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复榘与蒋介石(下)

据说,会议期间,蒋介石指责我父亲丢了山东。我父亲毫不客气地顶撞说:"山东丢失是我的责任,南京丢失又是谁的责任呢?"下午1点半,军事会议在开封南关袁家花园举行,我父亲偕孙桐萱等乘车前往出席会议。开封军事会议上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情,是人们关注的     

梁漱溟韩复榘的合作与冲突

远在1922年梁漱溟先生尚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执教时,作为陆军检阅使的冯玉祥将军驻守北京,他邀请梁先生在北京南苑基督教青年会,为其下属五个旅的官佐讲学,主要内容为儒家哲学与梁先生的政治主张,每次听讲限一个旅,由旅长率全旅官佐前往。当时的韩复榘还是个营、团级的官佐,他认得讲学的梁先生,但梁先生却不认识他。30年代初期,韩复榘任山东省政府主     

回忆先父韩复榘（上）

我是韩复榘的次子,1923年出生在北京南苑的军营附近,那时父亲在冯玉祥的部队任团长,母亲是随军家眷。     

抗战前后的韩复榘

韩复榘是民国时期威振一方的大军阀,他原是西北军冯玉祥的部下,因其作战英勇,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故深得冯玉祥的信任。后投靠蒋介石,官至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并担任山东省政府主席达八年之久。1938年初因违抗军令、抗战不力并密谋反因违抗军令、抗战不力并密谋反蒋而为蒋介石所杀。由于他的性格、作派和经历特殊,有关他的传说和趣闻一直很多,但多属于演义之类的故事,其真实性颇值得怀疑。     

新桂系集团与蒋介石集团争斗内幕（上）

新桂系集团与蒋介石集团的争斗,是争权夺利之争。在20多年的明争暗斗中,新桂系集团的首脑李宗仁、黄绍兹、白崇禧等一批重要骨干曾因被蒋打败而流亡境外,但他们不甘心失败,与蒋争斗之心未泯,后来竟奇迹般地复起,并继续与蒋介石集团不断较量,最后在祖国大陆解放前夕该集团的首脑李宗仁还取代了蒋介石成为中华民国的“代总统”。几十年来,蒋介石     

蒋介石三见张学良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联合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逼其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同年12月25日,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回南京。一般认为张学良羊落虎口,从此就以“待罪”或“获罪”之身,再也见不到蒋介石了。但是,随着蒋介石和张学良日记的解密,才披露出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之后,二人曾有i次会见。     

冯玉祥与蒋介石的恩怨

1928年7月2日,有位中国人登上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有关报道的题目叫做《特立独行的"基督将军"冯玉祥》。《时代》周刊的开场白是这样写的:"他站     

蒋介石与两广六一事变

蒋介石应对两广六一事变大体上有一整套方针与步骤。事变初露端倪时,蒋静观其变。针对两粤之军事部署以防备为主,取监视与待机方针,欲利用两广之争和广东内部的文武内讧,以政治方式和平解决。事变爆发后,蒋为拆分粤桂,先专对粤。广东问题解决后,冒险撤换李宗仁、白崇禧。借口李、白抗命不服,趁机派兵入粤。待中央军转至西江布防后,开始对桂谋求和平解决。蒋处置两广之方针与步骤虽无明显之失算,为两广问题得以和平解决之关键,但其所运用之手段没有超出中国传统政治术之羁縻反侧的范畴。     

新书微讯

《我的父亲韩复榘》内容简介本书整体再现了国民党陆军上将韩复榘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介绍了他的个人生活,对子女的教育,与各方(冯玉祥、蒋介石、张学良、日本人、共产党)的合作、矛盾与斗争,理政情况(公务、文化、教育、剿匪、救灾),时人、后人对韩的评价,等等。     

传统政治文化观与西安事变中的张学良和蒋介石

作者从传统政治文化对张学良和蒋介石不同影响的层面,论述、阐释了张、蒋二人在西安事变中不同的思想、行为及其原因。张学良“以道事君”──“为民请命”的传统政治文化观是其得以发动事变的重要心理因素,而“事君以敬”──“负荆请罪”的传统政治文化观和时代全国精神的结合则是导致他主张和平解决事变并送蒋回宁的重要思想因素。相比较而言,蒋介石的君王意识和君臣心理支配下的“威武不屈”──“捍卫人格”的思想和行为,则表现了其思想的保守、阶级立场的顽固和集团私利的狭隘。     

胡适与蒋介石(1949—1950)

在中国政局发生巨变的1949—1950年,胡适、蒋介石在面对失败危机时,有着极为密切的合作。蒋介石对胡适极为倚重,他委托胡适赴美活动,后又委任胡为外交部长,都是为讨好美国,以获得美国援助。胡适对蒋介石的支持和拥护是无条件的。他受蒋之托前往美国宣传、游说,争取美援为蒋"辩冤白谤",竭力维护蒋介石的反共领袖地位。在敦促美国和国际社会不承认中共政权方面,胡、蒋也配合默契。胡适还以思想、文化为阵地从事反共斗争。胡、蒋所以能亲密合作,除了有共同的反共诉求外,还是二人互相需要、互相选择的结果。     

