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护国运动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清王朝一夕崩溃,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宣告成立,但此时南方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并无力统一全国,北洋军阀袁世凯手握重兵,雄踞北方。经过两个月的你来我往,孙中山与袁世凯达成协议,只要袁世凯驱清帝退位,拥护共和,则中华民国大总统之位属于袁世凯,从而实现全国一统。1912年2月14日,清帝退位,袁世凯当上了临时大总统,在袁世凯就任总统仪式上,共和派人士被袁世凯“誓守约法”、“捍卫共和”的言辞所陶醉,肉麻吹捧袁世凯为中国的华盛顿,举国沉浸在一片喜气洋洋当中。     

论陆荣廷的青少年时代

以1894年陆荣廷35岁接受清廷招安为界,他的一生可分为前后两半生。陆荣廷的后半生,春风得意,步步高升,享尽荣华富贵。尤其是在他事业的鼎盛时期,曾任“两广巡阅使”(相当于清朝时代的“两广总督”),管辖两广地盘,拥兵10余万,不仅成为“西南实力派之栋梁”,而且在全国也是颇具政治军事影响的显赫人物。时人曾有“北冯南陆”和“北张南陆”之说,即陆荣廷在政治影响方面可与北洋军阀中的直系军阀头子冯国璋(此人时任中华民国副总统)相比,而军事实力方面可与称为“东北王”的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相比。     

梁启超与护国运动

上个世纪初以云南为中心发生的护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次运动,打倒了废弃民国、卖国求荣、复辟帝制的袁世凯,为捍卫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先行者,在中国结束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而开创的民主共和制度,作出了巨大贡献。当时曾参与过其事的大学者梁启超,在护国运动期间或护国运动结束之后,通过写文章、发表讲演或与记者谈话等各种方式,     

孙中山与护国运动

在反对袁世凯的护国运动期间,孙中山主张以北方地区为重点,与袁世凯进行坚决的军事斗争;他主张护国运动应以建立巩固的民主制度为最终目标,而不应仅仅满足于推翻袁世凯;他主张各派反袁势力团结一致,即使发生矛盾也应和平解决,不应诉诸武力。在护国运动期间,孙中山对各地革命党武装的反袁军事行动进行了指导,帮助各地革命党武装筹措经费,动员各界人士参加反袁斗争,为反袁斗争进行了舆论宣传。许多革命党人在孙中山的派遣和指导下参加反袁斗争并作出重大贡献;孙中山对一些护国运动领导人的反袁活动起到了推动作用,对当时的社会舆论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贵州在护国运动的作用与贡献

在护国运动中,贵州人思想新锐,敢为人先,以大无畏的精神投入到反复辟的斗争中,铲除了封建帝制的残根,为国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推动了历史的进程.     

陆荣廷与龙州

陆荣廷从一个流浪儿当上了广西都督、两广巡阅使,湘、桂、粤联军总司令,直至护法军政府授予“元帅”等头街,在旧军阀领域中雄称一霸。后来又从其巅峰上跌落下来,退出历史舞台。陆走上仕途之前,在龙州呆了20年,可以说,他的前半生大部分是在龙州度过的。那么,为什么他能在龙州如此安心呆下去？又能坚持抗法那么久？什么力量驱使他的行动？对龙州的影响如何？等等,这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试用“合力论”再析护国运动的领导力量及其历史意义

主要论述在护国运动发动和进行过程中,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中华革命党人,以梁启超、蔡锷为代表的进步党人,以及在全国各地,特别是云贵川湘等地不断蓬勃高涨的追求民主、共和、进步的群众运动等形成为一个合力,正是这一合力,在运动中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和核心作用.     

嗜扮“观音”的陆荣廷

父母双亡后,他栖息于观音阁里的棺材中;带上别人丢下的几十斤鸦片,他上山落草为寇;因偷窃广西提督的坐骑,他差点被斩头;被法军抓获,23名同伙被杀,只有他一人活命;出战前,从司令到师长、团长,都对观音焚香叩头;他身着便装,带持枪侍卫去算命;他,就是广西草莽军阀陆荣廷。     

陆荣廷与龙州述评

陆荣廷是民国初期（即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政坛上的一个风云人物,桂系军阀集团的开创者,旧桂系首领。他曾任广西都督、广西督军兼民政长、广东督军、两广巡阅使等职。在其事业鼎盛阶段,手握10余万兵力,拥有两广地盘,并两度进兵湖南,将湖南也纳入其控制的势力范围内,成了“西南实力派之栋梁,“南中国第一人”。那时,他在军事政治上的影响,可与控制北京中央政权的北洋军阀头子相提并论,故时人有“北袁（世凯）南陆”、“北冯（国璋）南陆”和“北张（作霖）南陆”之说,可见其在全国军事政治舞台上影响之大。     

梁启超劝阻帝制与袁世凯之回应——以梁袁往来书信为中心的考察

学界一般认为,1915年9月3日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标志着梁启超与袁世凯关系公开决裂。事实上,从1915年9月到12月,梁启超与袁世凯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和一定程度的工作联系。梁启超曾三度给袁世凯写信并向袁递交辞呈和病呈,还两度公开发表文章劝阻帝制运动。梁这样做,既有规劝袁世凯制止帝制运动、打探其对帝制运动真实态度之用意,又有麻痹袁以便于谋划讨袁斗争之效用。袁世凯对梁启超1915年9月1日来信未作回复,但也不便公开对梁施压。梁启超曾说,袁世凯贿赂他20万元,让他不要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此说法不合逻辑。梁10月7日致信袁世凯表示对帝制问题不再"论列",袁复信委婉地表示了称帝的愿望。12月12日,梁启超第三次给袁写信劝阻帝制,同日袁世凯接受劝进称帝。     

唐代至后梁时期卢真启墓志考

2007年,河南省焦作市中站区发现了我国唐至五代时期名门望族范阳卢氏一支的家族墓地.墓地共出土墓志两方,一方为卢真启墓志,一方为其子卢价墓志.其中卢价墓志已发表,而卢真启墓志史料价值也颇高,为了解和研究唐至五代时期卢氏家族的历史,增添了新的实物资料.     

