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川陕战区兵力部署的失衡与吴曦之变

南宋在川陕战区兵力部署中,基于战略防御和节制武将的考虑,形成兴州、金州、兴元府三大屯驻重心。在具体兵力分布上,由于吴氏武将集团的影响,兴州驻军的数量与实力最为强大,呈现出严重的失衡状态。兴州驻军力量过于强大是吴曦据兴州叛变的关键因素。吴曦叛变平定后,南宋对兴州军事力量予以分化,又导致兵力分散和不利于边疆防御的弊端,体现出南宋削弱地方军事力量与加强边疆防御的两难困境。川陕战区兵力部署的演变,蕴涵着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真实内容。     

北宋枢密院长贰出身变化与以文驭武方针

“以文驭武”及“重文轻武”是宋朝历史上突出的政治现象 ,即使是在最高军事决策组织的枢密院中 ,这种现象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本文从统计、分析北宋时期枢密院长贰出身情况入手 ,全面考察了其长贰由武将向文臣过渡的发展变化过程。在此基础上 ,进而探讨了“以文驭武”方针在当时枢密院机构中的具体表现及所产生的消极影响。     

宋代明州地方官制述略——以地方志文本记载为中心

宋代明州属上州、节度州,南宋宁宗后又升为“府”,地方长官有节度使判、知州(府)之称,地方长官的称谓又因职官制度的改革和行政地位的提升而有所变化;明州由于其濒海的地理特征,重要的战略地位,曾于此设立沿海制置使司和市舶司等机构,其长官一般由知州兼任。     

宋代知州及其职能

宋代的知州经历了从文武臣僚作为临时差遣权知某州军州事到以文臣知州为主作为州级长官的渐变过程。作为一级地方政府首脑,知州的职能涉及州级军政、民政、财政、司法、监察等诸多方面,在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维护地方统治秩序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宋代集权过甚,知州在某些方面有职无权,特殊时期又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以狄青为例简析北宋崇文抑武对武将精神面貌的影响

宋朝是"崇文抑武"之风盛行的时代,武将在当时封建政权中长期受到压制。宋统治集团的矫枉过正,武将群体长期遭受打压,致使其从精神到素质都趋于退化,边防武备建设不能不受到严重的影响。宋仁宗时名将狄青的遭遇即是典型的一例,北宋"崇文抑武"的影响得到清晰地折射。     

宋代桂林知州(府)选任诸问题研究

根据现有史料,考证出宋代桂林知州(府)共有134人,其中北宋63人、南宋71人,一般兼领广南西路的兵马钤辖、经略使以及安抚使。北宋时期桂州知州的籍贯以河北路为主,占17.4%;南宋时期以两浙路为主,占29.7%。知州的任职年龄主要集中在50—59岁,共有36人,占可考人数的46.7%。北宋桂州知州的平均任期是2.31年,南宋静江府知府的平均任期是2.05年,比其他地方知州(府)的任期长,但都没有达到宋代知州(府)3年一任的规定。知州(府)离任后的去向,北宋时期以继续在地方任职为主,占知州总数的44.4%;宋室南渡后,以在朝中任高官为主,占知府总数的38.0%,从知州(府)离任后的去向可知南宋时期广西的地位比北宋时高。     

完整制与分离制:宋代地方行政权力的转移

宋代地方行政制度的最大特色,是在同一高层政区存在多个平行的行政组织与长官,即在高层政区实行“分离制”。从“行政幅度”的角度进行审视,这种制度是宋代中央政府重新分配地方行政权力,使权力分配的格局更有利于中央。“分离制”成为宋代中央集权程度超越前代的一个直接原因。南宋时期,在同级的不同机构之间,官员互相兼职的现象日益普遍,导致事实上的机构精简;在中央政府与高层政区之间,出现一级“跨高层准政区”。这两个因素减弱了“分离制”实施的力度,导致南宋中央的集权程度明显不如北宋。     

时变与应对：南宋川陕宣抚处置司设置原因述论

本文从两宋之际川陕地区时局变动与中央应对的关系,探讨宣抚处置司的设置原因。认为两宋之际川陕地区战略地位突显;川陕地区地方行政运行中弊端丛生,危机四伏;朝臣关於加强地方权力与整合地方力量的呼声日益兴起等,促成了川陕宣抚处置司的设置。川陕宣抚处置司的设置,是南宋中央在新形势下所作出的积极回应。川陕宣抚处置司的设置过程,提供了一个认识两宋之交地方行政运行的绝佳个案,从中展现出南宋中央与地方之间权力互动的演变轨迹。     