一级上将何应钦(连载22)

何应钦,黄埔军校的总教官,国民党一级上将,担任过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司令部总参谋长、军政部长等要职,是黄埔系里仅次于蒋介石的二号人物。本文作者熊宗仁,著名历史学家。本刊从2010年一期起,连载熊氏所著长篇《一级上将何应钦》,以飨读者。     

妥协与抗争:蒋介石与济南事件前后的对日决策

本文利用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收藏的相关日文档案,及《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等书中所收蒋介石日记,对蒋介石在济南事件前后对日决策中的表现进行系统梳理。研究发现,蒋的对日妥协、退让既是事实,但另一方面,无论是在谈判桌,还是在战场上,他也都不乏强硬的一面。面对日方赤裸裸的武力威胁和过高的谈判要价,他虽有不少退让,但从未完全屈服。尤其当认清日方的侵略本质后,他便开始想尽办法,改换策略,与其对抗。为了逼迫日方在谈判条件上让步,他顶住压力,力排众议,一再拒斥日方军事交涉的要求,并试图利用日本军、政界内部的矛盾、分歧,力争实现事件的外交解决。这些看似消极的抵抗,却收到不错的效果——日方被迫在谈判条件上让步。此后,蒋愈发强硬,最终致使日方未能实现其预定目标,南京国民政府也因此得以避免遭受更大的损失。     

蒋介石与战后学潮(1945—1949)

战后频发的学潮集中暴露出国民政府在外交、经济、地方管制等领域所面临的严重危机。作为执政者的蒋介石,其学潮应对却是无解的困局。首先,蒋难以有效控制党内各级干部,甚或各派系为争权夺利主动参与乃至组织学潮,蒋受主客观环境困扰,无法有效消除派系政治的破坏性影响。同时,蒋学潮认知思维模式固化,过于强调中共的领导作用,忽视了学生合理诉求与党内弊端。而蒋在处理各类学潮的过程中,没有清晰的应对策略,往往在制裁与疏导、纵容与压制之间犹豫不决,国民政府在各地连续不断的学生抗议声中迈向崩溃的边缘。     

张学良四度到南京

爱国将领张学良,在其坎坷的一生中,曾先后4次到达南京。其间悲欢离合,阅尽人生,写下了与这座古城的不解之缘,记录了一个个凄美动人的故事。1930年11月:一到南京凯歌高奏待如上宾1928年6月4日,随着皇姑屯爆炸事件的发生,形成了张学良生命中的转捩点。此前少帅对日本人心存幻想,而此时,杀父之仇在其胸中燃起熊熊的复仇之火。是年     

蒋介石收复新疆主权的努力(上)——蒋介石日记解读

1942至1944年,蒋介石利用机会,因势利导,促使原来企图独立、加盟苏联的军阀盛世才转向国内中央政府,从而收回新疆主权。其后,创造条件,将盛世才内调,消除其分裂、叛变的可能,确保新疆处于中国版图之内。自1945年开始,蒋介石坚决反对以建立所谓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也称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为代表的新疆分离主义,支持张治中和平谈判,成立新疆省     

《蒋介石日记》与西安事变的几个问题

<蒋介石日记>(以下简称<日记>)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陆续对外开放,已引起国内近代史学界的广泛关注.<日记>的开放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视窗,增添了许多新资料.蒋介石在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期间撰写的日记.虽对当时一些关键人物和事件的记述过于简略,或者是有意隐匿,致使后人研究这个重大历史事件颇感困难.但蒋介石作为两安事变重要当事人,他当年撰写的日记,仍不失为研究这一事件不可或缺的第一手珍贵资料.况且,这份原始日记,较之1937年初他命陈布雷代笔的用来作宣传使用的<西安半月记>更接近于真实,史料价值更高些.<日记>的开放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把西安事变的研究再向前推进一步新的契机.     

张季鸾与蒋介石的特殊交往

篇前话1948年的秋天,我因小恙回故乡宜兴休息。城中南大街有家大公书报社,是《大公报》的代销点,除代销业务,还兼营售书,所卖大都是上海生活、新知这些书局的进步书,我偶去浏览。有次无意中在书架上看到上下两册的《季鸾文存》,那是张季鸾去世后《大公报》首脑胡政之为他岀的文集。     

台湾时期蒋介石与陈诚关系探微(1949-1965)

台湾时期蒋介石与陈诚的关系十分特殊,以往的研究集中于两人的合作,即蒋对陈的栽培与陈对蒋的忠诚.然而,新史料却显示,蒋介石与陈诚在合作过程中各有算计,他们之间存在不少矛盾,甚至有过正面冲突.本文即依据新史料重点揭示以往研究中被忽视的几个方面,诸如蒋介石对陈诚究竟是如何看法,如何理解蒋在日记中对陈诚的大量责骂,陈诚对蒋的真实感受与应对等,希望从较长时段的发展脉络中去廓清历史真相,构建完善的蒋陈关系研究,并藉此深化对台湾时期蒋介石及当代台湾政治发展史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