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事件”爆发的前前后后

一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因病逝世,消息传来,全国人民十分悲痛,纷纷用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哀悼。周恩来是江苏淮安人,家乡人民对他有着十分真挚的感情。     

轰动全国的南京哭陵事件

五十五年前的1947年7月初,南京发生了一场轰动全国的“南京哭陵”事件。当时我在南京,亲身见闻这一幕：当时“中央训练团”以黄埔军校一期生黄鹤为首的四百多名国民党高级将领,因鉴于蒋介石等倒行逆施,国是日非,一起前往中山陵墓前哭诉衷肠。原为“谒陵”,后来却演成一幕“哭陵”哀剧。     

震惊中外的南京“哭灵”事件

1947年3月19日,古老的南京城传出一个爆炸性新闻——300多名国民党将校级军官,齐集在中山陵灵堂前“哭灵”。这一前所未有的举动,引得许多人围观,游客中的女性甚至为之动容落泪。宁静而庄严的中山陵上空,顿时被一片悲伤的哭声所笼罩。     

“佛教将军”唐生智

时而拥蒋反共,时而反蒋拥共,真不愧急中生智。民国时期,湖南一带有一支人称佛教军的奇特军队,全军两万余名官兵同时受戒向佛,佩戴圆形佛字胸章。这支部队的首领就是佛教将军唐生智。他率领这支军队南征北战,迅速崛起。     

英国与南京事件交涉(1927—1928)

南京事件发生后,英国先是联合美日等国向武汉国民政府提出五国联合通牒,后又力图推动五国联合制裁,但因列强内部意见不一而被迫放弃。宁汉分裂后,英国选择从汉口撤使,转而与南京国民政府交涉。然而,由于中国政局动荡、南京政府改组频繁,加上英方拒绝道歉和承诺修约,中英交涉一波三折。但随着中美协定的签订,五国联合阵线的瓦解,英方不得不放弃强硬政策,同意在中美协定的基础上换文。而日本出兵山东,制造济南事件也促使蒋介石与国民党高层决心对英妥协,解决“宁案”,以英美牵制日本。因而中英在北伐结束后重启谈判,迅速达成协议。中英南京事件的交涉过程,既是英国对国民党政权由观望到承认的过程,也是国民政府谋求与英国修订新约、建立新型中英关系的过程。     

南京事件的争论与国际法

南京大屠杀（又称南京事件①）否定派论者为了把屠杀中国俘虏的行为合法化,抛出了对国际法的“新”释义,企图全面否定历史真相。然而,这一释义纯粹建立在隐瞒、欺诈的基础之上,是对国际法的误读和曲解,误导了广大读者对历史的认知。为此,本文通过对国际法的细致研究,针对否定派代表人物东中野修道的错误论点进行批驳与反击,以维护历史真相...     

“首都南京”见闻

一1945年,南京正由汪记首都遽变为蒋记首都,此时,笔者恰巧就读于国立南京临大先修班,故能以一名青年学子的视角,亲见到这一变幻的     

“日中历史共同研究”之回顾——以南京事件为主体

经2009年12月的最终会议,2010年1月31日完成的“日中历史共同研究”原版报告书（即日方是日文版,中方是中文版）,于同年9月6日发表了译文版。     

谁是1927年南京事件的肇事者?

对于1927年南京事件的肇事者,史学界存在不同看法。本文根据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找到的传教士书信,认为南军士兵负主要责任的观点更为合理。而南军士兵之所以有选择性地针对外国人抢劫而难以制止,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官员在调和意识形态的刚性维度与柔性维度的紧张关系时能力过弱而导致的一个结果。     

民国时期南京“愚人节闹剧”始末

一则很低级的愚人节闹剧居然骗倒许多人,甚至许多高官都上当,连蒋介石都被忽悠了,实在是可笑可叹!近年来,中国人过"洋节"的越来越多,例如情人节、万圣节、愚人节等。万圣节、情人节姑且不论,单说愚人节吧,虽说近年来国人在过此节时,花样不断翻新,年年都有"新名堂"和"新创意",但论其"闹猛"、诡异的程度,恐怕永远也不会超过解放前发生在古城南京的一次"史无前例"愚人节了。     

