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先秦无爱国观——答吴代芳同志

拙作《“屈原——爱国诗人”之我见》一文发表后,吴代芳同志在《贵州文史丛刊》一九八五年第一期上,发表了《关于屈原的爱国思想及其他》一文,肯定屈原具有爱国政治道德观念,要求与我商榷。我认为学术界所以一致认为屈原是爱国诗人,首先,这是大家以现代爱国政治道德观念的标准去衡量屈原的社会行为的结果。其次,是由于我们大家都认为,凡是为“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华民族的物质财富,为人类文明努力作出自己的贡献”的人,都是爱     

试论敦煌本《文子》诸写本之写作时代及其价值

《文子》一书,《汉书·艺文志》即已著录,置于道家类,云:"《文子》九篇."班固注云:"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然检今本①《文子》,"周平王问"只存"平王问"三字,皆无"周"字.     

王梵志诗《危身不自在》之"脆风坏"应为"脆瓦坏"

王梵志诗《危身不自在》首联云:"危身不自在,犹如脆风坏."①项楚先生校"脆风"曰:"'风',原作'凡',从《初校》所录",并注"脆风坏"曰:"谓人命危脆,遇风而坏"②.     

《大招》的作者及写作年代考辨

《大招》的作者是谁?历来说法不一.大概在王逸注《楚辞》时,它的著作权就不甚清楚了.《楚辞章句》是这样说的:"《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日景差,疑不能明也."既说为屈原作,又说可能是景差作,没有肯定.后世的《楚辞》研究者也为此大伤脑筋,化了不少精力去解决这个疑难.不过,历来研讨《大招》的人,或者仅取景差作一说,把"疑不能明"变成了"明";或者取"《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一说;或者干脆抛开王逸之说,提出     

今本《文子》"老子曰"探疑

"老子曰"在今本《文子》中共出现一百八十五次,除少数出现在问答部分外,一般都冠于一章之首.这一点,很多人都提出过疑问.章太炎说:"所引老子,亦多怪异,其为依托甚明."①张成秋说:"其文皆称'老子曰',然不尽老子言也."②由"老子曰"的可疑,推论《文子》为伪书.     

各地图书馆举行报告会 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

为了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逝世两千二百三十一周年,北京市图书馆特举行了报告会,请文怀沙同志讲"人民诗人屈原及其作品"。会上并请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赵蕴如、苏明、董超等朗     

溆浦,成就了世界文化名人——屈原

屈原晚年在溆浦度过了他最后几年时光。溆浦的古老神奇和溆浦人的勤劳顽强为屈原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深厚的人文基础,他在这里先后完成了《涉江》、《离骚》、《天问》、《橘颂》、《山鬼》等诗篇的创作,寄托了他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可以说,溆浦这块神奇的土地成就了屈原这位世界文化名人。     

《千顷堂书目》勘误一则

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五《史学类》载:"曹珗《史评》又《史解》"①.同书卷二六《别集类·万历辛丑科二十九年》载:"曹琉《大树堂集》;字葆素,益都人,太子少保,工部尚书".校曰:"曹琉不载《题名录》"②.     

关于小说《班主任》的回忆

在由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与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卷第613页中,由荷兰乌得勒支大学比较文学教授杜维·福克马执笔的"1976年和‘伤痕文学'的出现"一节里,他这样说:"在新作家里,刘心武是第一个批判性地触及‘文化大革命'的不良后果的作家,他的短篇小说《班主任》(1977年)引起了全国的注意.他涉及了‘文化大革命'给作为其受害者的青年人正常生活带来的不良影响和综合后果."     

屈原故里吟《橘颂》

正"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早在两千多年前,爱国诗人屈原就在家乡秭归写下了《橘颂》名篇。如今,秭归因盛产脐橙而成为中国脐橙之乡,是全国无公害脐橙生产基地示范县和全国创建绿色食品(柑橘)生产基地示范县。     

解构·建构·实现——近代“屈原爱国”观念生成与传播的历史考察

今日牢固的"屈原爱国"观念既非自古已然,亦非迟至抗战时期才形成,事实上要复杂得多。清季,以"忠君"为主题的传统屈原阐释逐渐动摇,新的民族主义阐释与构成其合作、竞争方的自由主义阐释开始形成,前者促生了最初的"屈原爱国"观念。新文化运动时期,经过两种新阐释共同从学理上对"忠君"的系统解构,以及民族主义阐释对"爱国"的建构,"屈原爱国"观念真正确立并逐渐传播,但尚未获得各方的足够认同,知识界中自由主义阐释甚或一度超过民族主义阐释。九一八事变后,一些自由主义阐释者改变态度,不同程度地转向民族主义。民族主义阐释终在全面抗战时期压倒其他阐释而渐成主流,"屈原爱国"从之前作为少数精英的新创思想走进了生活世界,成为一种制度性、风俗性和常识性观念。该观念自产生三四十年后便迅速发展为主导观念,正是一个从个人阐释发展为公共阐释的过程,表现出复合性发展等鲜明特征。前后的"屈原爱国"观念虽能作如此统称,却并非"不变的常数",后期便在对外指向的"爱国家爱民族"之外,增添了对内指向的爱人民、反独裁的新内涵。     

