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知识经济时代的国际服务贸易趋势及中国的对策

21世纪被公认为知识经济世纪。作为世纪经济新增长点的服务业和国际服务贸易,在知识经济的发展和作用下已呈现出产业结构服务经济化、贸易结构的技术知识密集化、贸易竞争的信息比较优势化、贸易政策的进一步自由化以及贸易地区分布的不平衡化等新趋势。面对知识经济时代服务贸易的新趋势,充分挖掘我国服务贸易潜力,培育我国服务贸易的新增长点,必须采取新的对策。     

论改善中日贸易结构与转变中日贸易增长方式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外贸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日本曾连续11年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日贸易额在2006年首次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在对华直接投资中,日本仅次于港澳台地区。但中日贸易结构仍较落后。日本的对华直接投资能否有助于中日贸易结构的改善和中日贸易增长方式的改变,促进中日贸易更好地发展是本文探讨的主要问题。     

国际服务贸易法教学范围的若干基本问题

国际服务贸易法是国际经济法中新兴的法律部门。在国际服务贸易法的教学过程中,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把握教学的内容和基本范围:第一、核心定义,主要包括服务、服务贸易、国际服务贸易等若干关键词的定义。第二、基本概念。在教学中应注意,国际服务贸易法是调整国际服务交易关系和管制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但教学的重点主要应该是调整国际服务贸易管制关系的法律规范。第三、教学的重点是WTO服务贸易法,而《服务贸易总协定》又是重点中的重点。     

论我国国际服务贸易统计问题

作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中国的国际服务贸易发展迅猛,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但是,中国的国际服务贸易统计体系相对滞后,不能为国家的对外贸易管理提供有效信息。在此背景下,如何克服薄弱的统计体系、建立相对完善的适合对外贸易发展的国际服务贸易统计体系,就成了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重要课题。文章简述了国际服务贸易的概念,分析了世界上国际服务贸易统计工作的现状,指出我国国际服务贸易统计体系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对策。     

2016年中国将成全球最大贸易国

汇丰近日公布的一份贸易展望报告显示,中国的贸易将于2014年开始加速,超越美国的增长步伐,并住2016年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汇丰环球联系贸易展望》预计,在未来5年中,中国贸易按年增速将达到6．61％,远超3．78％的全球平均水平;美国与日本仍将保持作为中国主要出口目的地的领先地位。     

西方地理学视角下的生产性服务贸易研究进展

服务业已成为国际贸易中发展最快的部门之一,生产性服务业作为其中最具有贸易可能的部门,已引起了西方地理学界的关注。本文试图基于地理学的视角,从区别于国际贸易学的角度对西方学者在生产性服务贸易的概念、产生、开展、影响,以及研究的方法等方面的内容所做研究进行述评,进而提出生产性服务贸易研究中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日据台时期闽台贸易考略

闽台地处中国东南沿海,属边疆区城,开发较晚。近代以降闽台贸易增长迅速。日据台时期闽台区间贸易骤变为国际贸易。国际贸易仍无法抹煞闽台贸易的互补性。该地域的边疆区域贸易生命力由此可见一斑。     

关于我国旅游服务贸易存在问题的思考

旅游服务贸易是我国服务贸易的支柱产业,本文通过分析我国旅游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提出了推动我国旅游服务贸易良性发展的措施建议。     

六十年代中日民间贸易述略

60年代 ,中日之间建立了友好贸易和备忘录贸易两条民间贸易渠道。友好贸易 ,是中方出于中日友好的诚意 ,与承认政治三原则、主张中日友好的日本企业的贸易 ;备忘录贸易 ,是中日之间以备忘录的形式发展起来的贸易。友好贸易和备忘录贸易推动了 60年代中日民间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有力地促进了中日关系的早日正常化 ,在中日关系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交通贸易与明代山东土地开发

交通与贸易是影响土地开发的两个重要因素。明代山东各地虽然都不同程度地开展了一些贸易活动,并且也或多或少地促进了当地土地的开发,但总体来看,多数地区仍面临着因交通贸易相对欠发达而造成的土地开发受阻的事实。具体而言,各地又有所差别,地处东部沿海的青州、莱州、登州三府因在交通与贸易方面皆远远落后于地处西部运河沿岸的济南、兖州、东昌三府,因此交通贸易对土地开发的限制较西三府表现得更为突出。有鉴于东三府交通贸易严重阻碍土地开发的现状,任职于当地的一些官员提出了实行海上自由贸易及开通胶莱河等主张。     