为何中国古代行政区划总是在二级和三级之间徘徊？

正中国古代有两个政治术语,一个叫"内重外轻",一个叫"外重内轻"。当中央权力强大而地方权力比较弱的时候,叫内重外轻;在中央权力弱、地方势力强大的时候,叫外重内轻。决定中央和地方力量对比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中央下面一级政区的面积多大比较合适。面积大,地方官的控制能力就大。好处是当地方上有起义及外敌入侵等突发事件时,中央可以大面积组织资源进行抵抗;坏处是中央不好控制地方,容易出现分裂,东汉和唐代就是这样。面积太小,权力小了,皇帝倒是好控制了,但是地方上权力太分散,一旦有大规模的起义或者外敌入侵,地方上就无法组织起来进行有效的抵抗。宋朝和明朝便是这样。     

明刊宋元史籍《新安忠烈庙神纪实》研究

明刊《新安忠烈庙神纪实》是目前记录宋元时期徽州汪王信仰的最完整史料,也是后人藉以了解宋元徽州历史的重要资料。该书以南宋徽州文献《汪王事实》为祖本,经历了南宋乾道五年、咸淳七年和元代泰定时期的三次编纂,主要的编纂人分别为南宋徽州知州郏升卿、徽州学录胡立忠以及元代紫阳书院山长张炳。该书在宋元明时代的编纂与刊刻过程,体现了地方政府与地方人物之间的密切互动,虽然士商群体是其中的主要力量,但行政守宰的作用也颇为关键。     

唐宋之际湖南地区州级政治演变

唐末时期,湖南地方势力以州为单位纷纷自立,或以观察使治所州为核心开始扩张,或以各自所在州为基础自我防卫。至马楚政权,渐次吞并各州势力,并开始通过马氏子弟掌控节度使治所州,亲信将领分领治下州的模式来掌控整个湖南。马楚亡后,朗州政权依然利用亲信将领统治各州,但逐渐用文人取代武将,并派兵更戍各州。随着各州的地方势力逐渐削弱,北宋才能在灭亡朗州政权后,将北方的文人知州制迅速移植到湖南地区。     

广元出土南宋王光祖墓碑考释

2013年12月至2014年1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广元市博物馆对广元水柜村宋墓进行了发掘，墓葬为双室石室墓。墓碑文字显示左墓室墓主为南宋武将王光祖，推测右墓室墓主可能为其妻刘氏。碑文详细记载了王光祖生平信息，王光祖为南宋中期抗金武将，从普通士兵通过战功逐渐晋升至将军，碑文对其升迁过程记载较为详细，其升迁过程与南宋军制也较为契合，是南宋中级武将成长发迹史的具体个案。同时碑文详细记录了墓主多代人的姓名、官阶、职掌以及婚姻情况，可补传世文献之不足。该墓碑记载为研究南宋川陕抗金历史提供了材料，同时对南宋武将家族研究有重要意义。     

宋代中央水政机构及其权力演变研究

宋初水政职权由三司修造案掌管，后由三司河渠司继之。嘉祐三年，都水监建立以后，水政权力独立于三司之外。熙宁变法时期，都水监与司农寺实行协同治水机制。熙宁二年，“农田利害条约”颁布以后，司农寺的权力达到顶峰。元丰改制以后，司农寺被朝廷废除，水部开始同都水监共同职掌水政，都水监官员通过政绩考核，可升迁水部职官。绍兴十年，朝廷废除都水监，隆兴元年，水部亦遭到罢除，几经短暂废、置的司农寺成为仅存的中央水政管理机构，至南宋后期其水政职权逐步走向弱化，地方州县承担了水利治理的职责。宋代水政管理机构重叠置官，水权不专，及南宋对中央水政权力的逐步削弱，成为其水政运行效率较低及治水不力的重要因素。至南宋后期，中央对地方水利秩序已处于难以调控的地步。     

宋朝审计机构的演变

宋朝审计机构 ,在中国审计史上既很重要 ,也有特色 ,但其演变迄今尚无系统研究。在北宋前期二府三司的体制下 ,审计机构基本隶属于财政或行政机构 ,亦即审财合一 ,中央三司属司审计一统天下 ,转运、提刑渐兼地方审计之职 ;在北宋后期三省六部体制下 ,审财有分有合 ,中央刑部、户部、太府寺属部属司审计三分天下 ,地方则沿袭原有机构 ,加强监督 ;在南宋偏安体制下 ,审财机构又趋合一 ,中央以户部属司审计为主 ,地方则增设专门机构 ,强化审计 ,聚敛财富。     

