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不修《春秋》辨

孔子笔削《春秋》的说法起源很古,就今天所知材料而言,明确提出这一看法且影响最大者,当数孟子。《孟子》一书中谈及这个问题的地方有几处,如言“孔子惧,作《春秋》”,又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最长的一段见于《离娄》篇,言:“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檮     

新中国为什么“一边倒”——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有关论点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提出的毛泽东“为巩固自己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而“一边倒”,高岗问题也是影响毛泽东作出“一边倒”决定的重大因素等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一边倒”是新中国国家利益的需要。     

关于《史记》的缺补问题

《史记》的缺补问题在学术界一直争论较大。这一疑案总的看有两大关键问题：一是《史记》的亡缺问题,二是《史记》的补窜问题。关于《史记》的亡缺,古今以来的学者有多种说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七种;《史记》的补窜问题较为复杂,所谓“补”,是指对《史记》缺亡的部分进行补写,附骥《史记》而行;“续”是指对《史记》以后的事件进行续写;“窜”是指其他文字窜入《史记》文本之中。补窜问题涉及到《史记》中的许多篇目,古今学者也进行了多方面的考辨。解决《史记》的缺补问题,对于搞清《史记》文本的本来面目具有重要意义。     

二轮修志记述社会问题的探讨

所谓社会问题,按《辞海》解释,是指“由于社会结构或环境的失调而造成的影响社会成员相当部分人正常生活的问题。”社会问题又包括哪些？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社会文献出版社2006年12月25日共同发布的社会蓝皮书《200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认为有17个方面,并指出“看病难看病贵”是最突出的社会问题,排在第二位至第十位的还有“就业失业”,“收入差距大、贫富分化”,“贪污腐败”,“养老保障”,“教育收费”,“住房价格过高”,“社会治安”,“社会风气”,“环境污染”。该蓝皮书说的这些是当前的社会问题,但也有不少问题是较长时间以来形成的社会问题。     

试论“削鼻班”事件及其有关问题

“削鼻班”事件是发生在明末清初金坛、溧阳地区的一次奴变事件,是明末农民起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关于这个问题,著名史学家谢国桢先生在《明末农民大起义在江南的影响——“削鼻班”和“乌龙会”》中有所涉及。但该文论述尚不够详尽,某些观点也有可商议之处,因此有必要重新加以讨论。 一、对《明末农民大起义在江南的影响——“削鼻班”和“乌龙会”》一文的商榷 削鼻班事件发生于金坛、溧阳二县。其记载散见于方志及私人笔记中,集中载述此事的在金坛有于墉《金沙细唾》,在溧阳有周廷英《濑江纪事本末》。《金沙细唾》主要记述了甲申（1644年）五月和乙酉（1645年）六月发生在金坛县境的两次奴仆暴动;而《濑江纪事本末》则记载了乙酉（1645年）五月至十一月发     

关于决定创办《向导》时间的考订

《向导》周报是中共中央的第一个机关报,是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党中央何时决定创办《向导》?这个问题似乎已有定论,通行的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著作中都说决定于党的“二大”。但是,有关材料证明这一说法是不确切的。创办党的政治机关报,有一个酝酿的过程。党的“一大”决定以《新青年》和《共产党》月刊为自己的机关刊物,同时,也曾就筹办党报问题进行过讨论。但不久,《共产党》月刊停刊,“党     

论康有为从经古文学向经今文学的转变——兼答黄开国、唐赤蓉先生

康有为于光绪十二年（1886）前后写的《民功篇》和《教学通义》受到今文经学家龚自珍的影响,表现出某些今文经学观点。光绪十四、十五年康在京师进一步转向今文经学,这是受到了喜好今文经的当朝权臣翁同徘、潘祖荫等的影响,也受到了廖平所著“平分今古”的《今古学考》的影响。光绪十五、十六年之交康在广州会见已经转向今文经学的廖平,受廖平谈话的影响,他完全转向今文经学。随后康在弟子们协助下写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康这“两考”没有袭用廖平的《辟刘篇》和《知圣篇》,因为广州会见时廖平并没有给康看过他的“两篇”。长期流传的康“两考”抄袭廖“两篇”之说乃是不实之词。     

评杜预《春秋左传序》的“三体五例”问题

“三体五例”问题是《左传》研究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 ,它牵涉到对《左传》中解经文字怎样理解。当代青年读《左传》往往被其迷惑。古今学人虽然对《左传》义例多有批评 ,但又缺乏系统论述。本文在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指出所谓“三体”,既不出自周公 ,也不出自孔子 ,而是《左传》作者所总结的《春秋》书法原则。至于“五例”,本为汉代左氏学者赞美《春秋》的文字 ,后被窜入到《左传》原文中。依“三体五例”去解《春秋》大义 ,则不可信据     

《广雅疏证》所补“盼,视也”辨误

《广雅疏证》据玄应《一切经音义》“盼?”条“《广雅》‘盼,视也’”将其增补进《广雅》。然而据我们考察,由于玄应对“盼”“眄”的关系没有清楚的认识,将“眄”误作“盼”。因此,王氏将“盼”补入《广雅》不确。对相关问题的考辨还可以纠正文献中的相关讹混。     

关于《谷梁传》的源流及真伪问题

《谷梁作》是《春秋》三传之一,在儒家经典中占有重要地位.晋范宁说:“《谷梁》清而婉.”唐啖助说:“《谷梁》意深”,对《谷梁传》所反映的儒家思想都有很高的评价.今天我们在整理古籍的工作中,对于这样一部儒家的著作,不能不给予充分的注意.但是在近代,有些学者出来贬低《谷梁传》的价值,说它是一部汉人编造的伪古文,在史学界造成了很大影响.因此,有必要辨明这个问题.     

