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卡特政府的对韩政策

在美韩同盟关系的历史进程中,卡特政府的对韩政策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卡特政府积极推行人权外交,首次把推动韩国的政治民主建设提高到空前的高度,并首次明确提出从朝鲜半岛完全撤出美国地面部队。然而,由于美国政府内部的分歧及韩国方面的抵制,卡特政府的这两项对韩政策最终黯然收场。卡特政府的对韩政策结局,说明即使是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卡特政府,也难以摆脱美韩安全关系为核心的同盟关系束缚;而美国对韩国的政治民主建设目标的实现,则也需要假以时日。     

汉密尔顿的国际政治观与外交思想

汉密尔顿从人性恶的观点出发,相信霍布斯式的无政府状态是国际社会的基本特性,认同并顺从欧洲主导的国际关系原则,把国际关系视为国家间争夺权力和利益的斗争,排斥理想主义者所倡导的道德与伦理因素。在此基础上,他认为美国在对外关系中应该追求权力与商业利益,使美国成为英法那样强大的帝国。汉密尔顿的思想是美国外交中现实主义传统的起源,对当时和后来的美国外交产生了重要影响。汉密尔顿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糅合了美国例外论和使命观,这一点构成汉密尔顿主义与欧洲大陆现实主义的不同。     

带刺“绵羊”,前进中的“道义”外交——试析卡特的人权外交

20世纪70年代,世界各种政治力量经过改组与分化,形成了新的战略态势。与此同时,美国却面临空前的困境和挑战。为了应对这种局面,卡特总统上台后对外交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大力推行人权外交。人权外交在其实施初期,对民主制的推行起到过一定作用。由于其实质是利用"人权"干涉他国内政,本质上是一种强权政治,因此在实施中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但人权外交的提出,也是顺应时代需求的一种进步表现。     

论中美国际人权较量

人权问题是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也是中关之间的焦点问题。美国的所谓“人权外交”,实质是“霸权外交”。中美国际人权较量已不仅仅是人权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美国霸权主义和中国反霸权主义的较量。     

美国文化外交及其在波兰的运用

文化外交,在国际关系中作用越来越重要。冷战中美国对苏联东欧的文化外交,即美国政府对苏联东欧人民的以传播美国文化为核心内容的外交,是美国对苏东“双轨政策”中的重要一轨,也是美国对苏东和平演变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以美国对波兰的文化外交为窗口,对美国文化外交的实质、策略、特点进行细致的考察和分析。     

试析南北战争时期联邦政府革命外交取得成功的原因

内乱招致外患,这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一种规律性现象。外交在内战期间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如何妥善处理“外患”,以期顺利平定内乱、维护国家统一,140年前美国内战时期的外交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     

均势外交在近代国际关系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近代均势外交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它是西方列强为谋求霸权而广泛采用的一种外交手段。1713年乌得勒支和约和1814年5月第一次巴黎和约明文规定缔约国所抱定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欧洲真正的、永久的势力均衡的体系”、“维持均衡确保和平”。西方有名的国际关系史学者,如A.J.f.泰勒、塞顿-沃森以及亨利·基辛格等用势力均衡的观点解释近代国际关系的发展过程。近几年来,我国国际关系史学界,也在注意研究和探讨均势外交这个课题。在这里,我们结合近代国际关系史,就均势外交的历史形成、地位和作用的几个问题,谈点     

对国际关系的文化解释：入江昭与美国－东亚关系研究

对国际关系的文化解释：入江昭与美国－东亚关系研究曹大友,周桂银自兰克学派以来,国际关系史和外交史研究就一直强调以外交档案为基础来分析外交决策者的动机及政策途径。随着各国外交档案的渐次解密和开放,基于多国档案的国际关系史研究得到迅速发展,到本世纪５０年...     

