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洋厂长”格里希当副手

1984年11月．格里希受聘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后．上级从技术科抽调了三名专业技术人员跟随格里希,配合工作,协调生产技术上的问题．其中有我一个。1966年,我从华中工学院（现为华中科技大学）内燃机专业毕业,1967年分配到武汉柴油机厂。     

检验科长眼中的“洋厂长”格里希

<正>我1969年从武汉柴油机学校毕业,分配到武汉柴油机厂热处理车间。1980年考入中央电视大学脱产学习三年,1983年毕业回厂任工艺科专机设计组技术员。这年我已35岁,本以为上班搞几项设计,下班相夫教子,平平淡淡就度过了下半生。谁知,1984年德国专家格里希先生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一下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也使我受到终身教益。     

武柴厂长格里希有职有权治厂严谨

(摘自《长江日报》1984年11月22目)11月19日,武汉柴油机厂厂长、联邦德国退休专家威尔纳.格里希先生首次签发任免令,免去了两名干部的职务。作为我国国营企业中的第一位外籍厂长,格里希拥有国务院确定的厂长的各项职权。     

请“洋厂长”带来的旋风

1985年1月25日。他们在拥抱。一位是六百万市民的父母官——武汉市市长吴官正,一位是异国市民——联邦德国专家格里希。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市长向他的异国市民颁发了荣誉证书和证章,双方都很激动,两双熠熠生辉的眼睛里都闪烁着泪光。市长清楚地记得,半年前,当他告知这位在新闻界、实业界名闻遐迩的人物：＂格里希先生,我和我的政府,接受武汉柴油机厂职工大会的请求,聘请你出任武柴厂长……＂时,双方的眼睛,也像今天一样晶莹透亮。     

聘任“洋厂长”格里希的片断回忆

1984年11月,联邦德国退休专家威尔纳·格里希受聘担任武汉柴油机厂（以下简称“武柴”）厂长,成为我国国有企业中第一位“洋厂长”。这是当年引起广泛关注的新闻。事隔20多年,回头来看,这也的确是改革开放前期带有标志性的重大事件之一,它所产生的效应至今仍然可以感知得到。     

聘任“洋厂长”格里希的片断回忆

1984年11月,联邦德国退休专家威尔纳.格里希受聘担任武汉柴油机厂(以下简称"武柴")厂长,成为我国国有企业中第一位"洋厂长"。这是当年引起广泛关注的新闻。事隔20多年,回头来看,这也的确是改革开放前期带有标志性的重大事件之一,它所产生的效应至今仍然可以感知得到。洋专家被聘任     

武汉柴油机厂破产的回忆

<正>武汉柴油机厂(以下简称武柴)破产十年了,我曾任武柴的大计划员,后又任武柴的企管办副主任,作为武柴的老员工,亲身经历了武柴由盛到衰的过程。武柴所在的古田工业区,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一直是武汉市最重要的工业区之一,其地理位置包括古田一路、古田二路、古田三路、古田四路、古田五路、简易、宗关、水厂。这里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工业企业有100多家,大、中型企业主要有:武汉柴油机厂、武汉轻型汽车制造总厂、东风造纸厂、     

回眸投身税制改革的岁月

<正>1931年,我出生在湖北省黄陂县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我的祖父韩惠安是民国时期武汉商界巨子、湖北商会会长、盐业首富。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逼近武汉,我祖父决心不为敌伪做事,隐姓埋名避战乱,迁到上海租界隐居。我少年时期就与父母分开,随祖父生活。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我正随着祖父在香港,在南华中学念书。1951年8月,我由香港回到了武汉。当时大学高考期已过,偶逢武汉大学补招税务专业的大学生,我就应试考入了武大,确定了以税为业,一辈子为党干好税务工作的夙愿。从意气风发的专业税务工作者到中学教师1953年8月,因国家急需人才,我从武大提前毕业,因成绩名列前茅,又是共青团员,被组织选派到了当时税务工作的国家最高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作。我作为国家培养的第一批税务专业的大学生,受到了领导的重视和重用。     

为初心做匠人

我叫徐击水,1963年4月生,中共党员.1984年,我毕业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机械设计及理论专业,同年留校任教,现为武汉奋进智能机器有限公司、武汉奋进电力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湖北省机器人产业创新战略联盟理事长.     

我在武汉生活的四十三个春秋

我在武汉生活整整43年了.武汉的山山水水、一木一草都会引起我的回忆.武汉成了我第二故乡.1953年我从日本回国到武汉.对我来说武汉是陌生的异乡客地.武汉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辛亥革命首发于武昌、国民革命军北伐和武汉国民政府的成立、抗战初期的武汉会战等,这给我某种神秘感和莫名的魅力.     