梁启超与传统墨学

梁启超作为近代墨学复兴的领军人物,就传统墨学的时代价值及其深刻内涵做了系统发掘和梳理.梁启超研究传统墨学的现代意义是:第一,复兴传统墨学,意在弥补中国传统学术之短处,以求与世界学术发展同步;第二,复兴墨学,是对孔子儒学至尊地位的挑战和否定;第三,传统墨学的牺牲精神和高尚人格,可以成为挽救民族危机和重塑国民性的精神力量.     

胡适与梁启超学术关系之考察

胡适承认其学术思想受益于梁启超。两人在《管子》、《老子》、孔子、《墨子》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而在清代学术史研究上则互有启发;其学术关系大致可概括为,胡适对梁启超最初推崇,后心存芥蒂,最终释然;总体上梁启超有长者风度,胡适则尽了后学之谊;他们的学术争鸣体现了健康的学术生态,值得提倡。     

齐鲁博士与两汉儒学

“博士”一词,在中国秦汉时期是一种官称。两汉博士见于史书记载而有籍贯可考约百余人,其中齐鲁籍的博士即占半数。齐学与鲁学是两汉儒学的主体,左右着两汉儒学发展的方向,而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正是齐鲁博士。汉武帝以后,独尊儒术,仕途几为儒家垄断。齐鲁博士及其弟子大多官至卿相牧守,在内政和外交等重大政治活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试论19世纪30～40年代法国共和运动的勃兴

19世纪30~40年代是近代法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变化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资产阶级共和派为继承大革命精神、发扬共和原则和实现共和制度,进行了持续的斗争,共和运动因此勃兴。这场共和运动方式多样,派别众多,为法国最终确立共和制度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和群众基础。     

先秦戎、狄关系考辨

学界对于先秦戎狄关系存有争论和疑惑,大致有截然不同的六种观点。实际上,由于戎狄关系的特殊,区分戎狄殊为不易,存在有多种困难。然而戎与狄还是有区别的,表现在活动时间、族群构成以及活动范围等几个方面。先秦时期的"戎"与"狄"是既有区别又联系紧密,各自独立发展的不同族群。     

试述唐宋间的"疑孟"、"非孟"思想

唐宋间,随着“孟子升格运动”的进行,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逐渐提高。同时,也不断有人提出异议,形成一场颇具声势的“疑孟”、“非孟”运动。同是“疑孟”,表现各有不向,或委婉,或激越,内容涉及孟子的著作、思想、历史地位等诸多方面。怀疑思潮的盛行、对“孟子升格运动”的反动以及政治斗争的需要等原因共同促成了这一运动的兴起。     

术语互译:ballad的汉译与歌谣运动研究

以"互译性"的视角来看,在近代的歌谣学学术史研究中,还有许多术语都值得重新梳理,ballad就是其中之一。它是较早被来华西方人引入中国的术语,也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相当多的讨论。从来华西方人的引介来看,ballad在中译的过程中,虽然也存在内涵不明确等问题,但其基本指向还是与欧洲语境中所指的"叙事的短歌"一致。中国知识分子在引介ballad时,则出现了术语混乱的现象。而基于歌谣运动中对音乐性的忽视、对抒情性的青睐及对民众基础的追求等特点,folksong得以最终取代ballad,成为"歌谣"的代名词。     

Preliminary U-series and Thermoluminescence dating of excavated deposits in Liang Bua sub-chamber,Flores, Indonesia

We report the results of a test excavation of deposits in a limestone cave sub-chamber located beneath the main chamber of Liang Bua, Flores, Indonesia; the discovery site of the small hominin species, Homo floresiensis. Well-preserved remains of extinct Pleistocene fauna and stone artefacts have previously been identified on the surface of a sediment cone within the sub-chamber. Our excavation of the deposits, at the base of the sediment cone in the sub-chamber (to 130 cm depth) yielded only a few fragmentary bones of extant fauna. Uranium/Thorium (U-series or U/Th) dating of soda straw stalactites excavated from 20 to 130 cm in depth demonstrates that the excavated sediments were deposited during the Holocene. Red Thermoluminescence (TL) dating of the sediments at the base of the excavation (130 cm depth) indicates these sediments were last exposed to sunlight at 84 ± 15 ka (thousand years), similar to red TL ages of cave sediments from the main chamber. Together,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surface faunal remains, which are morphologically analogous to Pleistocene finds from the main chamber excavations, were transported to the sub-chamber relatively recently from the main chamber of Liang Bua and probably originated from conglomerate deposits at the rear of the cave and from deposits around the front entrance. There is no evidence for hominin occupation of the sub-chamber, instead it seems to have acted as a sink for cultural materials and fossil remains transported from the surface via sinkholes. Despite the small number of finds from the test excavation, it is possible that more extensive excavations may yield additional transported cultural and faunal evidence at greater depths.     

新见李自成时期两方官印及其相关问题

最近在陕西发现的李自成政权官印中,"汲县之契"为最早铸印,"鲁山县信"为最晚铸印,此二印俱与河南有关,可全面代表李自成政权颁铸官印的自名特点、尺寸规制、款识流变等。这两方原属河南的李自成政权官印遗落在陕西,与李自成由北京退回陕西后,局势的迅疾糜烂密不可分,折射了李自成起义由盛而衰的历史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