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一国两制"思想研究述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世界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充分尊重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科学构想.作为我国解决台湾、香港、澳门问题、实现祖国统一的一项基本国策,"一国两制"构想从提出到实践,都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门课题之一.     

国与民互动视阈中的村民自治路径模式探析

当前中国所推行的村民自治作为实施地方自治、推进民主宪政所迈出的第一步,无疑将对我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产生深远而重大的历史影响。中国村民自治所遵循的路径模式区别于西方现代国家的民主自治模式,而是结合了中国国情所创造的一种积极有效、稳妥有序的全新的路径模式。尽管如此,对于中国村民自治路径模式的探索仍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自治"与"礼治":近现代冀南乡村社会中的梅花拳

近现代冀南地区自然资源贫乏,社会动荡不已,而梅花拳作为一种男性结社组织,长期与庙会、醮会、香社等共同运作社区公益,以为立身之本,成为乡村地缘和血缘关系的补充。梅花拳组织由武场和文场组成,有分有合,既注意贴近国家礼治话语,又能因应地方社会变迁而自我调适。透过梅花拳的历史脉络与当下传承,观察其在国家政治与地方社会生活之间的角色扮演,对于探索中国乡村社会中"自治"与"礼治"之间的内在关联,乃至理解"中国原理",或将有所助益。     

“一国两制”的宪法解析

正2016年是《中英联合声明》颁布32周年。这项意义重大的声明收回了中国对香港主权,并宣布"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属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现行的法律基本不变。"换言之,中国内地与香港将长期实行"一国两制"。近32年来,《中英联合声明》承诺的"一国两制"得到了有效兑现,香港获得了高度法律自治。     

“一国两制”下澳门特区的政治发展(1999～2009)

澳门回归十年来的政治发展是在"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在政治层面的生动体现。"一国两制"为包括政治在内的澳门发展提供了体制优势和巨大支持。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规定,澳门特区实行行政主导的政治体制。     

南京政府“地方自治”制度设计的演变

南京政府成立后,在遵照"总理遗教"的名义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地方自治"运动,这场运动与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相始终。"地方自治"的制度设计是整个"地方自治"的基础,南京政府时期地方自治制度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最初设计的制度由于"过于理想",而没能真正推行。随后,南京政府对地方自治制度不断进行修改变通,直至"纳保甲于自治之中",强化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抗战爆发后,南京政府整合了此前实施的基层管理制度,在地方自治的名义下推行了"新县制"。南京政府"地方自治"制度演变的总体趋势是不断强化对基层社会的控制。     

邓小平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制定

<正>1997年7月1日,我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香港基本法）开始正式实施。从此,香港进入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历史新时期。香港基本法其内容主要是将我国在《中英联合声明》中宣布的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法律化,规定“一国两制”条件下香港的制度和政策。     

孙中山、蒋介石与民国保甲制度的复兴

民国保甲制度的复兴,既与孙中山地方自治思想的局限性有关,更与蒋介石对这种局限性的夸大和歪曲有关。孙中山关于地方自治的训政设计、认为中国民众"一盘散沙"以及重视传统社会乡村组织的作用,恰为蒋介石统制和训练民众、恢复保甲制度提供了解释的空间。然而,二者的地方自治思想有着本质差异。在理论基础方面,孙中山强调"主权在民",主张权利与义务的统一,而蒋介石更强调人民单方面应尽的义务;在实施主体上,孙中山强调以县为地方自治单位,体现中央与地方的分权,蒋介石则强调县以下基层乡村为自治单位,体现了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在推进方式上,孙中山主张用教育方式训练民众,逐步扩大民权,蒋介石更强调以军事化手段强化民众的服从意识;在借鉴中国古代传统时,孙中山主张融贯中西,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地方自治模式,而蒋介石借鉴中国古代保甲制度则是为了"剿共"的现实需要。     

中共十八大以来“一国两制”在港澳的新发展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应对香港、澳门不断变化的新情况,港澳工作取得许多新突破、新发展,进一步深化了对"一国两制"的规律性认识。把维护中央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确保"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不动摇,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变形、不走样,依法治港治澳不断形成制度成果,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迈出坚实步伐,增强国家观念和爱国精神的各项举措稳步实施,"一国两制"实践取得了丰硕成果。     

香港回归的历史"前奏曲"——1979年3月邓小平与麦理浩的"北京会谈"述略

1979年3月香港总督麦理浩的北京之行,代表英国方面以香港"土地契约"问题为"突破口"逼中国方面对过"九七"的"英国管治"作出让步,第一次将中英两国政府"长期搁置"的香港"九七"前途问题明朗化.而邓小平"叫香港的投资者放心"的正面回应,初步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关于"九七"以后"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的战略思考.以此为契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开始初步调整当代中国"国家统一"的战略重心,将以"一国两制"的"新思维"解决香港问题的"时间表"提前,探索将"台湾版"的"一国两制"香港化".     

