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唐写本《论语某氏注》残卷志疑

《史学集刊》1984年第3期载有陈邦怀先生所作《敦煌写本丛残跋语》一文。该文第三部分为《唐写本论语某氏注残卷跋》(以下简称《陈跋》)。据介绍得知:此“敦煌唐写本《论语某氏注》残卷”为一照片,作者得之于天津云山阁古玩店,押角有“德化李氏凡将阁珍藏”和“本斋真赏”印章二方。残卷仅存六行,“行十三字,字大如拇顶,草书极精,经、注连写,经文大字,注文字稍小”。两章之间以○为区别。     

敦煌莫高窟学术编年（下）

敦煌莫高窟学术编年（下）傅振伦中华民国元年（１９１２年）刘师培据伯希和盗去的写本照相片,写《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一卷公布在《国粹学报》。邓实等辑《古学汇刊》第一集（目录类）,由上海国粹学报社排印,中有清季诩灼所撰《敦煌石室经卷中未入藏经论著述目录》一...     

从敦煌写本判文看唐代长安的粟特聚落

从敦煌写本判文看唐代长安的粟特聚落陆庆夫敦煌写本Ｐ．３８１３号《唐（七世纪后半）判集》残卷①首尾皆缺损,共含１９道判文,有１８道保存较好,内有一道《康莫鼻告言史婆■违法式事判文》（拟题）,１３行,行２５字左右。全文如下：长安县人史婆■,家兴贩,资财巨...     

敦煌石室《晋史》写本乃孙盛《晋阳秋》考

敦煌石室《晋史》写本记录东晋太兴二年二月至六月间事,属编年体,其文献归属迄今未有定论。先唐众家编年体晋史,“多用《左氏》以易旧闻”这一特点为孙盛《晋阳秋》所专有,敦煌石室《晋史》写本与其表现出惊人的一致。先唐编年体晋史记录东晋元帝朝事者有曹嘉之《晋纪》、邓粲《晋纪》、孙盛《晋阳秋》、刘谦之《晋纪》四家。敦煌石室《晋史》写本和孙盛《晋阳秋》为追求叙事的完整性而打破年月限制的特点完全契合。与此同时,敦煌石室《晋史》写本对王敦的评价和《晋阳秋》一致而与邓粲《晋纪》相左又为追寻写本的归属指明了方向。上述证据表明,敦煌石室《晋史》写本当钞录自孙盛《晋阳秋》。     

《六韬》校读札记(七则)

《文韬·守土》顺者任之以德,逆者绝之以力。“绝”,银雀山汉墓所出竹简本（下简称“简本”）作“汽”。敦煌所出唐写本（下简称“写本”）作“化”。按“汽”即“I乞”,二者音义皆同,实为同源字。《集韵》：“汽,击也”;“讫”,击也”,于简文虽可通,但觉勉强。“汽”     

再谈韩国所藏敦煌写本《大般涅槃经卷第三》

现在我们能够确认韩国所藏的敦煌写本是岭南大学图书馆藏《大般涅槃经卷第三》一卷（以下称“岭大敦煌经卷”）,其内容为《大般涅槃经卷第三》中《寿命品第三》和《大般涅槃经金刚身品第二》,卷首有“大般涅槃经卷第三”题,卷中有“大般涅槃经金刚身品第二”题。《寿俦命品第三》共303行,5156字;     

《唐李先生彰明县旧宅碑》考释

《唐李先生彰明县旧宅碑》一作《李太白故宅记》,原在四川江油县青莲镇西长庚寺,现已移置江油市内李白纪念馆。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王琦辑注《李太白全集》,将其收作附录。碑文作者为“宣德郎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赐绯鱼袋杨遂”。杨     

再论敦煌私社的"春秋坐局席"活动

“春秋坐局席”活动之“坐（座）”,系“坐（作）社”之“坐（作）”,与寺院讲经之“高座”无涉。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私社之“春秋坐局席”活动的社会功能和象征意义与官府的“春秋二社”有明显差别,导致了此活动举行的时间不再固定在春二月和秋八月,一些私社甚至不再举行此项活动。     

新疆博物馆馆藏古钱币述略（续）

有关中世纪我国北方或西北地区对佛教的“末代”是如何认定之问题。我们亦进行过一番思考,并根据在北京房山雷音洞洞门左壁上之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静琬的一道题刻、敦煌写经题记一西魏“大统十七年（公元551年）岁次辛丑五月六日抄”的司马丰祖写《十方佛名》题记、1988年在辽宁朝阳北塔修缮中发现的三行题记和编号为S．5520和S．0529号的敦煌文书等,并按正法一千年、像法一下年再转入末法的标准和回鹘与辽朝的佛教交往来考虑,就得出进入“末法时代”的时间应该是公元1051年的结论。     

“唐”在哪里?

“唐”在哪里？王定元（武进市横林中学）中学语文课本高中第四册（人教社编）选录了流沙河先生的新诗《就是那一只蟋蟀》。其中一句道：“在《唐风·蟋蟀》里唱过。”课文注释：“《唐风·蟋蟀》：《诗经》国风中的诗篇。唐,古地名,今河北唐县一带。”笔者对关于“唐...     

