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气”的项南

我和项南初次见面是在1946年10月的涟水保卫战前线,距今已有52年。上海解放后,项南任青年团安徽省委书记、青年团华东工委第二书记,我在华东海军,时常来往。20世纪50年代,我们又先后调到北京工作。1988年我离休,项南也从福建退下来,两家仅隔着一条     

回忆项南同志

项南同志是我所熟悉和敬仰的一位老领导.1982年6月30日,我作为胡宏同志的机要秘书随胡乘飞机飞往北京.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同志接待我们住进了中南海西八所,就在毛主席故居丰泽园附近.住下来不久,项南过来看望,说这次我们是为调整福建的领导班子来北京的.与他一起来京的还有时任福建省省长的马兴元.     

我在晋江遭遇“假药案”

1984年2月底,我从卫生部直属中日友好医院调到泉州,担任晋江地委书记。胡宏同志时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务书记,是项南同志的好助手,有着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深受福建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和爱戴。我赴泉州报到前,项南同志要求我做好三件工作：一是抓好华侨工作;二要发挥山海优势;三要解决交通问题。归纳起来,就是要把晋江地区的经济搞上去。胡宏同志也和我谈了话,     

项南同志哀辞

赵朴老《项南同志哀辞》注释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二日,年逾九十高龄的赵朴老送来了《项南同志哀辞》。这是他亲手写的长达四十多句的五言诗。言真意切,表达了他对项南同志的厚爱和深情。我们全家人深受感动,并表示深深的感谢。现对文中个别地方略作注释。一、“四十三年前,与君初相识。”一九五四年九月召开全国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赵朴老和项南都是由安徽省选出的代表,编在一个小组,他们初次相识,一起学习讨论,互相有了了解。     

项南扶贫记

中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项南同志任一机部副部长、农业机械部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1981年初,又被任命为中共福建省委常务书记、第一书记,并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项南在福建期间,遵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结合福建的实际,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短短的几年,一向落后的福建省开始走向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新局面。     

怀念李修仁同志

<正>我与李修仁同志的第一次接触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那时,我在中共离石县委书记任上,他任中共山西省汾西煤矿管理局党委书记。一次他来吕梁谈工作,中共吕梁地委书记王铭山请他吃饭,因离石有汾西煤管局的矿,便把我也叫了去。那次,他讲了许多关于地下资源与地上资源的关系问题,对我启发很大,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们的第二次交集是在1983年3月中央调整山西省领导班子之后,修仁同志任省委常务副书记,我任省政府副省长。但由于修仁同志分管党务,我则分管     

忆项南

1947年下半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中共中央决定开辟淮南、淮北新解放区,并电令华中工委和苏北区党委抽调干部进入两淮新区,史称“重返两淮”。1948年5月中共江淮区党委组成,曹荻秋任书记,带领干部西渡运河、洪泽湖,进入“两淮”。我从盐城县委调到江淮区,和区党委的干部一起,到沿海重镇——合德集中。在这里我与项南同志初次相见。     

回忆我与孙宗溶同志的交往

正今年是孙宗溶同志的百年诞辰。他是改革开放后安徽日报社第一任党委书记。1983年任政协安徽省第五届委员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孙宗溶同志虽然已逝世10多年,但他的音容笑貌,仍时时出现在我的眼前,让我久久地怀念……拨乱反正的功臣我初次见到孙宗溶同志是在1979年盛夏,那时我刚刚调入安徽     

和项南的一次交往

正一我与项南同志工作上最早接触是1981年11月。他的坦诚和热情,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那时候,全国农村改革方兴未艾,亿万农民开始挣脱"左"的束缚,探索新的生活道路。但是保守势力层层围堵,受到农民热烈欢迎的包产到户,安徽、四川、内蒙古、甘肃等地大力推广,但全国有一些地区依然阻力重重,举步维艰。我当时是《人民日报》农村部负责人,支持农村改革是我们的职责。     

项南：福建改革开放事业的开拓者

<正>2016年凤凰卫视曾播出《我们一起走过——项南传》,片首插图,左边是项南与胡耀邦,右边竟是项南与我。惶恐过后静心思忖,不禁勾起一段几十年前随他一起经历的那些往事的回忆。项南是解放思想的旗手项南调福建省工作后,1981年初首次亮相省党代会,讲话的题目就是“论思想解放”。他以王维诗“君从故乡来,应知故乡事”作引言,让福建老百姓有贴心感,也隐示他对乡情已心中有数。接着进入他讲话的主题,那就是突破工业“以钢为纲”、农业“以粮为纲”的桎梏,提出因地因时制宜的“大念山海经”,建设“八大基地”的具体治闽方略。     

龚自珍不会过日子

晚清诗人龚自珍,清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及改良主义先驱。他出生于世代官宦学者家庭,以“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一诗闻名于世。     

彭清云"击毙"了常冈宽治吗?

