中,除了“钱谷”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治安。治安虽包罗基层社会事务的很多方面,但重在命、盗两端。方大湜甚至认为,在地方治理的视野中,户婚、田土、钱债、偷窃等,都属社会生活中的“细故”、小事,碰到那些“命盗重案”,方始经心。     

晚清循化厅民间“细故”的审理与调解

晚清循化厅大量的"细故"案件绝大多数止步于诉讼程序的"中间阶段",经由民间调解的主动或被动介入和息具结。多重因素合力下循化厅衙门对此情形乐见其成。面对高昂的诉讼成本,"两造"经过切实的利益考量通常也会在对簿公堂前息事宁人。虽然"细故"这类争讼由民间调节根植于地方传统,也是行之有效的,但民间社会缺乏强有力的共同体将所有纠纷在内部化解,仍需凌驾于各分散主体之上的权威,因此官府的力量不可或缺。     

从皇华馆到东缉虎营(连载)——早期的山西省政协和父亲的后半生

正九、从全面"清队"到局部"平反"1968年夏天,根据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全国上下开始"清理阶级队伍",从而把文化大革命运动再次推向高潮。我父亲是统战人员,不在清理范围之内,所以没有受到太大冲击,但是母亲却在这场运动中吃尽了苦头。     

论新石器时代到汉代狗在人类社会中的角色演变

从新石器时代到汉代,是中国文明化进程中的早期部分,也是中国历史从蛮荒进入到文明社会的重要阶段,更是政治经济制度和人类生活方式变动最剧烈的时期。作为历史时期人类社会生活元素之一的狗,其所对应的角色与当时人类社会背景的变化息息相关。自新石器时代中期狗进入到人类生活以来,其在人类不同时期所饰演的相应角色不断变化。概而言之,我们可将新石器时代狗的角色称之为"工具化",夏商西周时期为"宗教化",而春秋至两汉时期则为"实用化"。     

历史记忆与社会重构——以清末民初“绅权”变异为中心的考察

清末民初的乡村社会—权力处于频繁变动与重构之中。乡村社会—权力结构变动固然蕴含着社会结构变动、利益主体重构的复杂因由,但对于传统绅士的"历史记忆"本身,却也在社会结构或权力结构的重建过程中,产生着潜在的却是不容低估的影响。关于绅士阶层不同的"集体记忆",不仅呈现出不同利益主体的"选择性记忆"或"失忆",而且这种"历史记忆"也成为重构的社会权力和利益关系的"社会认同"因素。     

被遮蔽的“钱赈”:清代灾赈中的货币流通初探

"钱赈"指灾赈中以小额通货为中心的资源调配与赈济机制,其思想源远流长,理应在中国荒政思想中占据重要一席,但一直为相关研究所忽略。清代"钱赈"经历了一个由临时举措到固定惯例,再到成熟制度的演变过程,成熟标志为同治九年"畿南钱赈案"中制定的《会拟办贷章程》。通过考察灾赈中赈款的调拨、运输、兑换、散放、消费、回流、沉淀的各个阶段,可以发现银钱兑换是灾赈中货币流通的核心环节,而钱赈则是该链条的主线。结合先前研究可知,灾荒对清代城乡货币流通具有双重性影响,一方面灾荒会引发灾区严重的钱荒危机;另一方面大规模的灾赈活动会推动外部赈钱输入灾区,实现小额通货从城镇向农村的流动与沉淀,从而引发城乡金融资源的重新分配。     

在“民间”看见“公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的实践民俗学进路

一、引言:"实践民俗学"与学科历史性 尽管中国关于"民俗"的自觉从周代《诗经》成书时期就已初见端倪,然而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民俗学"却是不折不扣的一门新兴学科.①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恢复的"新时期中国民俗学"②在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呈现出曲折迅猛的发展势头.有学者评价说"人文社会科学整体的发展过程与所处的国家政治变化和社会、经济秩序变革的过程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那么,中国民俗学就是突出体现这种关联的学科."③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进程所引发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剧变的历史背景下,中国民俗学在学科恢复之初就遭遇了最为复杂突兀的学科合法性危机与挑战.到本世纪初,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代表的民俗复兴背景下,中国民俗学又获得了充分参与民族国家与社会公共生活建构的机会,逐渐从社会科学的边缘向学术中心迈进.从危机到转机,从边缘到中心,作为一门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科学,恐怕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民俗学会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走出这样跌宕的发展轨迹.     

“衰”中何以有“稳”——教会、基尔特与中世纪晚期英格兰城市的稳定

中世纪晚期,在数次磨难的冲击下,英格兰城市经济陷入长期萎靡之中,但城市社会秩序却并未随之而"动",出现"应有的"混乱。深究其因,则离不开这一时期教会和基尔特等社会团体在城市日常管理中所扮演的角色,它们为中世纪晚期英格兰城市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做出值得肯定的贡献。教会主要通过宗教信条、宗教庆典以及相应的组织机构在意识观念灌输以及观念践行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以此加强城市居民的凝聚力,维持城市社会的和睦;基尔特则以其组织和协调功能在经济和社会事务两方面发力,尽力解决城市日常生活中出现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防患未然。     

张亚勤 从“神童”到神话

从中科大少年班的"神童",到微软全球副总裁,张亚勤凭借超出常人的天赋,按照一个普通人的方式,走出了一条不同的路     

十三届三中全会 为深化改革清扫道路

到1987年中共十三大召开时,中国改革开放已走过10个年头了。经济改革的重心也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开启了全面改革的历史。此时的中国经济,一方面发展迅速,另一方面又未能摆脱"过热—紧缩"循环的怪圈。1984年,中国经济就出现了社会需求过旺、工业发展速度过快、信贷和货币投放过多、物价涨幅过高、经济秩序混乱的苗头,被称之为"四过一乱",尤其是价格双轨制和"官倒"现象比较严重。在1988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代表们对"官倒"现象猛烈开火,引起高层的关注,并下决心对价格     

