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近现代教育开拓者周恭寿

在贵州近代知识分子群体中,不乏对地方教育怀有拳拳关怀之人。但真正力行不息、卓然有成者,还得首推周恭寿。作为身处社会文化急剧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周恭寿不但完成了从传统文人到近代知识分子的角色转换,而且以其中西合璧的知识底蕴,积极引导时代潮流,践行教育救国思想,大力推进贵州教育近代化的发展。他本人也因此成为清末民初推动贵州教育发展的领军人物。     

1949年前蒋介石对知识分子的认知与动员

知识分子群体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蒋介石在败退台湾以前对知识分子群体的界定有些混乱,但他对知识分子群体的作用有一定的认识,希望知识分子能在协助政府、领导民众方面做表率,帮助其达成治国目标。蒋吸纳部分知名知识分子进入政府,并在新生活运动、知识青年从军等运动中对知识分子有所寄望。但蒋不了解现代知识分子对自由、民主与平等的追求,对知识分子的诉求缺乏包容与沟通,导致广大知识分子最终走向国民党的对立面。这也是蒋介石与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失败的原因之一。     

民初贵州的“实业兴黔”讨论

辛亥革命后,振兴实业成为朝野各界的共同心声。贵州的知识分子也借助报刊这一传媒,对在贵州振兴实业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贵州舆论界普遍认为,贵州落后的经济社会状况和特殊的自然条件决定了贵州必须振兴实业。振兴实业要分轻重缓急,应以农业和矿业为要务,要群策群力,有的放矢,要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模式等。这次大讨论,为贵州知识分子就实业兴黔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搭建了一个平台,展现了知识分子的思想脉动、贵州情怀。但是,知识界设计的实业兴黔的路子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论贵州近代社会结构的演变

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群体的产生形成是在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他们毅然肩负起救亡重任,并吸纳国外先进文化知识,为挽救民族危机和改造社会而活跃,引起贵州近代社会一系列变迁。     

民族危急局势下《读书生活》群体的左翼化

面对九一八事变后的严重民族危机,《读书生活》群体依据“分工的原则”,起初“以浅薄自安”。随着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剧,他们改变立场,融入到挽救危亡的历史洪流中去,思想理念左翼化,与中共的主流观点日益接近。该群体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中国实际,对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领导力量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这种讨论提高了他们自身的理论水准,推动了救亡运动的发展,给后人留下了一份值得继承的历史遗产。以该群体为代表的沪苏浙地区中小知识分子的左翼化,反映了左翼知识分子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和中共的理论主张吸引中小知识分子群体的成功。     

浅析共和国一代知识分子心路历程与知识分子的定位——以钱理群著《我的精神自传》为例

作为国内知名的鲁迅研究专家以及伴随共和国成长的亲历者,钱理群用自己的方式一方面坚持着严谨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始终进行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与自我批判,提出了自己这一代知识分子的隐痛与反省,而同时期的共和国一代知识分子也在做同样的思考。本文试图以钱理群《我的精神自传》中的自我思考作为切入点,探讨共和国一代知识分子矛盾坎坷的心路历程,进而联系历史、社会、国家、个人等众多复杂因素,深入分析中国知识分子面临1949年后国家与社会转型的选择。通过综合分析各家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探讨,进一步明确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群体,其言行对社会发展尤其是精神价值的重要影响。由此思考知识分子应秉持怎样的原则应对历史的潮流,而这也是值得一代代人思考的关键问题。     

我国近代型知识分子群体简论

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群体,都是一个历史的概念。 当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刚刚同人们的物质生产,同人们的物质交往,以及现实生活的语言分离开来时,就已经出现了巫、祝这样一批以从事精神生产为专门职业的最初形式的知识分子。     

五四时期皖籍先进知识分子群体的产生及其典型特征

五四时期是中国社会新一代知识分子群体的成型时期,海外不少学将以陈独秀、胡适等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称为近代中国的第二代(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称为第一代)知识分子。五四时期新一代知识分子群体是汇合着全国各地化精英的结合体,而皖籍知识分子在这个群体中显     

对抗战时期中国文教忠贞及殉难人士表彰之研究

抗战时期,有许多因各种原因而不得不身处沦陷区的知识分子,虽身处逆境但仍坚持与敌伪抗争.有的因不甘附逆,或身陷囹圄,备尝酷刑,或慷慨就义,他们所表现出的不屈的反抗精神与民族气节是值得记取与弘扬的.目前学界对这一群体的研究相对薄弱,大都以个案揭示敌伪的凶残,缺乏对其精神风貌的整体性关照.本文试图结合战后国民政府对文教忠贞及殉难人士表彰活动的考察,对现存资料进行梳理与考证,进而透视战争环境下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以及那段特殊而不应忘却的历史记忆.     

