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学历史叙事发展的新阶段——论纪事本末体史书的兴起及其意义

自南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问世至清末的七百余年间,纪事本末体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古代史书的主要体裁之一。与历史悠久的编年体史书、纪传体史书相比较,纪事本末体史书在历史叙事上具有"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的优点,它是以事件为中心确立标目而展开的历史叙事,即章学诚说的"因事命篇"的历史叙事。纪事本末体史书的兴起,开启了中国古代史学历史叙事发展的新阶段,对南宋以下至近代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钱穆论史体与史书

钱穆对中国史书各种体裁作出全面的分析。他推崇编年体、纪传体 ;特别强调列传体 ;对纪事本末体批评较多 ,对志书、方志等各种史书 ,都有述评。钱穆对史书体裁的分析 ,反映出他的史学思想     

论中国古代史书体裁之辩证发展

史书体裁是史书编纂的主要表现形式,也是历史编纂学中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古代各类史书中,包含着多种编纂形式,产生出丰富的史书体裁。探讨中国古代史书体裁的形成及其演变,揭示其发展规律,批判地总结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遗产,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对当今的历史编纂学理论与实践也有惜鉴意义。本文考察了中国古代史学中编年、纪传、典制、纪事本末几种主要体裁的发展过程,阐明了中国古代史书体裁辩证发展的规律。     

二十世纪宋代佛教史籍研究综述

中国佛教史籍是指由佛教僧人或居士撰写的中国佛教史书,包括纪传体、编年体佛史、僧传、寺志、灯录、经录等文献。宋代是中国古代社会中一个重要的历史时代,无论是在物质文化,还是在精神文化上,都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史学大师陈寅恪曾论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充分肯定宋代在中国历史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宋代也是中国佛教史籍发展的重要时期,中国佛教史籍肇始于魏晋,历经隋唐五代之发展,至宋代繁荣,各种新体裁的…     

宋代纪传、编年二体优劣论

中唐以后的史家开始重视史学褒贬人事、惩恶劝善的宗旨,编年体史书由此中兴,历史上的二体优劣之争再起。及至北宋,孙甫强调编年体具有体正、文简的优点。体正,指编年体便于立褒贬以惩劝,同时起源较早,与儒家经典关系密切;文简则是指编年体史文简约。孙甫的观点得到宋代多数论者的响应。同时,宋代史学考察重心由人到事的转移,也对编年体史书占据史学主流地位推波助澜。以上因素最终导致了编年体史书空前繁荣的局面。     

编年体史书在传统史籍中地位的升降

我国古代史籍之富,浩如烟海,编年体史书便是古代史籍中极为重要的一种。编年体史书,是以年系事,按年月陈述史事的一种史书,是较早出现的记录史事的一种形式。《隋书·经籍志》史部分类中,编年体尝以“古史”为目,从《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开始,将“古史”类改为“编年”类,尔后,历代因之。在史部诸史中,编年体历来占据重要一席,几乎与纪传体“正     

五四时期史学：走出经学的羁绊

一、进化史观的传入与经史地位的变化中国传统史学一直或隐或显地受到经学的束缚与支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这并不是说 ,中国史学完全依附于经学而毫无自身价值可言。事实上 ,中国史学也一直受到来自官方的和其他方面的支持与重视而成为古代学术中的一门显学。从《隋书·经籍志》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经、史、子、集的传统学术格局 ,即客观地反映出了这一点。历史上形成的经学与史学的关系既十分密切又错综复杂。就史学而言 ,长期以来更多的是被动地受到经学的影响。例如 ,周予同在谈到古文经学对史学中史书体裁的影响时说 :“纪传体 ,…     

试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兴盛及其特征和原因

言古代史学者,无不推崇奠定纪传体史书体裁的大师司马迁与班固,故班马并称,确非虚誉。然而,继承纪传体史书的传统并把它推向一个新的高峰的时期,还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在政治上虽然分裂割据,战乱不止,烽烟弥漫,使社会经济缺乏统一规划与安定发展的条件,但是,就局部或不同地区来说,社会经济还是有所发展;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也比较显著;特别在章典制度、学术思想和民族融合等方面,仍不失为上承秦汉和下启隋唐的重要历史时期;尤其是史学的发展,不论从史学地位的提高、修史制度的改进、史     

记载历史方法的新探索——《共和国辉煌五十年·铁道事业卷》评介

历代中外史学家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著作 ,积累了丰富的历史资料 ,也表述了各种史学思想、观点及治史方法。铁路史志工作者秉承前人的治学精神 ,继承前人的治史方法 ,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 ,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创新。铁道部档案史志中心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周年编撰的《共和国辉煌五十年·铁道事业卷》在史书体裁的灵活运用上和如何使史更具可读性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该卷采用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及纪传体相结合的方法 ,以时系事 ,以新中国铁道发展历程编年为经 ,以铁道大事简记、专题条目、图片资料为纬 ,记录了共和国建设…     

《唐鉴》及其在历史编纂学上的地位

中唐以降,封建史学有了新的发展。就史书体裁而言,史评、典志等崛起,突破了纪传、编年陈陈相因的僵滞局面,其代表作为《史通》和《通典》。宋代不但保持了这一势头,而且出现了新变化,即各种体裁相互渗透,彼此汲取长处。司马光修《通鉴》,参用纪传体,叙事集中详赡,多具首尾,使编年体“断烂朝报”的弊病有所改变。范祖禹以编年、史评二体著《唐鉴》,别开生面。宋人认为,提供致治之道,编年体优于纪传。因其详于一国的治乱。但这是通过史实诤谏,难以痛快淋漓。《唐鉴》则以大量评论继于史实之后,具有随时议事的优点,弥补了编年体的不足,颇受时人青睐,对后世亦有较大的影响。     

