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孝胥与交通银行的半生缘

郑孝胥（1860—1938年）,字苏戡,福建闽侯人。光绪八年（1882年）举人,历任广西边境大臣,安徽、广东按察使,湖南布政使等职。郑孝胥所处的年代,正值列强入侵,国力衰退的时代。清政府为挽回败局,推出一系列新政政策,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铁路政策的改革。在当时,路政改革是新政改革的重中之重,它的成败,直接决定着新政的成败,从而决定清廷的命运。     

郑孝胥的生平与书法艺术

郑孝胥(1860—1938年),字苏戡,又作苏堪、苏勘、苏龛,又字太夷,号海藏、苏庵(盦),又号夜起庵主,室名海藏楼、夜起庵。福建闽侯县(今福州)人。其父郑仲濂,咸丰二年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工部营缮司、吏部稽勋司主事等职。郑孝胥生于成丰十年闰三月十二日(1860年5月2日)。幼年从其叔祖郑虞臣     

借款可以救国?——郑孝胥铁路外债观述评

内政与外交、外交与外债联为一体,互联互动,是近代中国的时代特征。外债的这种特征,使策略性、功利性运用民族主义成为可能。借债救国论源于东北铁路外债交涉,其最初是指厚集洋债,实现均势。在清末宪政运动中,它又延伸到内政方面,成为国会请愿运动的舆论推动力量,并构成了干线国有政策的促动因素。郑孝胥在其间发挥了独特作用。近代铁路外债观的功能异化、内涵的多质化及其政治化倾向在其身上达到了极致。他的经历与思想充分展现了近代中国在利用外资与维持民族利益之间的两难选择,也显示了立宪派的政治性格。     

功名、宦迹、幕宾：郑孝胥戊戌变法前的政治活动

郑孝胥少年得志,高中福建乡试解元,却于会试屡屡受挫,无奈以督抚幕宾为生,借助岳父吴赞诚的关系,先后居于沈葆桢、李鸿章的幕府,得以学习洋务,后随李经方出使日本,独当一面办理交涉,为交涉之干才,“洋务”也成为郑孝胥幕宾生涯的核心优势。郑孝胥对甲午时局的把握,对中日实力的差距认识准确,展现了干练的政治素养。     

郑孝胥：视民国为“敌国”的前清遗老

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兴起,清廷起用端方任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赴川平息风潮。端方寻思此次入蜀恐怕前景难测,于是数次致电邮传部尚书盛宣怀,恳请派一位名士相助,并声称“非赖公毅力熟手,难赴目的”。端方爱才,盛宣怀也惜才,他非但不放人,更希望将其长留身边,“北京少公不得,湖南想可不往”。可见盛对此人倚重之深。此君不是旁人,正是清末享“卧龙”之誉的闽人郑孝胥。     

伪满国务总理郑孝胥的两次辞职

正郑孝胥(1860—1938年),字苏戡,又字太夷,号海藏,中国近代最负盛名的书法家、诗人之一。作为清廷遗老,他拥戴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积极参与创建伪满洲国,并以72岁高龄出任了伪满首任国务总理,签订了卖国条约《日满议定书》,成了千夫所指的罪人。鲜为人知的是,在担任"国务总理"的短短三年多时间里,郑孝胥曾两次辞职,这两次辞     

张之洞与清末广西边防建设

中法战争后,广西在国防上的战略地位凸显。无论是清政府最高统治阶层还是地方官员,均对广西的边防建设投入相当的精力,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便是其中之一。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我们虽对广西边防建设问题有所关注,出了不少成果,但至今尚未有专文论述张之洞在广西边防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有鉴及此,笔者仅就所掌握的资料,对张之洞在广西边防建设上的一些作为作初步述探,不妥之处还请诸前辈指正。     

广西“一府两运河”独特现象的解读——兼论清代治边思想的新突破

横贯南北,绵延一千多公里的京杭大运河,由于其在中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作用,尽人皆知,历来受到学者的关注和重视。可在西南一隅,位于广西桂林境内存在着另一番独特的“一府两运河”现象,却鲜为人关注。清代桂林府的区域面积虽不大,却分布着两条古运河。其一为开凿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的灵渠,位于府内的兴安县。其二为位于临桂县的相思埭（又称桂柳运河）,于唐长寿元年（公元692年）开凿。     

清前期治边思想的新突破--对广西“一府两运河”独特现象的解读

本文以史实为依据,从清廷逐步加强西南边疆统治的角度出发,主要从改土归流、滇铜北运、西米东盐等方面对清代广西“一府两运河”繁盛原因作一解读。在此基础上,论述清统治者加大对西南边疆的治理与开发根源于其治边思想的新突破。     

广西水电建设的发展历程及其特征分析

本文运用历史学理论在阐述广西水电建设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对发展过程中所呈现的基本特征及存在的问题作了一定的探讨,试图总结其规律,以利今后的水电建设。     

承德庄田的开发与避暑山庄的建立——兼论承德开发与康熙帝的治边思想

承德塞外荒漠之地,随着庄田的建立和开发,生齿日繁,谷田丰产,为浩荡的八旗军北上木兰秋犭尔提供了物质基础,为避暑山庄的建立创造了有利条件。避暑山庄建立,是训练八旗、控制蒙古、加强北部边防之需,康熙帝在避暑山庄的活动又促进了承德的进一步开发,使社会经济发生重大变化。康熙帝在北巡中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治边政策,形成了独特的治边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