《天下为学说裂: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

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65元清末民初的中国面临着数千年历史变迁中的又一次大变局,在这个被称之为"转型时代"的历史过程里,关注世界、国家和自身命运的读书人为因应西潮掀起了种种思想革命和文化运动。全书利用了大量报刊、日记、文集等资料,从受众层面和地方视角对"排满"思潮、辛亥革命、清末民初的学生生活、江浙地方读书人的生命历程和思想变迁、教科书以及清末咨议局、地方自治选举等问题做了细腻而     

清末地方自治经费来源、管理使用考

正1909-1910年,清廷相继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和《府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在全国推行地方自治。事无财不举,地方自治从筹备到实施需要大量人力和物力的投入;如果没有独立的筹款渠道,地方自治将寸步难行。因此,各国在制定地方自治法规时均对自治经费做出相应规定。日本地方自治经费在府县为府县税及府县的其他收入,在市町村为府县税的附加税和市町村特别税。英美国家则以地方税或地方公债作为地方建设费用。清廷原计划在预备立宪期间颁布地方税则以为将来地方自治的经费来源,但地方税则直至清廷灭亡也没有厘定。在经费尚无保证的情况下,地方自治仓促上马,成为此后自治运行的一个隐患。本文依据有关史料,从地方自治章程和具体实施层面,考察清末地方自治经费的来源、管理以及使用等问题。     

关于中日"自治传统"的比较分析

近代中日两国在实行地方自治前,都存在着一定的“自治传统。”这种传统在日本日村落共同体,在中国日宗族自治、乡绅自治。但是虽然同为“自治”,实际上有着很大差别。这种差别也可谓是导致两国实行近代地方自治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通过对中日“自治传统”在地方公选议会、地方公共财政的运营和地方公共团体法人化的过程中所起的不同作用进行比较分析,从而总结出中日“自治传统”具有的不同的特质。     

设立香港终审法院的中英谈判

从伦敦枢密院到香港终审法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章总纲第二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这是中国在“一国两制”国策下对香港作出的一项重大制度性安排,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重要体现。     

抗战胜利后国统区关于内蒙古民族自治问题的争论探析

中国近代少数民族自治制度探索经历了曲折复杂的历史进程,基本宗旨是通过确立王朝帝制部落自治转变为民族国家政区治理的具体形式,重塑单一制中央集权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从抗战胜利至制宪国大期间,国民政府、知识界、行省当局和蒙古族精英就内蒙古自治问题展开了反复争论,形成了盟旗等于省县的蒙汉联合自治、分省蒙旗自治、脱省联盟自治和废省联盟自治四种代表性主张,焦点是盟的行政定位问题,表面上是蒙汉民族矛盾,本质上是民族自治和地方自治两种理念的对立和融通。国民党虽然把握了内蒙古地区是各民族杂居共有而不是一民族独有、自治是各民族联合自治而不是一民族独治的现实性,但不能突破行省的制度局限,无法协调"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结果加速蒙古族精英的离心倾向。战后国统区关于内蒙古自治问题的争论,客观上为中共建立内蒙古自治区,施行以蒙古族为主体的蒙汉联合自治提供了重要参考,体现了自治和统一相结合的历史必然性。     

地方自治与近代江南县以下行政区划的演变——兼论商业市镇的政区实体化

随着清末民国地方自治运动的展开,以及国家对基层自治区域划分的制度设计的不断变化,近代江南县以下的基层行政区划经历了一个由清末"城镇乡制"向民国初期的"市乡制"、1928年的"市乡街村制"、1929年的"区镇乡闾邻制"、1934年后的"区镇乡保甲制"转变的历史过程。与此同时,传统的商业市镇也逐步完成了由依附走向独立、由支离走向完整的政区实体化过程。     

清末民初江南县以下地方自治区域的划分——以吴江县为例

清末吴江县新设置的"镇"、"乡"自治区域,大体是以传统乡镇志中市镇的"界域"范围为基础,并联合一定的周边乡村地域划分而成,其间市镇的区域传统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辛亥改元、民元并县以及《江苏暂行市乡制》的重行颁布,则是民国初年吴江县基层自治区域调整的重要社会机制。传统乡镇志中对于市镇"界域"的描述,与清末民初江南基层自治区域的划分和调整,其实都是地方社会因应着不同的国家政治制度与地方历史情境,努力创造出来的空间观念与区域传统。     

全国人大第二次释法与香港政改问题的发展

香港回归后,"一国两制"在香港成功实践,中央政府支持特区政府在基本法的框架内循序渐进的发展政治制度,但是香港政制改革问题是错综复杂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亦需要磨合。特区的高度自治是中央授予的,香港政改的主导权属于中央,中央有权全程参与,这与香港泛民     

乡村自治:从传统到现代

传统中国乡村具有一定的"自治"色彩,乡村自治体现为"皇权、族权和绅权的结合",是基于当时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基本状况寻求国家与社会的平衡、实现官治与自治的良性互动的现实选择。但总体上看传统中国乡村自治是低水平和维持性的。民国时期,国家权力不断渗透到乡土社会,国家与社会之间此消彼长、各有进退,乡村治理格局呈现出复杂和多样化的特征;然而,由于国家整合乏力和国家权力渗透有限,传统乡村自治的基础和根基并未被打破。新中国成立后,压力型政治体制形成,国家权力下沉至底层社会,彻底打破了传统乡村的秩序和格局,特别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终结了"乡村自治"的历史。改革大幕开启后,"人民公社"体制被乡政村治体制所取代,村民自治是国家寻求行政权与自治权平衡、实现乡村善治的制度创新。但是,当下村民自治的困境表明,现代乡村建设必须创新体制和机制,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平衡,建构农村社区自治体制,走真正的乡村自治之路。     

清末两级地方自治中的官治与自治模式

清末地方自治包括府厅州县和城镇乡地方自治两个层级,并建构了两个层级不同的官治与自治模式,即在城镇乡一级实行"以自治辅助官治",而府厅州县则实行"自治与官治合并"之制度。两种模式都借鉴了日本自治制度,但都有所不同。就清末城镇乡地方自治的运行来看,由于地方自治章程赋予官府监督自治之权,也由于自治团体为谋求地方利益,常常也会与官府对立,所以,官治与自治常常处于矛盾冲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