“梅花党案”的来龙去脉

所谓的"梅花党案",自文革期间的沸沸扬扬,到现如今的余音袅袅,一直云山雾罩,令人匪夷所思。特别是案发当年,为了追查"梅花党",江青等人制造的大量骇人听闻的冤案;围绕此事产生的大量手抄本小说,更是文革中一道独特景观。何谓"梅花党"?案情到底如何?为何久久牵动世人目光?详情请阅《"梅花党案"的来龙去脉》一文。     

南京国民政府1936年内债整理案述评

1936年内债整理案对江浙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无疑是继1932年内债整理后的又一次掠夺,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债信又是一次严重的破坏。特别是统一公债发行前夕公债风潮的出现。不仅使国民政府的债信大打折扣,而且将国民政府政治腐败的恶劣昭示于众。但考诸当时的财政经济状况,整理债务可以说是国民政府于无可如何之中找到的一条减轻财政压力的较好途径。内债整理案的实施暂时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并使债务结构趋向合理化;它还是国民政府准备抗战,实行统制经济政策的步骤之一;整理案也彻底打破了私营银行业对政府财政的幻想,开始走上疏远政府财政,加强同工商业结合,从而较好发挥银行经济职能的道路。另外,此次整理案是在政府实现了金融垄断,江浙资产阶级已开始沦为政府附庸的情况下实施的,这也是此次整理案与1932年内债整理案的最大不同之处。     

我从务川来

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 我从务川来,带来许多债,是情债？是钱债？都不是!都不是!只是蕴聚在我心里务川的情谊,浓得化不开!化不开!我从务川来,带来公孙子。公孙子,野生银杏树的果实,务川的土特产品之一,凡到务川者定会带回馈赠亲友,我也不例外。     

“诉讼之王” 严义明

无论是科龙案、周正毅案,还是如今的"要求政府公开4万亿投资的细节",严义明所选择的公益维权案,都是具有高社会关注度的热点事件和焦点话题     

岁月的声响

<正>岁月流动着,带着几阵风,几场雨雪。在岁月中,万物都在变动,发出或轻或重,或急或缓的声响。引人入胜的是事物变化的过程,是各种嘈嘈杂杂的声响构建出社会文化历史的脉动。钱穆先生说过"文化如生命,向前舒展,不断成长。"历史的脉络是文化不断舒展的痕迹。从为了贵州第一辆汽车修建的石板路,到今天贵广高铁的开通,在岁月中没有三里平地的山城,交通的声响由马蹄声声换做汽笛轰鸣。     

晚清灾荒中的银钱比价变动及其影响——以“丁戊奇荒”中的山西为例

当发生较大灾荒或战争时,社会上货币的流通结构与规模、物资的市场贸易与运输均会出现与平时显著不同的变动。通过对"丁戊奇荒"中山西银钱比价变动的初步探析,可以发现,灾荒中的银钱比价呈现出钱价明显上升的剧烈变动,但其上升幅度远不及物价,且灾区钱价的涨幅水平与灾情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性。随着赈灾活动的大规模开展,短时间内出现了1877~1879年的全国性钱价上涨局面,这对灾区及外部地区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大大增加了赈灾成本,严重削弱了赈灾效果,并造成了全国性的金融波动。此外,与既往观点不同,发生"丁戊奇荒"的1877年才是中国19世纪后半期全国性"钱贵银贱"现象出现的时间节点。     

浅议提高城市危机管理社会参与程度

<正>现阶段,我国已步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正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跨越的关键时期。许多国家的发展进程表明,这个时期既是"发展机遇期",又是"矛盾凸显期",社会转型带来社会利益的重新分配、社会阶层结构的调整和权力的转移,往往容易导致"社会经济失调、社会失序、国民心理失衡、社会伦理失范"。正如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所指出的,"一个高度传统化的社会和一个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社会,其社会运行是稳定而有序的,而一个处在社会急剧变动、     

所谓“借一还五”的同盟会筹饷债券考

正在2014年第四期《中国钱币》上,曾刊出笔者《孙中山发行百元面值中国革命政府债劵之售价考》一文,列数了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团体在开展反清斗争各个时期所发筹饷债劵借还之比的变化情况:从兴中会时期"借一还十"的军需债劵,到同盟会前期"借一还四"的中华民务兴利公司债券,再到同盟会后期"借一还二"的中华民国金币票,乃至辛亥革命爆发后粤省军政府"借一还一点五"的第二次执照,得出结论为:筹饷债劵发     

"乌兹别克案":苏联后期反腐运动评析

"乌兹别克案"是苏联后期(从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之后)发起的反腐运动的重要部分。由于从戈尔巴乔夫改革到苏联解体的进程太过迅速,因而"乌兹别克案"的意义并未得到学界应有重视。"乌兹别克案"是苏联解体进程中的重要环节。"乌兹别克案"引发苏联国内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与当时蔓延中亚-高加索地区的民族冲突和族群政治进程紧密相关;考虑到其对于中亚-高加索地区的政治精英和普通大众的广泛影响,反腐及其扩大化导致民众恐慌,反腐败的逻辑与计划体制产生矛盾,因而"乌兹别克案"客观上成为苏联走向市场经济的社会基础。"乌兹别克案"也是乌兹别克斯坦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