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的救济难侨活动（1931－1937）－以广东为中心

20世纪30年代,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日本的南进运动及东南亚各地排华运动等因素的影响,出现了大批难侨.在这些难侨归国后,广东省政府对他们进行了积极的扶助和救济,以帮助他们尽快恢复正常生活.本文运用有关的档案资料,力图探讨广东政府在1931-37年间的有关政策和活动,并以此来揭示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的国家意识及政府职能的转变.     

南京国民政府难侨救济工作的观察与思考

20世纪30年代,爆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危及众多国家,出现了世界范围的经济大萧条。一些国家为了转嫁国内危机,掀起了排华运动,大批华侨遭受迫害,被驱逐回国成为难侨。南京国民政府迅速做出反应,对国外排华运动展开外交交涉,对回国难侨积极扶助和救济。1931—1937年间,《申报》等全国性报纸对此做了大量报道,对难侨形成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交涉和难侨救济工作进行了观察和思考。     

侨乐村:南京国民政府救助难侨措施的新尝试

论文探讨了20世纪30年代初的难侨问题及特点、侨乐村的筹办与运作模式、侨乐村推广之困境等问题;对侨乐村与华侨农场这两种难侨安置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面对30年代初出现的大批难侨问题,以往常规的救助政策已经不能应对新情况。南京国民政府试图通过建立、推广侨乐村,从根本上实现对归国难侨的救济。侨乐村的创办具有救助难侨、开垦荒地繁荣经济的双重目的,然而在实际管理、运行中,却过度注重国家利益而忽视垦民诉求;加之其他外部环境的影响,侨乐村最终未能得到广泛推广。但通过垦荒安置难民的思路和举措被社会各界认同。侨乐村模式对抗战时期难侨、难民救助及后世华侨农场的建设都有着重要意义。     

抗战期间华侨与国内的垦殖事业

抗战初期,由于国内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一些海外华侨将投资目光转向了一向被视为冷门的垦殖事业。他们响应国民政府的号召,积极捐助或投资国内的垦殖业,为发展农业生产与安置难民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大批旅居南洋一带的侨胞为躲避战乱纷纷撤退回国。在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之下,国民政府在各地设立侨垦区与归侨村安置难侨,解决他们生产与生活方面的困难。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推动华侨与国内的垦殖业的发展具有吸引外资与安置归国难侨的双重作用,同时也充分反映了此间中央政府侨务工作重心的演变过程。     

越南难侨的身份协商与国家认同——基于珠海市原红旗华侨农场的案例

20世纪中期,东南亚多国先后出现排华潮,大量华人华侨以“难侨”身份被迫返回祖国。难侨独特的生命历程和空间实践,使其展演出不同的身份协商过程和国家认同变迁。本文以珠海市原红旗华侨农场的越南难侨为研究对象,采用定性研究方法,剖析其在归国前后不同时期和不同空间的各方互动中身份协商和国家认同的演变过程。研究指出：越南难侨在群体互动、政府政策以及社会支持的影响下,在归国之前、归国初期和归国后期有着明显的身份认同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其对祖国（中国）的国家认同不断加强。研究通过时空耦合视角为移民的身份协商和国家认同研究提供新的分析框架,亦从侧面反映出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在难民治理和侨务政策方面所取得的成效。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侨委会侨务工作述评

侨委会是国民政府主管华侨事务的行政部门。抗战期间,它为争取海外华侨支援祖国抗战做了大量工作:大力号召并全力发动华侨抗日救国;加强侨务管理,为华侨支援祖国抗战创造条件;积极慰勉支援祖国抗战的爱国侨胞;开展抗日文化宣传;继续推进战时国内外华侨教育;大力救济因遭受战争惨祸的归国难侨。国民政府的侨务政策总体上是好的,但有失误甚至严重问题;侨委会的侨务工作得大于失,功大于过;国民党中央海外部对华侨的其党务工作功小过大,得失难抵。     

蒙古归侨的社会适应初探——以山西省为例的分析

论文以20世纪80年代初回山西省定居的蒙古归侨群体为例,通过查证史料、口头访问等多种方式,回顾了20世纪80年代蒙古难侨的归国历史,梳理了蒙古难侨安置的情况,并分析他们归国后的生活和文化适应、就业和经济状况以及权益保障等社会融入与社会适应等现状,从一个侧面审视与思考归侨的特殊性及其社会适应。认为蒙古归侨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国际形势下被迫回国定居的移民群体。我国各级政府部门对其进行了较为有效的安置,使他们较好地适应了新的社会环境。但在时代变革下,蒙古归侨群体又面临各种新的问题和挑战。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拨款救济留学生史料一组

欧战爆发后,中国留学德、意、荷、比四国学生受战事影响滞留当地,处境艰危,法、英等地中国留学生亦多生活困顿,经费无着。本组史料反映了战时中国政府拨款救济以及资助中国留学生返国的经过情形。     

“九三0”事件后中国对印尼归难侨救济安置工作论析

论文根据近年来广东省档案馆陆续公布的档案资料,对“九三0”事件后中国救济安置印尼归难侨工作的具体过程进行了梳理,并对此项工作的重要意义进行了探讨。主要观点有：广东省是难侨的主要安置点;在印尼反华排华及美苏共同推动国际社会反华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对印尼归难侨采取的救济安置措施,具有维护中国海外侨民权益和国家外交利益的双重意义;该项工作是“文革”期间最大规模的归难侨救济安置活动,在推动国内归难侨救援机制发展方面,特别是归难侨侨生安置和华侨农场机制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护法战争期间湖南红十字运动的兵灾救护

