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清徒的精神流放--简评阿霞的诗

认识土族青年女诗人阿霞,大概是在1995年。这年4月,省作协举办了一期读书会,组织省内10位作家、诗人,由原作协主席朱奇先生带队去互助北山林场读书(实际上是采风)。出发的那天早上,在省作协见到了一位长相清秀文雅的年轻女性,她就是阿霞。 在此之前,对阿霞了解无多,一是因为她还很年轻,属于新人之类,二是因为她是写诗的,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对诗人     

评阿霞诗集《我的河流》

20世纪末中国文坛有一种声音在表现着诗坛的寂寞,也有一种声音在表现着文学阅读与诗歌难以消除的隔膜,然而,当我在新千年春季,一个万物复苏的起步之初,捧着《我的河流》时,诗作者阿霞在诗坛的寂寞和在寂寞中追求的执著却感动了我这颗曾经为诗痴迷的心,既而在她灼热的诗行与颤动的激情中感知了她对诗的一种坚守。 阿霞的诗,如同她本人的气质一样,字里行间透出一股轻灵、飘逸、略带沉思和大气之美,既有女性的温柔婉     

男女平权抑或性别政治中的革命——清季女性精英身份认同的两种路向及其书写

近年来,女性史研究是社会文化史的重要亮点。清季以秋瑾、吕碧城为核心的女性精英身份认同呈现的路向及其书写尤值得考量。近代意义上的才女不仅涉及女性才貌,还关联着社会转型过程中女性的自我定位及其身份认同,这其中涉及女性才貌的社会文化分析。由男女平权转向性别政治中近代女性史学探索还涉及性别话语分析及其社会意义的解读等。而社会文化史框架下的女性史书写关联着书写对象的思想,也涉及论证材料的选择,有其难度。处理思想与材料的勾连,涉及研究对象内在的主体性及其外在形象的客观性的把握,等等。唯有处理好这些关系,女性史书写才能有所前进。     

那边,青青草地上的红舞鞋

大约去年的夏天里,我们土族研究会的几个朋友相聚在青青的草地上。有朋友透露说土族文学史上第一部诗集将要诞生了。我就猜想这该是阿霞的诗集了,我欣喜地问在一旁的阿霞,她飞红着笑脸,哼唱着“那边的草地上呀,伊拉索……”这样的     

从责任的道义说起

鬼才魏明伦曾经写过一篇文采飞扬的杂文《雌雄论》,对宋庆龄、杨开慧、许广平的婚姻问题进行了大胆的议论,意思说,男人可以停妻再娶,而女性却为了丈夫的名誉守寡,这有点封建的味道。颇为几位女性不平。因为涉及的全是伟人,一时议论纷纷。 在魏明伦看来,那几位女性,尤其是     

古代两河流域的收养制度

古代两河流域的收养法律不健全,研究收养制度必须依赖于收养契约。古代两河流域的收养关系可以分为收养男性、收养女性和收养奴隶三大类;男性可以被收养为儿子、儿子—学徒、儿子—女婿以及兄弟,女性可以被收养为女儿、儿媳、女儿或儿媳以及姊妹。古代两河流域的收养制度不但可以弥补家庭缺陷,而且可以传承手工技艺或扩大再生产、转让禁止买卖的土地和变相地进行人口买卖.     

我是琼的拉萨朋友

要写的是一位朋友琼——女性,二十八岁,漂亮。很早以前,确切地说是在她18岁那年嫁给了四个兄弟做妻子,如今已经有了三个孩子,最大的8岁,最小的3岁。我不知道她的婚姻是否有法律的保障,但我相信。道德、习惯和彼此的责任感对她而言有着比法律更     

女性的社会发展及其文化多样性

西方的女性评价经历了从性化到性别他者的变化,而中国的女性评价(特别是在现代社会),则经历了由性别她者到性别他者,再到身份她者的转变。二者差别是由中西不同社会文化背景造成的。在中国,对女性的社会评价不如文化评价那样稳定,而文化评价更依赖历史传统和文化多样性,且可以给女性的社会发展及其相应影响性评价提供多样化的方式,有利于女性选择多种发展途径。目前民俗学、社会学和社会性别学都缺乏这种理论成果,但采用个案法进行研究可发现这个特点。在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建设中,构建女性的社会发展模式,应考虑中西女性评价的差异,将女性的性别差异、社会条件与文化评价传统加以综合考虑,使女性发展的选择获得社会评价与文化评价的双重合理性,以利于女性就业、事业与人生的良性发展。     