朔州古来武将多

地处雁门关外的朔州,历史上产生过许多勇猛善战的武将。从三国到金代的八九百年间,史书有明文记载的著名将领就有数十人之多,堪称山西之最。朔州历史上没有出过知名的文人,而武将却如此之多,又集中在从三国到宋金这段历史时期,这并非偶然,而是有地理、历史、文化诸多方面原因的。朔州紧位于雁门关、宁武关之北,这两个关口,自古一直是中原汉族政权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重要屏障,也是北方游牧民族南下进入中原的必经之路,所以古代民族之间的战争冲突在这里异常频繁。汉代的匈奴,隋唐时     

近代地方铁路发展的制度基础与约束机制——以《公营铁道条例》为中心

清末民初以来,地方政府一直有自筑铁路的诉求与实践。但是,近代铁路因其特殊发展历程及其固有的技术特性,相较于公路、水运,在行政管理上所面临的冲突会更加醒目。回溯民国时期产业行政管理制度的变迁历程可以看出,铁路管理权逐步中央化、统一化,中央政府对其他类型交通企业掌控却相对宽松,允许地方分权体制。南京国民政府1935年颁布规范地方修筑和管理铁路的《公营铁道条例》,为地方政府修筑管理铁路提供了法理基础,但只是作为制度上应对之策,地方并没有因此获得铁路建设的独立控制权。地方权力的弱化,导致地方的铁路权力只能通过中央与地方合作筑路的新模式得以体现,地方在这一体制中显然处于配角的地位。     

唐肃宗建陵出土石武将头

2003年3月,位于陕西省礼泉县城北15公里的唐肃宗建陵南门外司马道700米处,即司马道南起第一对石人中间偏南处、96米深的沟底,出土一件石武将头。它是由昭陵乡石马岭村村民董益亮在放羊时发现的。发现时头像面部朝下,冠尖向南,纵卧在南北向的沟道底部。据发现人讲,30年前他曾在沟底见过这件石人头,这些年一直在寻找。由于前年雨水较多,沟底水量大,才将石人头冲出。村民发现后随即报告了建陵文管所所长符同舟,这件石武将头现由昭陵博物馆收藏。石武将头高70厘米,最宽处在两腮部,宽34、厚28厘米(图一、二)。石质青灰,头戴云纹“大冠”[1],冠顶…     

权力的扩张及其分配：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再思考

晚清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并有“内轻外重”“内外皆轻”等概念的提出。权力并非静止或者此消彼长的概念,而是极富弹性。晚清时期,中央与地方政府均创设诸多新机构,形成新的权力格局。在权力分配方面,以财权的争夺最明显,双方利益此消彼长一目了然,最终达到动态均衡。这一时期,中央和地方虽然都或多或少失去部分权力,但又在很大程度上极力拓展各自的权力空间。由于地方权力的扩张速度快于中央,导致中央逐步失去对地方的绝对控制。这种权力格局一旦形成,需要很长时间或者外部条件的重大改变,才能走向另一种平衡。     

从提点刑狱司制度看宋代“路”之性质

提点刑狱司是宋朝首创的专门化的路级司法、监察机构。是继转运司后设立的又一个对州县进行监管的重要路级机构。从提刑司制度所反映出的宋代路级机构某些共性的特征来看:它们具有较固定的行政管理区划,处于地方一定的行政管理层级之中,有大量的行政处置权力。因而宋代的"路",尤其伴随着中央下放除监察权外的大量行政权力到转运、提刑等机构之后,可以被认定为是州县之上的一级正式行政管理层级和行政区划。宋代的"路"是一种权力多源化、分权制衡、集权于中央的新型地方行政体制,是宋代政治精英们对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建设所做出的创新和贡献。     

南宋川陕军事戍防体系考述

由于川陕防区战略地位重要,南宋极为重视对此地的军事经略和戍防体系建设。南宋川陕军事戍防体系具体表现为:以兴州、金州与兴元府为屯驻重心,以阶、成、西和、凤等关外诸州为外部屏障,以关隘与堡寨等为战略据点,从而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南宋川陕防区军事戍防体系的形成以及将"天险"与"人谋"紧密结合的特点,增强了防区的防御功能,为川陕边防的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