《申报》关于1927年南京事件报道之分析

1927年发生的南京事件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的一件大事,亦是北伐过程中国民革命军与西方列强在中国发生的一次具有重大影响的正面冲突。从《申报》报道情形观之,此次事件虽是国民革命军下层官兵无组织行为所致,但折射出民众普遍存在的反帝情结。从事件解决结果观之,南京国民政府尽管将肇事责任推给了共产党,但最终承担了对外赔偿之责,而对外舰炮击南京平民之事却"始争终让",不了了之。这反映出南京国民政府当时应对重大外交事件的弱势处境。     

抗日战争前夕南京“犒狼事件”

我国著名报人徐铸成在其大作《报海旧闻》中说,在抗日战争前夕,我国报界泰斗张季鸾曾写了一篇别具匠心的评论文章。     

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的具体时间考实

众所周知,“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于1926年3月20日发动的。现在,对于这个事件的发动日期,中外史学界已无异议。但是,笔者最近翻阅关于这个事件的资料、回忆录和一些论者的文章时,却发现在谈及蒋介石发动事件的具体时间上,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此,实有辨明之必要。     

给蒋介石带来极大痛苦的“毛邦初事件”

这篇文章揭露了蒋氏政权退居台湾后的一桩高层腐败案。任人唯亲,争权夺利,贪污腐化,这样的政权如何不垮呢？     

轰动中外的“牛兰事件”

<正>这一事件,让我们从一侧面知道了建党初期的艰难与曲折。公开披露的蒋介石日记,其中1931年12月16日有这样一段记述:"苏俄共产党东方部长,其罪状已甚彰明。孙夫人欲强余释放     

“文革”中一起未遂的军机叛逃事件

1949年国民党蒋介石政权被赶到台湾孤岛后,出于反共和“振奋士气”的需要,台湾当局把对大陆解放军官兵尤其是空军飞行员的策反工作放在了重要地位,将此称之为“心理作战”。他们主要运用广播等手段,并许以高官厚禄,策动大陆的飞行员投奔“自由世界”。而在解放军内部,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政治上的动摇分子,妄图驾机叛逃祖国。     

第二次“伍豪事件”

1932年2月,国民党特务炮制了一个所谓的"伍豪事件"。当时,他们以周恩来五四时期曾用名"伍豪"的名义,在上海《时报》、《新闻报》、《时事新闻》和《申报》上分别刊登"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企图达到污蔑周恩来、瓦解共产党在白区革命力量的目的。但这个"脱党启事",完全是捏造的。因为在刊登启事的前两个月,周恩来已     

妥协与抗争:蒋介石与济南事件前后的对日决策

本文利用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收藏的相关日文档案,及《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等书中所收蒋介石日记,对蒋介石在济南事件前后对日决策中的表现进行系统梳理。研究发现,蒋的对日妥协、退让既是事实,但另一方面,无论是在谈判桌,还是在战场上,他也都不乏强硬的一面。面对日方赤裸裸的武力威胁和过高的谈判要价,他虽有不少退让,但从未完全屈服。尤其当认清日方的侵略本质后,他便开始想尽办法,改换策略,与其对抗。为了逼迫日方在谈判条件上让步,他顶住压力,力排众议,一再拒斥日方军事交涉的要求,并试图利用日本军、政界内部的矛盾、分歧,力争实现事件的外交解决。这些看似消极的抵抗,却收到不错的效果——日方被迫在谈判条件上让步。此后,蒋愈发强硬,最终致使日方未能实现其预定目标,南京国民政府也因此得以避免遭受更大的损失。     

1946年的广州“五四”事件

在1946年1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开幕词中,蒋介石公开承诺保障人民自由、保障各党派合法地位、实行普选、释放政治犯,也就是后来俗称的四项诺言。当时的全国人民在经历了艰苦的八年抗战之后,似乎终于苦尽甘来。然而,美好的梦想很快便被无情的现实所击碎。从重庆较场口的大打出手到震惊中外的南通惨案,这些事件都严重地破坏了此前的政协决议,也为和平建国蒙上了一层阴影。     

孙立人事件之前奏：李鸿“匪谍”案

1955年8月,孙立人被诬为与郭廷亮“匪渫”案有牵连．被免去“总统府”参军长职务。随后,蒋介石罗织罪名．使“台湾的王牌”孙立人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张学良,被幽禁长达33年之久。其实,早在1950年6月,蒋介名为稳固统治地位．削弱孙立人这个异己分子的权力,就炮制了李鸿“匪谍”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