清至民国滇黔毗邻区花苗群体之形象建构与国家认同

滇黔毗邻区的花苗群体是苗族的一个支系，清朝汉族士大夫把这一群体建构成一个与华夏有着巨大差异的“蛮夷”形象。民国时期汉族知识分子强调花苗群体与华夏的“同源”性，是中国民族的一部分。清末民国时期，西方传教士建构的是一个被“拯救”而获得精神自由与新生的花苗群体形象，亦为中国之一部分。民国时期的第一代花苗知识分子，在自我族群形象的建构中，既认识到本族群的不足，又意识到本族群的优势，自我归类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表达出强烈的国家认同情感。滇黔毗邻区花苗群体形象的历史演变与多维呈现，其国家认同情感的逐渐强化，展现了滇黔毗邻区花苗群体伴随王朝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演变过程。     

周西成对贵州经济发展的影响

周西成作为桐梓系军阀的开山鼻祖,又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历史人物,在西南史、贵州史上是一位举足轻重、影响深远的人物,本文仅从经济这一层面对这一历史人物进行考察,论及其在贵州经济发展史上的影响。     

贵州知识分子工作回顾与展望

邓小平同志不久前指出,现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的发展和深化。正确认识和充分运用这个第一生产力,以作用于兴黔富民大业,首先要解决好我省的知识分子问题。一历史告诉我们,知识分子是伴随社会生产力的产生发展而产生、发展的社会阶层,反过来他们又有力地促进该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的进程。而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又为知识分子队伍的壮大,以及整个队伍素质的提高,提供了一定的环境与条件。解放前的贵州,经济水平十分低下,文     

从王士性《广志绎》看明代贵州人文自然风貌

明代著名地理学家王士性在其地理学名著《广志绎》中对贵州风貌有详细论述.王士性通过自身的所见所闻,不仅翔实地记载了贵州的历史人文地理,包括贵州的历史、行政管理、交通、物产、民风等,而且还记载了贵州的自然风貌,并且做出了精彩论述,体现出比较先进的人文地理思想.这不仅为研究明代贵州人文地理及自然风貌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同时也有助于今天贵州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科学发展观与"和谐贵州"的建设——以贵卅文史研究馆工作为例

敬老崇父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也是和谐社会重要票志.该文以贵州文史研究馆为例,通过五十五年工作回顾,将中国老年知识分子的"老有所养"赋予新的含义.针对后工业化和贵州"欠发达、欠开发"省情,强调以新的视角,将"多彩贵州、绿色贵州,文化贵州"展示于人,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发挥独特作用.     

汉初儒家知识分子群体与儒术独尊

汉初废除"挟书令"以后,学术复兴,百家竞鸣,诸学派都致力于学术的整合与创新,冀望得意于时君,实现学术与政治的互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非历史的必然。儒家知识分子群体前赴后继,积极参与新政权的建设,关注汉初政治经济变动并较为正确地洞察其历史走向,适时把握历史机遇,通过共同努力,完成了"儒术独尊"这一历史过程。     

先秦“士”阶层的文化心态与历史命运

春秋战国时代,“士”阶层作为具有鲜明社会标志的文化群体,崛起于神州大地,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意义重大和影响深远的。王国维先生在《观堂集林·释史》中指出,“士”源于“史”,其遥远的祖型,即是原始氏族社会从事占卜记事的人员。这是非常精辟的。笔者认为:“‘巫、史’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原始形态,在他们身上潜藏着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某些基本品质,对中国早期文化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但他们毕竟还算不上真正的、成熟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还揉杂着相当浓厚的虚妄成分,他们还缺乏自由从事文化创造的身分和能力”。在中国历史上,最早具备了真正成熟的知识分子特征的,当推春秋战国时代的“士”阶层。     

“南天一柱”何腾蛟

何腾蛟（1592—1649）,贵州黎平府人,字云从,亦字祥升,出身“书香”门第。祖父何志清,明嘉靖贡生,曾任四川夔州府开县主簿。父何东凤,明万历贡生,曾任云南楚雄府新州学正。传说腾蛟诞生之时,乡里人“忽见金色双鲤飞入何宅,顷刻消失,人皆以腾蛟为井里神鱼所化生”。传说神异,可见乡里人对腾蛟的敬重。     

吴宓、陈寅恪与胡适、傅斯年之关系——以《吴宓日记》为中心的考察

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吴宓与陈寅恪的关系是亦师亦友、相知相惜、维持终生可传为佳话的那种忠诚的友谊;傅斯年与胡适的友谊也具有这样一种性质。在这两对关系中,前者在人们看来属于本位文化保守知识分子群体,后者属于与之对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分析此四人及两对之关系,可以考察与透视民国时期不同类型和立场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及相互之间的关系。由于《吴宓日记》记事的系统性、连续性尤其吴宓在此四人关系中的特殊性,为我们考察上述关系提供了一个十分珍贵的视角。     

民国贵州财政述略

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民国时期的贵州财政收入情况看,贵州都属于低收入地区。这在客观上,严重制约了贵州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贵州财政的收入低下,与贵州经济、政治、文化的落后是一脉相承,互为因果的。因此,回顾民国时期贵州财政的一段历史,有助于我们站在一定的高度,联系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对地方财政问题进行深度思考。     

读何腾蛟《为假太子疏》后——兼评马士英

正《黎平府志·先贤传》载有一篇何腾蛟向南明弘光皇帝的上疏,上疏的标题是《何腾蛟为假太子疏》,题为"逆辅蔑制吾君,明害皇嗣,谨声罪讨,以妥先帝神灵,以抒天下公愤事"。此奏疏完全是针对马士英的,以"太子"事件为发端,历数马士英的罪状。为便于分析,下面先将何腾蛟历数马士英的罪状抄录于下:"窃见逆贼马士英,出自苗种,性本凶顽,臣等身在行间,无日不闻其恶状,无人不恨其奸邪。先帝皇太子至京,道路汹传,陛下屡发矜心,士英以真为假,必欲置之死而后快。臣前疏,望陛下从容审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