传奇女记者彭子冈

她曾孤身探访“民国七君子”之一史良,并冒认其“表妹”,写出令人动容的报道．她曾奔波于抗战前线、后方,记录战况与民生。并“斗胆”逼问孔祥熙“养生”问题．影响一时。她曾在“重庆谈判”期间,采写了《毛泽东先生到重庆》,因披露了诸多亲历细节,因而与《挥手之间》一起被誉为姐妹篇。她就是——     

关于《续论中国近代史上若干问题的“情”与“理”》质疑的答复

1990年《史学月刊》第3期发表拙文《续论中国近代史上若干问题的“情”与“理”》。(以下简称郑文)1992年,郭世佑先生在《史学月刊》第1期发表质疑文章《“情”与“理”不宜作为评价中国近代史的价值标准(《续论中国近代史上若干问题的“情”与“理”》一文质疑)》(以下简称郭文)。郭文洋洋万言,其质疑之具体、细致、不厌其烦、不惜笔墨之功实令人感佩。笔者从中获益匪浅。历史问题,有不同评价、不同见解,这是不足为奇的。史学工作者都在力求恢复历史原貌,力求客观评价历史、说明历史。如果史学界出现郭先生所期望的,思路都如郭先生那样的“一致性”,那才是不可思议的。本来,对郭文所持的不同学术观点,可以置而     

从“魋结”看夜郎的族属

一《贵州文史丛刊》1989年第4期刊载的《从发现威宁彝文印章谈夜郎国族属问题》(以下简称《问题》一文,称《史》、《汉》“西南夷传”中有夜郎、滇、邛都“此皆魅结,耕田,有邑聚”的记载,便认为此处所讲的“魋结”,即彝族的“天菩萨”或“英雄结”,因而将古夜郎的主体居民认定为今彝族的古代先民。其中涉及的问题很多,我们不打算一一讨论,仅就“魋结”这种发式与夜郎的族属关系谈谈我的看法。     

也说《周礼》“柴”与《楚辞》“些”

本文从商代祭天帝的火祭“帝”、“”、“”谈起 ,在考察商、周祭祀承继关系等基础上 ,论证了《周礼·大宗伯》所载“”、“柴”、“燎”都是周人的祀礼 ,认为《周礼·大宗伯》的有关文本不存在任何问题 ,认为周礼柴祀日月星辰是西周“天”的观念产生以后的产物。并对柴祀可能为古东夷的“特产”提出了怀疑 ,否认了《周礼》“柴”与《楚辞》“些”同义 ,否认了《楚辞·招魂》中“些”可能是“柴祀”之“柴”的说法 ,重申了《招魂》“些”只是一个语辞 ,认为在楚俗招魂中 ,“些”声音的运用比它本身的词义重要     

《钦定越史通鉴纲目》评介

《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是１９世纪越南阮朝国史馆官修纲目体史书。分《前编》、《正编》,起远古至黎愍帝（１７８９年）,共５３卷。全书文字由“纲”、“目”、“批”、“注”等七大部分构成。全书主要阐述六大问题：国统开端问题;正统朝代问题;“反逆”与“起兵”问题;“北属”与“自主”问题;古今详略问题;批注与徵引问题。本书编纂体例,依朱熹《通鉴纲目》为准,反映出中越两国史学渊源关系之深。本书因成书较晚,吸收了前此史家史著的优点,又因述载时段较长,涵盖面较广,所以多为治越史者所推重。     

变异红钱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

自从《新疆红钱》（下称《红钱》）和《新疆红钱大全图说》（下称《图说》）两书出版以来,在《新疆钱币》专刊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术风气的影响之下,新疆货币史和钱币学等方面的理论研究卓有成效。在对变异红钱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中,笔者有几点看法与泉友交流、讨论。     

编读窗

我是《炎黄春秋》的忠实读者,这次看到2014年第1期的《“毛主义”对现实政治的影响》一文,觉得作者写得很棒!看文风,我原以为是西方记者所写,客观、理智、公正,结果是我们自己的记者所写,佩服!不过有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就是第61页出现的“根红苗正”这个词,我过去也常常这么写,甚至在自己出版的一本书《我的同龄人》中也这么写。     

《周易》象数与紫禁城的规划布局

《周易》作为一种文化思想体系,对明、清北京城的规划布局有着深刻的影响。本文从“象”、“数”、“义”、“理”四个方面阐述《周易》对紫禁城规划布局的影响,解读《周易》与紫禁城规划布局的关系对研究中华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皖中解放区究竟何时改称皖江解放区?

抗日战争中,“皖中”解放区何时和为什么改称“皖江”解放区,由于缺乏历史资料,一直未弄清楚,以致在党史、军史界编纂的涉及这块根据地的书籍、资料中,出现了“皖中”、“皖江”、“皖中(江)”等名称杂用现象。《安徽史学》1985年第3期发表了《皖中根据地何时改称皖江根据地?》(以下简称《改称》)一文;《安徽党史通讯》1986年第11期发表了《关于皖江根据地改称时间的考证》(以下简称《考证》)文章,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有些问题未能论述清楚。为此,笔者加以补充论证。     

《列子》伪书说述评

历代陈陈相因的“伪书说”已经成为研究《列子》的严重障碍。“伪书说”不少,但实际上,这些“伪书说”有几个因循的关节性问题。而在这些问题上历代的“伪书说”在态度和方法上却存在诸多缺陷。我们应该用正确的态度来对待“伪书说”和《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