"实力与外交" ——迪安·艾奇逊与战后美国对欧政策构建

杜鲁门政府时期的美国对欧政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初期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内容,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是欧洲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灵魂人物。在他的主导下,现当代美国以欧洲事务为核心的外交模式基本确立,大西洋联盟的巩固和发展由此成为现当代国际关系史的重要内容。对艾奇逊外交理念以及实践过程的探讨,呈现出战后美国逐步制定并推行遏制战略,缔造两极格局的全过程。秉持"实力地位"与"总体外交"这两个核心概念,艾奇逊竭力塑造出新的国际秩序,使之能够助益于提升美国国家实力。战后初期美国对欧政策的成功推行,加速了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获得,艾奇逊及其同侪最终构建起一个反映美国价值观,守护美国经济和安全利益的全球体系。     

战前日美经济关系的变化及其对日本外交政策的影响

一次大战后,日美矛盾成为远东太平洋地区国际关系的焦点,与美国争夺中国市场成为日本对外政策的核心和出发点。由于美国经济对全球的影响力和日本资本主义本身对国际市场的严重依赖,日美两国经济关系的消长成为影响日本对外政策制定的重要因素。20年代日本外交标榜“与欧美列强协调一致”、“不干涉中国内政”和“经济往来”,即所谓“协调外交”。30年代初起,以“九一八”事变为转折点,这一国际协调外交迅速向武力外交转化。经“一·二八”事变、“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直至挑起珍珠港事变,导致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引起日本外交剧烈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试图从一战后日美矛盾这一基本要素出发,探讨这一时期日美两国经济关系对日本外交政策的影响。     

晚期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国家关系的演变及其特征

当奥斯曼帝国的衰弱与欧洲国家的强大形成鲜明对比时,欧洲大国看似掌握着瓜分奥斯曼帝国的主动权,但欧洲国家因利益冲突而不可能一致对付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内忧外患、衰弱不堪,但它依靠一两个强国来抵制其他欧洲强国的侵犯,保持了国家主权的独立：在英国和法国的帮助下抵制俄国,在俄国帮助下压制埃及行省的分裂行动,依靠德国的帮助抗拒其他欧洲强国,客观上延缓了帝国的衰亡。很显然,奥斯曼帝国的外交虽是“病急乱投医”,但也有一定主动性,并非完全任人宰割;只是帝国内政中的问题削弱了正常外交活动。奥斯曼帝国对欧关系的演变受当时欧洲国际关系格局变动的严重影响．帝国最终被卷入欧洲大国之间的战争。     

“财政-军事国家”论在西方学界的发展与演变北大核心CSSCI

近代早期欧洲国家形成与军事活动之间的关系是西方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美国学者约翰·布鲁尔提出“财政-军事国家”概念,强调行政机构扩大、财政税收增加与军事力量膨胀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一概念一经提出,很快成为分析近代欧洲国家形成与军事活动的重要框架,但它本身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例如,夸大了近代早期国家的能力、忽视了对财政资源的使用状况。近年来,一些西方学者试图对“财政-军事国家”概念进行补充与修正。“承包人国家”概念挑战了“公共”与“私人”的二元对立,着眼于国家将部分战争工作承包给私人,强调了私人部门在近代早期欧洲军事活动中的关键作用。“财政-军事体系”则采取了跨国的视角,关注国家、次级主权政治体和私人之间在军事活动中的互动,通过一系列“财政-军事中心”交易战争所需的人力、资金、物资、专家、服务和情报,从而勾勒出一个遍及欧洲的战争资源网络。这些研究极大地拓展了近代欧洲军事史和国家形成的视野与思路。     

中国外交体制的建立与近代化转型

<正>所谓"外交",就是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如参加国际组织和会议,与别的国家互派使节、进行谈判、签订条约和协定等。日本学者坂野正高认为,"外交是对等的独立国家间关系的现实,它不是纵向关系,而是横向关系",中国周朝以后(春秋战国时期)的朝贡体制基本上是上下关系,因而不是外交(坂野正高:《现代外交分析——情报、政策决定及外交交涉》,東京大学出版会1971年版,第9~10页)。川岛真据此认为,"清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等可以定位成朝横向关系的转移,而后来设立外务部、外交部就可以认为是这个转移的结束或完成"(川岛真:《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     

雅尔塔“密约”对国民政府的冲击与接收东北——也论抗日战争结束时之东亚国际关系

雅尔塔“密约”对国民政府的冲击与接收东北——也论抗日战争结束时之东亚国际关系西村成雄在１９４５年东亚的国际关系中，居重要角色的国家有日本、中国、美国和苏联四个国家。无庸置疑，这其中还包括日本“傀儡政权”与英法两国所带来之影响。但在中国政治空间方面，应...     

