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率性而动，禀之造化”——论《野马，尘埃》之先锋性

《野马,尘埃》作为冯玉雷老师敦煌题材小说的第四部,内容取材史料典籍,选安史之乱前后的唐朝作为小说背景,虚实相生描绘出一幅博大的民族历史众生相。最富张力之处在于小说从语言文体、艺术风格到精神内蕴等层面表现出的先锋性特征,本文拟以此为切入点进行论述。     

丝绸之路上的“花儿”——出门人之歌

“花儿”是流行于甘、青、宁三省的一种民歌形式,发源地为临夏。花儿所涉及的内容与丝绸之路有着密切的联系,花儿的创造者、传播者———出门人(脚户歌、筏子客、商贩)频繁往来于丝绸之路,他们借助花儿表述心中的苦闷,抒发心中的情感。     

智夺江安轮——王亚樵摆平“上骞大亨”张啸林之战

1930年代初期的上海滩,以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为代表的青帮呼风唤雨,横行霸道,谁也不敢与之抗衡。唯有斧头帮帮主王亚樵不信这个邪。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中,曾任军统头目的沈醉指出：世人都怕魔鬼,但魔鬼怕王亚樵。蒋介石一提这个人,假牙就发酸;戴笠若是听说这个人又露面了,第一个反应就是检查门窗是否关好;而汪精卫的肋巴骨,硬是被王亚樵这三个字活活敲断的;连上海滩黄金荣、杜月笙一类流氓大亨,遇上王亚樵也得赶紧绕着道儿,走。     

“革命”的形上之思——基于辛亥革命的远距离审视

对辛亥革命这场正式开启并深刻影响了现代中国历史的变革事件,给予怎样的历史定位与评价至今都依然充满了各种争议。尽管辛亥革民距今已有百年,但辛亥革命离我们却不是越来越远,而是越来越近。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无论是对事件本身还是事件所蕴含的各种议题,都有太多需要做更进一步、更多视角的分析、挖掘的材料与蕴意。尤其是对“革命”本身的上下探究,也都是讨论辛亥革命时必然涉及的思想话题。     

纵一苇之所如 凌万顷之茫然——在“艺海苇航·叶一苇先生艺术研讨会”上答辞

我非常激动地感谢我们文史馆的领导。高温的时间里他们从杭州到武义来,同武义的领导商量要召开这次研讨会,我心里有两种感觉,一种是喜,一种是惧。据我所知,文史馆为馆员个人开研讨会这是第一次。为此我感谢省文史馆、省书协、西泠印社、美术报对这次研讨会的支持。再是要感谢许多专家、朋友在高温的气候下写文章,挥汗写文章是不容易的,我心里面是十分过意不去。     

以出土文献为据再论召公不是文王之子——兼与张懋镕商榷青铜器上的“日名”与“族徽”问题

学术界的传统观点认为召公是文王之子,与周公为兄弟。但是,研究周代历史比较可靠的传世文献,不能为召公为文王之子提供可靠的文字依据;出土的有关召公家族的青铜器上所见"日名"与"族徽"符号,表明召公家族属于殷商文化圈而非姬周文化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综合证明,召公在周初分封赏赐活动中,被排除在宝物赏赐之列。综合权衡,召公不是文王之子,其真实身份应当是周初开国之异族功臣。     

论汤炳正先生《原“名”》之学术价值——从语言起源和文字与语言关系两层面上考察

景麟先生无论是在语言起源研究领域还是在文字与语言关系研究领域,均作出了重要而独至的学术贡献。《原"名"》一文之结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乃景麟先生这两方面研究之出发点。从语言起源的层面看,是文出色地解决了语言起源之一大难题;从文字与语言关系的层面看,其有着难以替代之重要价值。就研究方法言,景麟先生将各自"独立"而又有极为密切联系之文字和语言的关系与语言起源作通盘考虑,所收乃1+12之效。     

上博简《诗论》“《汉广》之智”与《诗·汉广》篇探论——并论儒家情爱观的若干问题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第一部分,即《诗论》,其第10号简和第13号简都提到《汉广》一诗,并且进行了较多评析.这对于解决聚讼不已的《诗@汉广》的"游女"身份及诗旨等问题有很大启示.分析《汉广》诗意,可见诗人实在"不可得"与"不可能"之间犹豫徘徊.事物的"可能"与"不可能",并不受礼义界限的影响,而是基本上与礼义无关的事情.然而,事物的"可得"与"不可得"则是礼义影响的结果.《诗论》简,对于《汉广》一诗的评析在所有关于情爱诗篇的说解中显得尤为深刻而重要.孔子对于《汉广》的评析,与《韩诗外传》、《说苑》所记遇浣女事皆表明了孔子的情爱观.其情爱观的中心是赞成男女在礼义的范围内的情爱,提倡在可能的情况下对于爱情大胆追求,而不是对于男女情爱予以排诋.男女间必须授受不亲"],应当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这只是后儒之见,孔子之时尚未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