助推武汉进入天然气时代

<正>我的同事2000年去武汉考察,回来说武汉是很好的投资的地方,建议我去武汉看看。2002年,我第一次去武汉。自此,中华煤气公司与武汉天然气公司展开了十余年的深度合作。武汉市居民管道气用户也从最初的50万户,至今发展到180万户。调研发现武汉市的能源需求非常大中华煤气与武汉燃气集团的正式合作在2003年。2002年6月,我第一次来到武     

武汉养育了我

我父亲叫吴昆山,是台湾省台中市人,十几岁时离开台湾到日本,一边读书,一边打工.1953年他只身从日本回到祖国大陆,被分配到武汉工作.l964年我在武汉出生,所以我虽是台湾人,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武汉人,武汉是生我养我的第二故乡.     

从文华中学走出来的“中国童子军代表”

进入武昌文华中学读书 我是1930年从老家河南商城县来到武汉的。民国初年,我的祖父僖仲公在王占元主鄂时任湖北厘金局长,因此我们这个家庭和武汉颇有渊源。每逢家乡有事,我们就跑到武汉来住。当时我的父亲鼎年公已经过世了,母亲带着我和姐姐一起生活。     

从狮子山到桂子山再到国际舞台

正武汉虽然不是我的出生地,但也是我的第二故乡了。自从1986年考入华中农业大学学习以来,我已经在武汉生活了约30年(中间去上海读博士3年,去法国学习2年,去澳大利亚访学半年)。从美丽的狮子山下,到烟波浩渺的东湖之滨,再到四季飘香的桂子山上,我在大武汉的怀抱中成长、成熟,也见证了武汉的巨大变迁。记得当初在华中农业大学上学时,到华农的公交车只有两条路线,一条是22路,到武昌火车站;另一条是55路,往武汉大     

东湖蓝藻水华的来龙去脉

1954年8月,我随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从上海迁来武汉之后,就定居在东湖之滨。在近50年的岁月里,我与武汉结下了不解之缘。尤让我牵念的是东湖的水质,因为它与我的科研事业密切相连,我天天要和东湖打交道。在这里我说说东湖蓝藻水华的来龙去脉。     

我见证了武汉商业的这段传奇

<正>我生于1954年,小时候随父辈从内地赴港谋生。一路打拼,1985年建立以工程建设为主业的德信集团。1992年,一次偶然的机缘,与武汉有了交集。人的一生常常就是这样机缘巧合。因为一栋建筑、因为一个以这座城市名字命名的百货商场,我与武汉紧紧相连,成为一个"老武汉"。与武商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始于邓小平南巡那年我和武广的故事要从1992年讲起。现在回过头看,1992年,是中国改革开     

我工作过的武汉堤角邮电支局

上世纪70年代,我下放到东西湖武汉邮电局东山农场,当了两年猪倌后,又被从武汉最西端的东山农场调遣到武汉最东端的堤角邮局“监督劳动,接受改造”,当了一名营业员。在那里工作生活了七八年,直到沉冤洗雪,退休回家。     

长江下游布雷战

1938年6月．日军派遣大批兵舰突破马当要塞,直趋湖口、九江、瑞昌、武穴等地,从水路直逼武汉;另一路陆军攻占潢川、罗山,进逼信阳,从平汉路进窥武汉。是年8月,我第二十二集团军配属各轻重炮兵10余个连,担任腰击敌舰任务．以策应武汉之作战。     

我的台籍身份的苦和甜

我的父亲吴锡类,1921年1月28日生于台湾,是台湾省台南县东石区六脚乡更寮庄人.22岁时去日本谋生,并在日本结婚.1974年2月20日病逝于武汉.我于1948年出生在日本大阪,1953年随父母从日本回到武汉.我因籍贯是台湾省的缘故,经历了人生道路的酸甜苦辣.     

创办《长江文艺》的片段回忆

正1949年5月,武汉解放。当年一同进入武汉的郭小川、崔嵬和李季同志,近几年已先后逝世。我一想起这些同志,就好像看到了他们的音容笑貌,看到了他们活动的场景。这就是我们一起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50年代初期的武汉。我和崔嵬是1949年春季在开封相遇的。他带着一个文工团,风尘仆仆地从华北来到中原。他们立刻在开封街头展开了文艺宣传活动。这里的群众第一次看到从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