续志应加强人的素质的记述

地方志是地情载体,要求全面、系统、翔实、准确地记述地情.而地情不仅包括一地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各行业、各方面的情况,也包括一地人的素质状况.一个地方的社会发展盛衰起伏,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包括社会是否安定,政治是否清明,经济是否繁荣,文化是否发达,等等,而人的素质高低,也是很重要的、甚至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因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人作为生产中最活跃的因素,构成了对经济活动起支配作用的部分.在综合国     

建国以来女性教育的成果、问题及对策

女性的教育状况是衡量女性在社会中地位高低的主要标志之一.新中国建立后制定的有关法律和法规,新的教育体制的确立以及开展的女性扫盲运动、女性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研究生教育、留学教育和继续教育等实践,使中国女性在提高了政治和社会地位的同时,也提高了文化知识水平和科学技术的应用能力.教育是立国之本,而女性教育更关系到民族的兴亡和国家的盛衰.占中国人口一半以上的女性自身素质和文化水平曾对建国以来的社会发展产生过很大影响,并将继续对21世纪中国科技、经济、社会的走向产生巨大的影响.     

略谈中国当代女性文学“身体写作”之外的话题

在中国当代文坛上,女性文学的园地里可说是"红杏枝头春意闹",一派繁荣景象。20世纪80、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大陆女性写作高潮的涌现,我们发现评论界在谈到女性文学时,就会与"身体写作""欲望叙事"这类的西方女权主义理论概念相关联,有关女性身体书写的文学、文化现象引起了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有一点不可否认"身体写作"确是当代女性文学写作的一大特色,有的作家成为"女性文学"中"欲望叙事"的代表人物,并因此而走红。现在就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关注与探讨:中国当代女性文学是否就囿于"身体欲望"写作中,在"身体写作"之外还有着怎样新的话题?本文将从王安忆、铁凝、张洁和迟子建等几位作家及作品入手,尝试着对女性与我们民族历史、女性与传统伦理、女性与社会底层等"身体写作"之外的话题进行思考和阐释,洞见在"身体写作"和"欲望叙事"之外,女性文学研究的广阔天地,寻求女性文学研究的一种超越。     

从候马出土的工具范试论青铜农具的铸造与使用

我国青铜文化时代,是否大量铸造、普遍使用青铜农具,一向是学术界极为关注的问题,过去很多学者写了不少文章进行讨论,但至今仍是众说纷经。马克思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可见研究生产工具,了解社会经济时代,确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青铜文化时代,包括夏、商、周三个朝代,延续了一千多年,它与我国奴隶制社会几乎是同步发生发展的。我国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研究农业生产工具。更具有特殊的意义,实际上也是研究奴隶制社会经济问题。在我国广大区域内,很多地方都…     

也谈“大女”

在吐鲁番出土的文书中经常可见“大女”一词,有些学者认为:它指“作为户主的寡妇或者单身女性,可能也有一些是替代外出服役的丈夫或儿子而临时作为户主的.她们承担着一定的赋税责任,同时也有一定的机会与外界进行交往.”笔者认为,“大女”主要指家庭子女辈份中排行为长的女性.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可以是幼女、成年女性、已婚妇女,也可以是寡妇.称成年女子为“大女”,这是当地社会上对这类女性约定俗成的一种称谓,不是什么能做“户主”的寡妇或“单身女性”的代名词.在唐代社会里,家中若有男夫,不管在役、在任,注册户籍时必须登记著录,不得隐瞒漏写,反之,将获“脱户”之罪,从“漏口法”治罪.所以,“大女”也不是什么“替代外出服役的丈夫或儿子而临时作为户主的”女性的代名词.依照唐律,对于没有男夫的家庭,让寡妇充当户主,这是国家从征派赋税的角度赋予女性的社会责任和地位.吐鲁番出土的“大女”材料表现出当地在这方面的乡规民约与唐朝的律法完全一致.     