门插杨柳话端阳

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是我国民间传统的端阳节。众所周知,端阳节的来历与战国时期的爱国诗人屈原有关。据《史记·屈原列传》说:屈原曾为楚怀王左徒,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他希望辅佐楚王,使国家富强,进而统一天下,后因楚怀王无能又易听别人谗言而疏远屈原。楚怀王死后其     

任质斌与《红色中华》

1964年7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到合肥视察工作.省委书记李葆华向少奇同志介绍几位到场的书记,当介绍到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任质斌时,少奇同志笑着说:"我认识他,他叫‘红色中华'."     

竹简诗论"《卷耳》不知人"的阐释史意义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诗论>中,有一句对<卷耳>的评论:"<卷耳>不知人."关于这句话的含义,学者们发表过一些见解.李零先生解释为:"是伤所怀之人不可见,故日'<卷耳>不知人'."[1]廖名春先生说:"<卷耳>'怀人',但所怀之人不知在何处,故谓之'不知人'."[2]胡平生先生说:"所谓不知人者,应指'我'因念君子,而登高远望,'酌彼金基,维以不永怀','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     

屈原“餐菊”诗引出百岁人

楚国爱国诗人屈原在《离骚》中吟道：“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这本是反映屈原不同朝中奸臣同流合污的高风亮节,后人却根据“餐菊”吃起菊花来。     

闻一多的屈原研究——闻一多先生诞辰一百零五周年纪念

首先,闻一多在《廖季平论离骚》中肯定了屈原的存在及其学史地位。其次,他在《读骚杂记》中,指出屈原自杀不是爱国,不是尸谏,而是洁身而死。这一论点折射出闻一多作为一个大学教授自命清流的思想。再次,他的《屈原问题——敬质孙次舟先生》一,阐明屈原是一个化奴隶式的“弄臣”,同时也是一个政治家和赋予诗歌教育功能及健康艺术形式的学家。他强调屈原双重人格中的作为反抗的奴隶、人的尊严、“火气”的、孤高激烈、“人的导师”的一面。,这是在新的时局面前,闻一多自己思想的发展和提高的反映。最后,他的《人民的诗人一屈原》从人民性的高度,对屈原人格精神高度礼赞。这一结论代表了闻一多的人民民主这一基本社会政治理想。闻一多对屈原的解读及这一解读的发展、提高和深化的过程,正是他自己思想发展、提高和最后定型的过程,前是后的一种表现形态。闻一多对屈原的评价带有一定的主观性。     

漢初隸變楚辭與《史記·屈原賈生列傳》的材料來源

《史記·屈原列傳》是研究屈原及其楚辭創作的惟一相對完整史料,爭議也最爲集中。本文從《屈原列傳》收録的惟一楚辭文本《懷沙》入手,利用新出土材料與古文字知識,發現司馬遷是依據漢初隸變楚辭文本而不是先秦楚文字寫本材料寫作屈原傳記的,一方面采用了淮南王劉安《離騷傳》的成果,另一方面借鑑了漢初輿論環境中的一些"屈原話題"。司馬遷在屈原之歿一百七十年後,采用二手材料寫成的屈原傳記,可視爲屈原研究的最初原創性成果,同時也因爲其采用的是漢初隸變楚辭(本文稱之爲"宗本")而不是先秦楚文字寫本楚辭(本文稱之爲"祖本"),對屈原傳記的敍述難免存在許多闕失,留下了很大研究空間,這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屈原否定論"的温床。     

五七干校述论（一）

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重要文章<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文章说:"今年五月七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组织大批干部下放劳动,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所农场,定名'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提供了新的经验."干校"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干部的世界观,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作为头等任务来完成"."实践证明:'五·七'干校是改造和培养干部的好地方,是实现机关革命化,搞好斗批改的一种好办法."     

任继愈:"国宝"级的哲学大师

"无论是作为一个普通公民,还是作为一名学者,第一位的是要爱国。" 其学说打破了"五四"以来"中国无宗教" 这一流行观点。"我研究的不是所谓的'精英哲学',也不是什么'平民哲学',而应该是群体哲学。我不想离开群体去标新立异,一个人不可能独立做好一件事。"     

上海古籍新书目:

本书是蒋天枢教授研究楚辞的积年之作,收屈原赋及宋玉为屈原而作的《九辩》,依古本篇次.全书对屈原生平、屈赋系年,提出与旧说时论不同的新见解,在方法上采取文史互证,拨隐探幽,对《史记》屈原本传以来所传《离骚》作于楚怀王时的说法加以否定,而把屈原现存作品都归于顷襄王走陈以后,屈原离陈南行时所作.由于立论新颖,而解释屈赋又宛然若符,堪称独树一帜,卓然自成一家.此书的出版对屈原和屈原赋的深入研究将起一定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