1917年护法战争爆发后,湖南成为南北军争逐的主战场。护法战争作为民国前期最为激烈的战事之一,中国红十字会和湖南的红十字分会迅速对其展开了战争救护,最终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此次救济运动对中国红十字会和湖南各地分会的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为后期湖南红十字事业的发展积累了经验。     

1911-1937年灾民移境就食问题初探

抗战前的民国时期,灾民逃荒现象极为普遍。灾发地政府因无力赈济自己的民众,或者出于推卸责任,放任其灾民四处流离,移境就食。流入地政府救济自己辖区灾民尚且不暇,自然不愿再为别区承担救济重任。再者,行政区划与经费的分配也限制了这种救抚他省灾民的欲望。因此,流入地对来境灾民无不驱逐出境或资遣回籍,而灾民在自己家乡确实又无以为生,迫不得已时只好重又外出。总起来看,整个灾发期间,灾民便是在灾发地与流入地的推来搡去之中艰难苟活。这一问题不是一地一隅所能解决,也远非一年一月所能一蹴而就,它需要各级政府的大力合作,需要对产生灾民的各种原因予以根治。然而,受时代条件所限,灾民的移境就食问题不能得到较好的解决,灾民的流离悲苦也就只能依然如故。     

晚清山东的官赈救荒

晚清山东灾荒严重,灾荒发生后,清政府即派官员赴灾区勘灾,审户,实施救治。当时主要采取施赈、调粟、养恤、除害、遣返灾民回籍、赎地贷给籽种、蠲缓赋税、禁止酿酒等善后措施,以及兴修水利、植树造林、办理仓储、开垦荒地等预防措施。这些措施对救治晚清山东灾荒发挥了积极作用。腐败的吏治使晚清山东官赈救荒难以达到预期效果,但晚清政府毕竟担负了山东赈灾救荒的重任,发挥着主导作用。     

论华北灾荒期间天津商会的赈济活动(1903～1936)--兼论近代慈善救济事业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民国前期灾荒期间,天津商会与官方及民间慈善团体通力合作,对灾民施行了一系列赈济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灾民的生存压力,也使商会在社会救助这一公共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在赈济事业中,国家与社会有时合作,有时抗拒,越到后期合作越少,冲突越烈。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北京的失业知识分子救济政策及其成效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面对失业和人才需求关系的矛盾,城市失业知识分子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北京市的失业知识分子虽人数不多,但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复杂性。为此,北京市根据党和国家的政策,从首都社会秩序的稳定和首都建设的人才需求出发,在较短的时间内,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失业知识分子进行了必要的社会救济,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同时,实际操作中也遇到了一些不容回避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灾害救助工作

1949～1952年,为战胜严重的自然灾害,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通过采取临灾救济、生产救灾、安置灾民等措施遏制了灾害的进一步恶化,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积累了一定的灾害救助经验,即:加强对灾害救助工作的领导,实行抗灾工作总动员;制定切实的灾害救助方针;注意加强灾害管理;及时向灾区派出视察组、慰问团;发挥非政府救济组织的作用。     

Reluctant Humanitarians: British Policy Toward Refugees in Kenya During the Italo-Ethiopian War, 1935–1940

Following the Italian invasion of Ethiopia in 1935, several hundred Eritrean deserters from the Italian army and several thousand Ethiopian officials, soldiers, and civilians fled to Kenya. British officials on the border, in Nairobi, and in London found themselves deeply conflicted over how to deal with these refugees. Sheltering refugees was costly, and it antagonised the Italians whose friendship (or at least neutrality) the British hoped to win in Europe and in eastern Africa. But vocal critics in London watched for any signs of mistreatment or forced repatriation of the refugees. Government officials themselves expressed a revulsion at the possibility of turning away or repatriating refugees who feared for their lives. Because of this humanitarian sentiment, Kenya sheltered the refugees until the liberation of Ethiopia, much to the dismay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Britishness, asylum-seekers and the northern working class: 1851

The arrival of a small group of Polish-Hungarian refugees in Liverpool in 1851 reveals a lot about contemporary political views in the United Kingdom. The refugees were members of General Wysocki's Polish legion, which had fought Russia and Austria during 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in 1848-49. While British liberals had hailed the nationalist cause from a distance, they were made uneasy by the presence of the refugee republicans with radical ideas. For that reason, British liberals worked with the government to try to send the Hungarian refugees to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other hand, tradesmen and artisans in Liverpool - who were drawn to the social democratic ideas of liberty expressed by the revolutionaries of 1848 - organized a successful campaign to grant the refugees asylum.     

从蠲赈到减赋——明朝灾害政策转变的三个个案

明朝处理灾害政策,在明初曾有明显的转变过程,即从以官方一次性蠲赈与减免租赋,逐渐演变为普遍的减赋与减赋后的地方救助。这主要是因为明朝中央集权能力的下降和基层社会空间的变化,以及明初伴随着国家总体政策由重赋向减轻赋税的变化,从而引发其后应灾政策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