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来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30年来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依据研究重心的变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78年到80年代末,研究重点集中于思想家个案及政治思想史方面;二是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研究重心逐渐转变为以社会思潮史及思想家个案为主;三是90年代末以来,研究重心集中于社会思潮史和学术思想史领域.正是在研究重心的逐渐转移过程之中,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广度不断拓宽,研究深度亦渐次深化.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是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复兴;90年代以后中国文化史发展的新趋势,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勃然兴起.长期无人问津或受人冷落的研究领域,如近代科技文化、民间宗教、民间意识与观念、文化心态、公共空间领域、新词语与观念变迁等,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出现了许多研究成果.近代社会文化史正在成为史学新观念和新方法的一个重要生长点.     

披沥五十载 丹心入青史——中国新编地方志纪实

中国新编地方志工作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全面开展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规模之大、涉及领域之广、记述跨度之长。是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空前的壮举。     

海外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方法浅析

20世纪60、70年代以来,海外学者在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这离不开其时新近的研究方法,譬如区域研究、计量史学和跨学科交叉方法等等。本文将以几部海外中国社会文化史的代表著作为例,对是类方法加以具体探究,冀对国内近代史研究有所裨益。     

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两难困境与突围之路

<正>20世纪初,随着新学与旧学、中学与西学等文化论争的展开,中国文化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起步并得到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化史研究遽然冷却,思想史、文艺史研究取代了文化史研究。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近代文化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得到迅速恢复。恢复后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沿着传统文化史范式快速推进并取得显著成绩,但因研究视域及方法备受诟病,社会文化史和新文化史随之勃然兴起。社会文化史与西方引入的新文化史在研究领域及研究理念上有许多相似之处,     

理论与方法的推陈出新——新文化史研究综述

文化的时代性是古典文化史的考察重点。古典文化史注重精英文化而无视普通人的生活,强贴时代标签而忽略文化的多样性。新文化史扭转了这一局面。它顺应二战后人文社科领域"文化转向"的趋势,吸收了"自下而上"的社会史研究思想,借鉴人类学等其他学科成果,形成独特的研究范式——以文化及其意义为对象,开展跨学科研究,以讲故事的方式从事微观考察,从而拓展了史学研究领域,在欧美国家掀起了一场史学理论与方法的革新运动。然而新文化史也存在弊端,如探讨对象的不明晰、研究取向的碎片化、客观历史的否定性,遇到了发展的瓶颈。另外,新文化史传入中国后,与社会史相结合,被称为社会文化史,仍有待于深入挖掘。     

理论与方法的推陈出新——新文化史研究综述北大核心CSSCI

文化的时代性是古典文化史的考察重点。古典文化史注重精英文化而无视普通人的生活,强贴时代标签而忽略文化的多样性。新文化史扭转了这一局面。它顺应二战后人文社科领域"文化转向"的趋势,吸收了"自下而上"的社会史研究思想,借鉴人类学等其他学科成果,形成独特的研究范式——以文化及其意义为对象,开展跨学科研究,以讲故事的方式从事微观考察,从而拓展了史学研究领域,在欧美国家掀起了一场史学理论与方法的革新运动。然而新文化史也存在弊端,如探讨对象的不明晰、研究取向的碎片化、客观历史的否定性,遇到了发展的瓶颈。另外,新文化史传入中国后,与社会史相结合,被称为社会文化史,仍有待于深入挖掘。     

读《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一辑)

读完《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一辑),不由想说几句话,这不仅因为它有丰富的内容,而且还因为它填补了历史学领域的一个薄弱环节。文化史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最能反映时代的特点和社会的风貌。然而这么一个重要的领域,建国以后,非但没有受到学术界的充分重视,而且可以说是相当沉寂     

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一部力作——评耿云志先生著《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

耿云志先生主持的"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作为中国社科院的重大课题,历时7年,经课题组同人的共同努力,已分9卷由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这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新近产生的一批重要成果,也是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创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以来的一次重大进展.     

梁启超的“新史学”是文化史

梁启超"新史学"的主干是文化史。从20世纪初年的《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到20年代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其间有发展变化,也有矛盾冲突,但总体上是一个逻辑展开的过程。从文化史角度看,梁启超所构建的"新史学"理论体系,以文明史立根基,以普遍史致广大,以专门史为核心,以文化为历史的决定性力量。梁启超的文化史研究既体现了中国现代学术建设过程中由博到专、分工趋细的特点,又可看出文明史—广义文化史—狭义文化史—文化史观之间的逻辑关联。这一逻辑结构对理解和反省当下的中国文化史研究有一定的启示。     

“历史记忆”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拓展

正记忆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后,如一股清新空气般给史学界带来了不少激情与活力。社会记忆史也是当前风起云涌的新文化史或新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要领域和内容之一,英国新文化史研究大家彼得·伯克将之列为新社会文化史七大类之一。随着记忆史研究的兴起,20世纪80年代西方     

近年聚落考古的进展

近年聚落考古的进展●严文明中国的聚落考古或聚落形态的考古学研究,大致是从５０年代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开始的。３０年代对安阳殷墟的发掘虽然也是对作为都城的聚落进行考察,但那时还没有形成聚落考古的意识,更没有一套相应的作业方法,只能算是聚落考古的萌芽。５０...     

