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汉学家与近代社会变迁

晚清汉学在地域上的扩充,使汉学家成为影响近代社会变迁不可忽视的力量。尤其是其中的重要学者,他们或任职朝廷,或为大吏幕宾,或掌教各地书院,无论在朝在野都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对近代社会风气的转移、新事物的传衍起到程度不同的作用。实际上,汉学家在近代各个领域都有出色表现,不仅没有固执华夷之辨,且领时代潮流之先风,在历次大的社会变革中均有涉足。详究其中原因,首先,这与汉学的治学内容及其治学精神和西学有相通之处不无关系;其次,晚清汉学家重新标举顾炎武的明道救世,提倡经世致用,有利于其投身于社会变迁实践。     

女性与近代福建社会变迁

鸦片战争后,地处东南沿海的福建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近代文明的进入,女性也有了受教育的机会,她们积极参加社会革命和变革,为改变社会面貌和自身地位而不懈努力,在社会习俗的演变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经过近代福建广大妇女的努力和斗争,女性的社会地位得到某种程度的改善与提高,妇女运动对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也发生着重大影响。在福建走向近代化的进程中,女性起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笔谈抗日战争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

编者按:2008年4月25日,由浙江省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杭州师范大学)和<抗日战争研究>編辑部联合举办的"抗日战争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学术研讨会在杭州召开,30余位学者出席了会议.本次研讨会,是接续2005年举办的"抗日战争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学术研讨会,再次以拓展抗日战争研究视角为主旨的学术研讨会.本次研讨会研讨内容十分广泛,涉及了抗日战争的研究方法,抗日战争对中国社会的总体影响以及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具体影响等.以下是出席会议的部分学者撰写的笔谈.     

从近代报刊婚姻启事看近代社会变迁

广告是各类报刊扩大收入、维持正常运转的基础。目前,各种商业广告已为不少学者用作史料,并作出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如蔡朝晖:《浅议广告的史料价值——以〈申报〉广告为例》,《新疆社会科学》,2006年2期;胡俊修:《从〈申报〉广告看近世上海社会生活的变迁》,《历史档案》,2003年4期等),但各类私人广告(如婚启、同居、报丧、警告、悬赏、鸣谢、招领、家务等)仍没得到充分利用。这类广告多由普通民众发布,因而更能折射出某一时代生活习     

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近代交通与社会变迁——“第二届中国近代交通社会史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1年11月12日至15日,"第二届中国近代交通社会史学术研讨会"在杭州西子湖畔顺利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就近代交通体系的成长,近代交通发展中西方列强、政府、企业及企业家的角色,近代交通与区域近代化、城市化,近代交通与城乡经济社会变迁,近代交通与旅游、文卫事业等问题展开热烈研讨。研讨会反映了当前中国近代交通社会史的主要研究内容和发展方向,为从事中国近代交通社会史研究的学者提供了良好的交流平台。     

近代西北皮毛贸易与社会变迁

自清代晚期以来,随着中西贸易的不断深化和扩大,皮毛贸易逐渐成了整个西北商业、金融运行的"发动机",这个"发动机"不仅有力地推动了西北城镇布局的演变,而且还有力地改变了西北牧民的消费结构。前者主要表现在西北城镇布局从以河西走廊为中心逐渐转变为以沿黄河为中心的格局,也就是说,西北城镇布局由历来以东西为主转变为以南北为主的格局;后者主要表现在牧民购买粮、布等生活用品的数量和品种的急剧增加,从而使其衣食结构等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仅如此,皮毛贸易还引起了西北牧民的思想意识和生产结构等诸方面的变化,这些也是值得关注和研讨的问题。     

营口开埠与营口海关

本文就《营口开埠与晚清辽河流域城镇的发展》和《清末民初东北地区海关的设立及其业务活动》两篇文章中有关营口开埠及营口海关等问题提出商榷,通过文献与文物资料的考证,对其中与史实不符之处予以更正。     

论青藏高原牧区社会变迁

青藏高原牧区社会变迁应以人类与自然、环境与社会的和谐以及保护与发展的良性平衡为指向,遵循化圈边际示范与传播、信仰化变迁的带动、国家力量的主导及商业贸易的一般规律,特别突出社会变迁的“计划”性,始终坚持继承创新、边际疏通、生态优先、系统统筹、因地制宜、替代突破原则,使之向更有利于社会现代化的方向加速变迁。     

试论开埠对近代汕头崛起的历史作用

汕头市区位于韩江、榕江、练江汇合出海处,原是一片汪洋大海,后为三江泥沙冲积而成小渔村。明嘉靖年间称为“沙汕”,万历时称为“沙汕坪”,清康熙时日“沙汕头”,雍正年间简称“汕头”。因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中失败,与英法等侵略国家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1858年）、《北京条约》（1860年）,汕头被迫开放,成为通商口岸,称汕头埠。至1921年设汕头市政厅,称汕头市。     

近代慈善事业与中国东南社会变迁(1895-1949)

1895-1949年,近代慈善事业的兴起与发展促使了中国东南社会的沧桑变迁及其慈善事业的近代化,其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清末十余年是初步兴起时期,近代色彩的慈善理念得以萌生,慈善公益活动有了初步扩展,传统的善堂善会纷纷向近代慈善团体转变。民国是兴盛发展时期,东南地区出现了众多的慈善团体和慈善家群体,对于民国社会的维系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近代慈善事业实际上扮演着调节社会的重要角色,成为推动近代社会前进的一种不可缺少的动力。     

以经济地理视角审视近代龙州的开埠贸易

开埠初期对于龙州所谓的"上通越北"与"下达珠江"的理想化的地理认知,没有反映出地处桂西山区的龙州交通不便和运力不足的现实.以经济地理为视角,分析区域内不同口岸之间的竞争,可以辨清近代龙州开埠贸易的初衷和后期的必然走势.     