《百年潮》2011年第2期刊登的《协助白求恩锯臂救彭清云将军》一文中,白求恩同志给彭清云将军截肢的惊险场面和将自己的鲜血输给彭清云将军的感人故事,深深吸引和打动着读者,很有教育意义。我与彭清云将军有过一段交往。他在总参通信部任政治委员时,我在他领导下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他调任总参政治部主任时,我在总参政治部文化部任副部长,工作关系非常融洽。我与该文作者李朝选同志,30年前在组建中央军委直属队体工队时曾共事5年。对于他文章中提及的彭清云将军“击毙”常冈宽治一说,我认为不准确,应该是“击中”。     

我与耀邦同志的交往

1953年,我任共青团甘肃省团省委副书记,团中央候补委员;1963年,我任团省委书记,共青团九大上,我当选为团中央常委.这前后两次任职时间加在一起不过四年,中间因工作调动隔了几年,但所幸的是,我在共青团工作期间,团中央第一书记都是胡耀邦同志.离开共青团后,我仍多次见到耀邦同志,聆听他的教导,感受他的人格魅力与政治家风范.     

项南生前一次心迹的表白

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项南同志,因心脏病突发,于1997年11月10日不幸逝世。他一生刚直不阿,注重实际,敢说真话,去世前不久,还有一次同友人探讨我们党和国家改革开放大事的赤诚谈话。这里发表的就是他的这次谈话的摘要。题目为编者所加。     

在苏联学习的日子里

斯大林在世时,从1951年起,由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邀请各社会主义国家的青年团干部、到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团校学习,学制一年。每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班,人数不等。我国一共选派了6期,共139人。我们是第六期,也是最后一期。 我们这一期共22个学员,两个翻译,1956年9月1日开学,1957年7月初毕业。出国前,团中央首先指定了我们班代理支部书记孙鹰同志(他是我国中央团校副教育长),我是代理支部副书记(我当时任广西省团委副书记),还有3个支部委员,经党员大会选举后,成立正式的党支部,支书分管学习,我管内务、组织生活、     

天门中断楚江开——池必卿同志二三事

1982年初,我从武汉大学研究生班毕业后,分配到贵州省委办公厅文件起草科工作,承担省委主要领导同志文稿起草方面的任务,池必卿同志时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必卿同志1984年离开贵州,至今已20多年,这中间我同他在北京也仅见过几次面。不思量,自难忘。在必卿同志身边工作和与他在北京几次难得相见的往事,总不时浮现在我的眼前。他那敏锐的思想、坚毅的作风、宽广的胸襟、清廉的品格,使我深受教益、启迪和鼓舞,并从中获得一种无穷的力量。矢志改变“干人”地位必卿同志1978年5月到贵州工作,1979年10月任代理第一书记,1980年6月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     

抗美援朝岁月追忆

我是1949年6月到新华社华东总分社工作的。1951年6月下旬,总社从各总分社抽调一批同志去支援志愿军总分社,并且指定华东总分社要调4名干部。那时,全国爱国主义热情高涨,能亲自去前方参加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是极大的光荣。华东总分社有不少同志提出申请,最后周沙尘、刘有铎、丁德润和我的申请得到批准。     

我与胡耀邦同志的一次谈心

1988年,当时我在湖南省教委工作,有幸见到崇敬的耀邦同志,聆听了他的谈话,也坦率地陈述了自己的一些想法。缘由是我和耀邦同志的侄婿徐海初早在解放前的学生运动中结识,他当时是长沙一中学生自治会负责人,我是清华中学学生自治会负责人。1984年我任中共长沙市委副书记时,海初回湘探亲,又曾相晤长谈。他的妻子胡素贞随耀邦同志在北京读书和工作,这次陪耀邦同志返湘,我得因便拜访。     

项南与福建改革开放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对这场始于1978年的历史变革进行了一系列的纪念,而项南的名字也一再被提及。1981年,项南被中央派到福建工作,一年之后,他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福建的掌门人,担任省委第一书记。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福建从一个边防前哨,逐渐成为了全国名列前茅的经济大省。有人说,如果把福建比喻成在改革开放中的一艘航船的话,那么项南无疑就是一位优秀的船长。     

项南支持舆论监督

项南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半期主政福建的政绩,福建人至今有口皆碑,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怀念之情可说越来越浓厚。一个省委书记如此深得人心真是难能可贵。当年我只是一个刚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省报记者,不可能与他有多少接触,但有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却使我对他敬佩终生。也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分配到《福建日报》驻福州记者站工作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