艾尔曼教授

上世纪90年代初,在美国留学期间,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博士是对我影响最大的教授之一。1946年出生在德国慕尼黑的艾尔曼早年曾担任公共卫生官员。1980年起,师从美国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席文教授,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东方学博士学位。他的研究领域主要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科学史、中国教育史以及中日文化史,现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和东亚系双聘教授,     

西方物质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及其影响

物质文化史是西方史学界近年来新兴的一个研究领域。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力图突破"新文化史"的文本束缚,利用本不受历史学家们重视的物质载体作为研究对象,更深层次地探讨物质载体背后承载的文化价值与意义。它并没有统一的研究模式与分析框架,除了研究传统的物质载体与人的关系之外,历史学家们更希望能够摆脱"西方中心论"的影响,将物质文化的研究范畴拓展到更广阔的地理空间里去。物质文化史研究的兴起,不仅深化与拓展了传统史学的研究领域,而且也在不断推动历史书写方式的改变。但是,研究所需物质载体与特定时空环境的缺失以及实践操作上的一些限度,也会给物质文化史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带来影响。     

50年代中期我国对苏联建设模式的突破

５０年代中期我国对苏联建设模式的突破王真５０年代初期,苏联的建设模式曾对我国发生了重大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当时完全是以苏联为师的。从１９５６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开始,我国注重探索一条适合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标志着对苏联建设模式的突破。...     

拉美史学中的新文化史转向

正本文介绍的是美国和拉美国家的拉美史学者对拉美新文化史的贡献。20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美史学界的主流观点有两大类,一是由年鉴学派派生出来的各种观点,二是马克思主义各流派的观点。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拉美史学观点发生了新的转向,其中之一是新文化史的出现。关于新文化史,拉美学者并没有给出明确的一致的定义,但对新文化史的特征,拉美史学者却有明确的描述。如埃里克·范·杨在《新文化史来到古老的墨西哥》一文中提到,新文化史的主要特征是:注重心态研     

朱维铮先生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史”

朱维铮先生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化史研究的主要倡导者、开拓者和建设者。本文以作者亲历的事实,并利用相关书札文献,比较翔实地描述了朱先生组织"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策划出版《中国文化研究集刊》和《中国文化史丛书》,以及筹办"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和著作《走出中世纪》等若干重要的工作,阐明其作为80年代中国文化史学科建设和规划的主要策划人的贡献。     

新文化史笔谈

[编者按]虽说文化史由来已久,但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却至今势头不减,且缤纷繁盛,日益呈现出崭新的趋势。那么,从学科意义上说,什么是新文化史?它与社会史有什么不同?它与旧文化史又有什么不同?这种不同是在研究范畴上,还是研究视角和理论上?新与旧文化史的来龙去脉究竟如何?为了探讨这些问题,我们分别邀请了五位从事中国古     

中国文化史研究书目选编

近十几年来,我国文化史和文化学的研究获得了持续的发展,成果累累.1984年10月,中国近代史文化史丛书编委会、北京市历史学会曾联合编辑出版了《中国文化史、文目录汇编稿》(20世纪初至1983年,内部发行)一书.本文有意补充1984年以后的有关书目.故文中所收资料时间起于1984年1月,止于1989年12月,以公开出版,并多以“文化”命名的论著为收录标准,目的是让有关研究者对此领域的研究进展情况有个一系统的了解和掌握.其中如有遗漏者,盼识者予以补充.所收书目以年代先后为序、编辑体例为:书名、著译(编)(?)、出版单位、年限、页数等内容.     

方志本体论研究的现实意义

自80年代初期开始的全国性修志工作,已持续10多年了。一批新志书陆续出版发行,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为国家文化建设作出了有益的贡献。方志工作者在理论领域里也有所创获,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方志理论滞后于方志实践的问题,它所形成的消极影响,不断在修志实践中显露出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召开方志理论工作座谈会,专门研究理论建设问题,这将推动方志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有助于志书编纂质量的不断提高。     

日常生活与社会文化史——“新文化史”观照下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

文化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均关心人的生活,生活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以社会文化史的面目出现。日常生活在文化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中得到的重视程度不同,表述的方法不一,然而都是这些领域不可或缺的部分。本文认为,日常生活应当成为文化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基础,尽管在这方面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已经取得一定成绩,但应更加明确与自觉地把日常生活作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