朝鲜战争与澳英关系

在澳英传统关系变迁中,朝鲜战争无疑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朝鲜战争的爆发暴露了英联邦防御机制在远东地区的脆弱性,从而导致澳大利亚在外交和防务决策方面自主意识的增强;朝鲜战争凸显了澳美防务合作的重要性以及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并使得澳大利亚借机实现了与美国缔结防务同盟关系的愿望。澳美关系首次取代澳英关系成为澳大利亚外交和防务政策的基石,而澳英关系自此以后则朝着更加平等的方向发展。     

原敬与国际协调外交

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来看 ,日本近代的国际协调外交渊源于原敬的“对清政略即是对欧政略”的外交哲学原则。在长达半年的欧美实地考察中 ,原敬亲眼目睹了美国实力正在蒸蒸日上 ,预见到美国将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的作用 ,指出在今后的国际问题上要格外注意美国的动向。一战爆发后 ,原敬在各种场合反复陈述日本与美国协调关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其国际协调外交思想得到了充分展开。从原敬的思想主张来看 ,其国际协调外交思想的终极目标在于 :日本在比较有利的和平的国际环境下 ,从中国获得最大的国家利益。     

卡特政府在《巴拿马运河新条约》上的双重政治博弈(1977-1979)

1977年的《巴拿马运河新条约》,是卡特政府在外交政策上的标志性成果之一。它的签署和通过,是卡特政府在复杂的国内外局势下实行双重政治博弈的结果。面对具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巴拿马人民,卡特政府从国家长远利益出发,顺势而为,适度妥协;面对政府内部行政部门间的意见不一和顽固保守的国会势力,卡特政府在守住政策底线的前提下,通过巧妙施压和正面劝导,积极争取中间势力的理解和支持。这种内外博弈过程突出反映了在切实维护国家利益的重大外交决策问题上,美国现行宪政体制的功能和效用具有典型的两面性一方面,对内尽可能争取相关各方在重大外交政策上理解和支持的最大公约数,以有效增加美国对外政治斗争中获胜的筹码;另一方面,决策上的混乱拖沓增加了内耗,使得某些符合整体长远利益的重大外交决策不得不迁就于注重眼前、局部利益的国会系列修正案,导致重大外交政策的实施初衷与实际后果之间出现明显偏差。     

对后现代视野中民族国家定位的思考

思考、讨论后现代视野中的民族国家定位问题是非常必要的。这是因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民族国家的定位问题与是否遵循“主权至上”原则密切相关,而全球化理论和“新中世纪主义”是后现代较有代表性的两大国际关系理论,且这两大理论在民族国家的角色定位问题上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家大都是     

一部理论联系实际的学术著作——评《美国人权政策的历史考察》

在21世纪,人权问题正在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美国和西方国家鼓吹“全球人权”,利用人权问题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了解美国和西方人权政策,对揭露美国和西方国家利用人权作为政策工具,进行扩张侵略的丑恶面目是非常必要的。     

戴维·J.希尔和他的《欧洲外交史》

活跃在19、20世纪之交的美国传奇式人物戴维·J.希尔集多种身份于一身,而他最为后人记取的是他在国际关系学科领域的开创性成就。他所著的《欧洲外交史》三卷,是欧美学界的第一部国际关系史通史著作,极大地推动了19、20世纪之交欧美国际关系学科的兴起。该著作既清晰描绘了1800多年间欧洲政治的宏观轨迹,又生动展示了欧洲国际关系进程的丰富画面。它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对历史主线的精当把握、对历史偶然因素的深刻揭示、对文献资料的广泛挖掘以及清新活泼的写作手法。这些特点使该著作成为国际关系史学的不朽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