近五十年来清水江文书的发现与研究

20世纪20年代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王国维文集》第四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176页）曾指出：“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见之赐。”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     

唐朝吐蕃陷落沙州城的时间问题

吐蕃占领敦煌的时间,传统的看法都以《元和郡县志》所记为依据,定为唐建中二年(公元781年)。从多种出土文献看,这个年代记载是大可怀疑的,1914年罗振玉氏著《补唐书张义潮传》,曾据大历十一年(公元776年)《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记》中所云“节度观察处置使、开府仪同三司、御史大夫、蔡国公周公”,说明沙州刺史周鼎大历十一年尚在任上。罗氏又据《颜鲁公宋广平碑》侧记中所言宋璟的第八子衡“谪居沙州……与节度周鼎保守敦煌仅十余岁,……大历十二年十一月以二百骑尽室归入”诸语,认为“周鼎之亡必在十二年后则可信”。罗氏还据《唐书·吐蕃传》沙州兵马使阎朝     

评胡克家《文选考异》之是非得失——以敦煌唐《西京赋》残卷校勘为中心

以敦煌唐写本张平子《西京赋》残卷校勘清代胡克家刻本李善注《文选》所附《考异》,既可见考异者之真知灼见,亦可见其妄断谬说。于是,对《敦煌吐鲁番本文选》编者饶宗颐先生之喟叹———“今人眼福,回非前贤所可及也”,深有同感矣!     

《唐太宗入冥记》与“玄武门之变”

：(一)对敦煌写本《唐太宗入冥记》提出新解：在“玄武门之变”中,武则天一家站在太子、齐王一边,为太子、齐王鸣冤的《唐太宗入冥记》产生于武则天以周代唐之时。(二)考论唐太宗在“玄武门之变”前后的一系列政治行动,清洗掉史书的粉饰,恢复历史本来面貌。     

英藏敦煌写本《孔子家语》的初步研究

敦煌写本《孔子家语》的“十”卷并非“七”卷之误,它说明早期《孔子家语》的分卷与方法与今本不同,很可能就是二十一卷。但就文字、内容及注文来看,敦煌写本与今本基本相同,差别并不大,这说明《孔子家语》在唐以后的流传形态是基本稳定的,并不存在结构性创伤,所谓“唐本”与“宋本”的区分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敦煌写本《高兴歌》作者考

学术界一直认为敦煌写本《高兴歌》不是以“五言长城”闻名的唐代诗人刘长卿所作 ,而事实上 ,恰是这位中唐著名诗人在任江州刺史期间写的。只不过在流传过程中又经敦煌文人修改润色而已     

新出版“敦煌学博士文库”“敦煌学研究文库”系列专著

殷光明博士《敦煌壁画艺术与疑伪经》,沙武田博士《敦煌画稿研究》,作为教育部人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和敦煌研究院编,郑炳林、樊锦诗主编“敦煌学博士库”系列专之二种,已于2006年12月由民族出版社出版。本次出版受教育部人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和兰州大学“985工程”敦煌学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资助。《敦煌画稿研究》又是沙武田承担“200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03CZS001）”的最终结项成果,并入选《国家社科基金成果库》,经中央宣传部再度立项全额资助,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指定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另行组织出版。[第一段]     

《敦煌唐人诗集残卷》中的咏青诗

《敦煌唐人诗集残卷》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由王重民先生辑录而成的,1962年发表于《中华文史论丛》,后收入《全唐诗外编》。该书在编者按中说：“这两个唐人诗词残卷,是被法国人伯希和从敦煌劫走的写卷之一……”“卷中有诗七十二首,从未见过著录。它们的作者是唐朝中期我国国内民族战争中被吐蕃俘虏的两个汉族人。一人姓氏已不可考,只知他在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吐蕃攻占敦煌后,在这一年秋天被押解离开敦煌,     

唐两京“圣善寺”考辨

《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唐纪二十四》景龙元年（７０７年）九月载：“银青光禄大夫、上庸公、圣善、中天、西明三寺主慧范于东都作圣善寺”。胡注：“圣善寺,盖为武后资福,取母氏圣善之义。《唐会要》;‘圣善寺,在长安城中章善坊,神龙二年中宗为武后追福。’”检《唐会要》卷四十八云：“圣善寺,章善坊,神龙元年二月立为中兴二年,中宗为武太后追福,改为圣善寺”。今按上揭胡三省注引《唐会要》妄自增加“在长安城中”字样,混淆长安与洛阳二圣善寺,误甚;而《唐会要》又置长安圣善寺于洛阳章善坊,亦误。诸误所出,缘于未曾深究东…     

从《罗定县志》中发见的两个历史人杰

我于目前到罗定市开展巡视工作,在住处偶翻《罗定县志》,看到里面的大事记里有一句记载,说“唐神龙二年（706年）六月,中书令（宰相）桓彦范被贬泷州司马;八月,天官尚书（宰相）张束之被流放泷州”（隋唐年间,罗定称“泷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