民俗文化与女性社会地位--以畲族女性为例

世俗社会中人的社会地位是由权利、金钱等决定的;辈分、道德、才华等,也是构成人的社会地位的要素。此外,中国历来有从生理性别上确定女性地位的民俗传统,女性家庭成员处于男性的从属地位。堆在畲族民俗文化研究中,我们发现：畲族女性有较高的家庭和社会地位。而畲族女性的地位,与民俗文化密切相关。众所周知,民俗文化是民众创造、传承和享用的生活文化。民俗文化因地域、民族的不同而显示其鲜明的个性。本文试图从女性视角审视畲族民俗文化,并对民俗文化与女性地位之间的关系作一考察。     

博览·文化

苏童:我不是"红粉"作家日前,作家苏童在同济大学与大学生们进行了一次互动座谈会。座谈上苏童表示,他并不是只写女性作品,也写过大量男性形象。他认为自己只会写女性这个错误印象是影视作品造成的。其实他写过大量以男性为主角的小说,而且自己也很满意,但碰巧被改编成影视剧的几乎都是女性小说,如《妻妾成群》、《红粉》、《妇女生活》、《米》等,今年下半年《另一种妇女生活》也将被拍成电影。     

《阿霞诗选》序

阿霞笑盈盈地捧着她还飘散着淡淡墨香的诗选集,请我作序。使我顿感有些为难,不仅仅因为我实际上已和文学创作有了相当的距离,还因为我对诗一向缺乏一种感性的领悟和理性的把握。但我又难以拒绝,这自然是由于对黄河岸边土族故乡的共同情愫,更由于自己曾经对民族文学所倾注的热情和希望。而眼前这一摞文采飞扬充满灵性的诗作确实让我欣慰和喜悦。     

唐代女性社会地位嬗变——以个性表现为视角

个性表现是一个社会人的存在方式之一。女性的个性表达与否以及表达程度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女性生存状态和社会地位。而个性的外在表现为人的行为方式、语言方式和情感表达方式等,因此通过对唐代不同时期女性的言谈举止、着装风格及妆容特点的对比研究可一窥唐代女性社会地位之嬗变。     

略谈中国当代女性文学“身体写作”之外的话题

在中国当代文坛上,女性文学的园地里可说是“红杏枝头春意闹”,一派繁荣景象。20世纪80、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大陆女性写作高潮的涌现,我们发现评论界在谈到女性文学时,就会与“身体写作”“欲望叙事”这类的西方女权主义理论概念相关联,有关女性身体书写的文学、文化现象引起了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有一点不可否认“身体写作”确是当代女性文学写作的一大特色,有的作家成为“女性文学”中“欲望叙事”的代表人物,并因此而走红。现在就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关注与探讨：中国当代女性文学是否就囿于“身体欲望”写作中,在“身体写作”之外还有着怎样新的话题？本文将从王安忆、铁凝、张洁和迟子建等几位作家及作品入手,尝试着对女性与我们民族历史、女性与传统伦理、女性与社会底层等“身体写作”之外的话题进行思考和阐释,洞见在“身体写作”和“欲望叙事”之外,女性文学研究的广阔天地,寻求女性文学研究的一种超越。     

日本“山姥”传说的现代文学解构

"山姥"是日本流传较广的一个民间传说,但在日本现代女性作家的作品中,"山姥"已不再是传说中"栖息在山中的老女"形象,而是对具有某些山姥特质的女性解构之后而形成的崭新的富于理性思考的女性人物形象。现代社会中的"山姥",大都是遭遇人间不公,饱受生活磨难的女性。她们是现代社会既有制度和世俗凡尘的受害者,其最终命运往往是被世人当作禳灾辟邪的牺牲者而被供奉于人间道德的"审判台"上,从而成为夫权专制社会罪孽的救赎者。     

重视写人 突出地方志的地方特点

重视写人突出地方志的地方特点郭永生地方志是记述特定地区人民群众改造自然、社会的历史和现状的科学的资料著述。因此,地域性乃地方志本质特征之一。离开地域性无所谓地方志。所以,是否体现了地域性,即地方特点,或者表现的程度如何,就成为衡量一部地方志质量的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