郭沫若关于历史编纂体裁的思考

中国历史上许多卓越的历史学家,总是努力探索新的历史编纂体裁,以期能更好地反映自己对历史的理解,因而出现了多种多样的历史编纂体裁。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纪传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尤其是纪传体,在叙述史实方面具有很多优点,并有不少伟大作品传世,因而成为历史编纂的典范体裁。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也有各自的优点。随着社会的进步,历史学的不断发展,人们逐渐感到传统的历史编纂体裁有很大的局限。例如,纪传体把同一事件分散于纪、传、书(志)等篇之中,有利于叙述个人事迹,不便分析群体和社会;纪事本末体则有利于叙述某一历史事件的发展过…     

历史分析法在史学史研究中的运用

历史分析法是史学史研究者应予高度重视的基本研究方法。它主要有两义:一是以上下贯通的眼光,动态考察中国历史编纂学不同时期的命题、成就、体裁体例的运用等内容,将之放在全局之中上下联系起来分析;二是应坚持历史主义的态度,在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诠释和评判问题,对前代史家应有"瞭解的同情"。在探讨中尤其应当关注以下四项:一、透视不同时期史学的特点;二、以动态眼光考察纪传体和编年体的发展演变;三、区分纪事本末法与纪事本末体,指明其实际意义;四、推进对历史编纂学史上若干重要现象的认识。     

隋唐五代时期史籍散论

一、官修史书的功过隋唐五代是我国史学发展时期。仅就纪传体史书而论,唐修八史,加上石晋时修的《旧唐书》,共九种,七百八十七卷,部数与卷数都占《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以上。从这一时期开始,绝大多数的纪传体史书不是私人所修,而是官修。对官修史书,历来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我认为,官修史书,有功也有过。其功绩是:在一定的时间内,集     

孙甫史学发微

孙甫是北宋史坛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他讲史、论史、私撰史书《唐史记》 ,是引经入史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并在效法《尚书》、《春秋》大义的口号下 ,强调史学要为现实提供借鉴。他的史学思想及其史学成就对于宋代史学风气的转变和编年体史书的复兴具有重要影响。     

当代人的近代史——刘时举《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监》考述

本文是对南宋史书《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监》进行的综合考述。首先,对撰者刘时举的生平进行了考索与推测。并对这部史书书名予以正名,指出其彰显中兴等特点,通过具体比较,揭示其史料价值。从史学史的角度观察,此书叙事往往首尾回应．体类纪事本末,对编年体史书叙事缺陷颇有补足,可见对编年体史书体裁的创造性拓展。而以史评入书的方式,则反映出南宋史学着作对司马光《资治通监》“臣光曰”以来传统的普遍继承。本文还考察了此书的版本源流,着重指出《四库全书》本所存在的严重缺陷与四库馆臣出於各种目的的改动,以期唤起使用者的注意。     

论中国传统史学向近当代史学转型

中国近当代史学在史家培养专业化、生计职业化及视域等方面与传统史学不同,在体例上使用章节体、论文体等书写模式来取代传统史学编年体与纪传体,在史文上学术论著语言使用、引文和论文格式等明显区别以往,在史功上由鉴戒史学逐渐趋向理性史学.中国传统史学向近当代史学的转型,主要是受到了西方史学理论体系的影响.当代中国史学的深入发展需要继承我国固有史学遗产,吸收、融合外国优秀史学理论,创建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多元动态新史学.     

《史》《汉》之际史书编撰形式的发展

《史》、《汉》之际史学的发展表现有二:一是思想上正统化观念不断加强,前人已多有论述;二是史学自身的发展更多体现在史家对史书编撰形式的探索上。纪传体体例逐渐"整齐",起居注著录渐成常例,地方史的撰述得到提倡,学术史、人物专史、杂史、制度史等都以专书的形式出现,"史氏流别,殊途并骛",史书编撰出现多途发展趋势。     

论《三国史记》的编撰方法、历史观及史学思想

《三国史记》在编撰方法上借鉴了中国古代史籍的编撰体例和原则,体现曲编年体和纪传体的某些特点,同时又具有自己的编写特点;在历史观上,《三国史记》不仅体现出中国古代史籍中所具有的正统史观、天命史观以及尊儒崇礼、重民观念等史学思想,还体现了它以中原王朝为正统的史观。     

十八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学理论的新成就─—论章学诚关于史书体裁的辩证思想

中国古代史家对史书体裁的认识,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其文化积淀成为历史编纂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八世纪史家章学诚关于史书体裁的认识中,蕴含着深刻的辩证思想,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迄今为止,尚未见专门论述这一问题的文章。笔者不揣浅陋,试图就此问题作一分析,以期有助于全面了解章学诚的史学成就,评价他对十八世纪史学理论的贡献。一、关于史书体裁起源的考察中国史书体裁的源头在哪里,是历代史家共同关注和积极探究的问题。汉代学者刘做、班固认为：“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     

古代史家怎样对待史书体裁

史书体裁是史书编撰形成的重要方面,也是中国历史编纂学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方面,中国古代史学家不仅在具体做法上有很多创造,而且在理论的说明上也有不少值得重视的论点。批判地总结这一部分遗产,对今天的史学工作,尤其是对今天的史书编著工作,是很有意义的。成书于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的《隋书·经籍志》,把中国历史文献分为甲、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