赣南农村市场中的非正式制度与近代社会变迁

客家文化背景下的赣南农村市场的发展历史,既是经济发展的过程,又是社会发展的过程。从其建立到运作都深深地打上了宗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非正式制度的烙印,体现了典型的客家传统社会结构的双层架构特点。赣南农村墟市中的非正式制度在近代社会变迁中,有的遭淘汰或受限制,有的则演变或延伸。但闭塞与顽固的非正式制度也是制约赣南农村市场近代化的一个重要因素,近代赣南农村市场的发展走入了后续中的困境,表现出滞后的特点,因而难以实现社会转型。     

社会变迁视野下的中国近代地图绘制转型研究

近代中国地图绘制转型不仅是绘制技术、印刷和出版技术的转型,而且是近代社会变迁的一部分,受到众多方面社会变迁的影响.可以说,中国地图绘制的转型是近代社会变迁的一扇窗户,一方面,可以透过这扇窗户看到整个社会正在发生的众多变迁;另一方面,只有理解了社会正在发生的众多变迁,才能更为透彻地理解映射在窗户上各种光影的变化.从社会变迁视角分析近代地图绘制转型,也是地图史料价值的展现.     

近代福州港对外贸易述略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1842年8月29日,中英《南京条约》签订,福州成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英国可派驻领事等官。开埠后,福州除成为英国输入福建的鸦片和棉纺织品重要入口处外,还成为福建茶叶、丝、木材、樟脑等土特产输出的重要港口基地。     

宗教与社会变迁

“凡有人类痕迹的地方,就有宗教的痕迹。”宗教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是迎合人类的需要产生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背景、政治制度和历史文化传统,会相应的产生不同的宗教信仰和宗教行为,造成宗教及其信仰的多样化。     

近代山东行栈资本的发展及其影响

行栈资本是近代市场结构变迁的产物与新贸易趋势的受益,同时又是其推动。开埠通商后,行栈资本首先在口岸城市获得发展,后来又逐步扩展至内地市场和土洋货贸易的各主要行业。行栈一方面将外商洋行的购销与华商经营联系在一起,促成土洋货双向流通;另一方面又将口岸市场与内地不同类型的商人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以行栈商为核心的商品购销链或购销网。行栈资本具有贸易中介、信托代理、商品批发三项基本的商业功能,20世纪后在许多领域超越或取代了旧日的买办,使中外问主要商品的大宗交易为行栈所掌握,具有近代资本主义特征的交易方式也从其经营活动中衍生出来。行栈资本对近代市场经济下的流通、生产与消费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尤其重要的是,行栈资本向工业领域扩展,成为近代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资本来源。     

近代荆州驻防旗人社会变迁研究

八旗研究一直是清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本文重点以近代荆州驻防为中心,以地方史文献资料为依托,对荆州驻防旗人社会的变迁以及清朝灭亡后的荆州旗人社会发展与瓦解的过程进行探究,对荆州驻防八旗在近代冲击下旗人社会变迁进行梳理,主要从教育、军事等方面入手,对荆州驻防近代教育发展,选派留学生、人才培养与学校建设上进行梳理,在军事方面,对新军的建设与军队组成进行探讨,力求对晚清八旗军队的转型进行研究,同时文章还涉及到辛亥革命时期荆州驻防八旗的种种反应,以研究驻防八旗对清政府维护地方统治的意义进行探讨,并且文章重点论述了清朝崩溃以后荆州旗人的生计问题,对民国政府的努力与旗人社会自我救助进行复原,对荆州驻防的善后进行重点论述.     

民国时期安徽蚌埠并未开埠

<正>近代中国的通商口岸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为帝国主义国家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而被迫开放的商埠,通常称为"约开口岸"或"约开商埠",上海、广州、天津、汉口、重庆、芜湖等城市均属于此类。在这些口岸,列强通常设立租界,攫取领事裁判权、土地承租权、行政管理权、关税权、警察权、市政权等特权。另一种为中国政府自行宣布开放的通商口岸,通常称为"自开口岸"或"自开商埠"。由于自开商埠系中国政府主动开设,此类商埠的主权当然完全归诸中国政府。它     

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社会变迁(1900～1949)

以帕森斯的社会平衡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社会变迁,工业化就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原动力。工业化的社会需要新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这两类人跃升为工业社会精英份子的一部分,这是社会的第一种变迁。随着工业化而来的是工商阶层的兴起,工商业者及银行家成为工业社会的精英份子,这是社会的第二种变迁。当工商阶层兴起以后,人口集中城市是社会的第三种变迁。当工业化与都市化进行时,家庭制度也发生改变,由大家庭变成小家庭,且孝道也呈式微之势,这是社会的第四种变迁。     

天津开埠后的皮毛运销系统

开埠以后，天津及其腹地皮毛的运销系统，是随着天津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和天津与腹地间货物运输方式的变化而逐步完善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天津皮毛的来源地区、营销方式、产销数量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皮毛运销系统的逐步完善，极大地促进了天津外向型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