17世纪英国海外贸易的拓展与转型

17世纪,英国与西欧、北欧呢绒的贸易趋于衰落,而与利凡特东印度以及北美殖民地的进口贸易却繁荣起来。进口的目的是为了再出口。这种输入与再输出的贸易越来越发达,而呢绒出口贸易则逐渐走向衰落,这就是所谓的贸易转型。17世纪英国的贸易转型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发展的是与利凡特—东印度的贸易;第二阶段发展的是与殖民地的贸易。这种以再出口为目的的新型海外贸易,是17世纪英国巨额财富的主要来源。     

20世纪90年代的中日纤维产品贸易

20世纪90年代中日两国贸易结构发生较大变化,即中国对日本出口的食品及矿产等初级产品在对日出口总额中降到不足一成,而纤维产品贸易以几乎每年占中日贸易额的20～30％的速度强劲发展,推动了两国贸易总额的迅速增长,但同时也引起贸易摩擦。尽管纤维产品贸易由垂直贸易分工向初级水平贸易分工发展,以及密切的依存关系两大特征,使中日两国避免了在该领域的贸易战,但是,如何在互补性贸易结构中寻求更多的合作领域以减少贸易摩擦甚至避免贸易战争,是20世纪90年代中日纤维产品贸易带来的重要启示。     

论元代浙江的商品经济

就区域社会考察,浙江的商品经济在元代仍取得了较好的发展,并在全国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主要表现于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城市及众多市镇商贸活动的频繁和海外贸易的发达诸方面。     

制度与调适--郑和下西洋和朝贡体系下的东南亚华侨

明初厉行海禁,片板不许下海。与海禁政策相对应的是由官方控制的以“朝贡”形式进行的朝贡贸易。自古以来,“朝贡”一词包含有外交和贸易两种含义。国家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一切都通过朝贡的形式表现出来。从官方角度来说,朝贡体系下的朝贡贸易是唯一可行的外贸形式。有学将海禁政策与朝贡贸易制度比作“明朝对外政策的两大支柱”。虽然朝廷厉行海禁,但东南沿海人民历来以海为田,加上历史上早已形成的联系,仍有为数不少的人流寓海外。这些聚集在东南亚的早期华侨身处严厉的海禁政策和生存需要的两难境地,他们积极地寻找着因应策略。     

销往中东和印度的广珐琅

15～17世纪,伴随地理大发现,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瑞典等纷纷在印度沿海港口城市建立据点,发展与亚洲国家的贸易。清政府自1685年开放海禁,参与广州贸易的除欧洲商旅外,还有亚裔商人,如亚美尼亚人、穆斯林、印度人、巴斯人、犹太人等等从吉光片羽的文献,以及传世若干书写波斯、阿拉伯铭文,或仿印度、中东地区金属器、玻璃器造型及纹饰之广珐琅中,仍可依稀追寻这些商人已逝去的踪迹。     

近代日本与广州间的国际贸易——以日货贸易为中心

20世纪初期,近代华南海域贸易中的台湾贸易网络迅速壮大,并与既存的香港贸易网络间展开激烈的竞争。由此,即使在香港贸易网络的传统腹地广州,也受到来自台湾贸易网络的冲击。然而,穗港一带的广东商人们却长期通过香港吸纳日货进口,并牢牢掌握日货经香港转运至广州及在广州市场销售的贸易环节,成为日货行销广州的主要推手及受益者。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在广州抵制日货运动与香港日货对广州走私贸易的双重压力下,台湾对广州的贸易活动陷于停滞,广州的日商势力也奄奄一息。而广州的日货贸易与日商势力间相互分离的矛盾,一直延续到抗战时期广州沦陷为止。     

宝德三年中日朝贡贸易初探

明代,日本以朝贡之名行贸易之实,多次派遣明船入明朝贡,获取高额贸易利润。其中,宝德三年的遣明船,规模为历史之最。一行在明期间,处处以经济利益为首位,甚至威胁明朝给予高价,否则不再归国。在得到高价后,仍在国内挑衅滋事。此事所反映的正是明代中日双方对待朝贡贸易的认识不同,而这种不同,势必导致明代中日交往中更多的摩擦。     

葡萄牙旧圣克拉拉修道院遗址出土十六世纪中国瓷器

根据文献记载,葡萄牙人于1514年首次到达中国,并由此开启中葡海上贸易。之后,由于中葡外交关系一度交恶,未得官方许可的葡商游走于中国海域的各个离岛,与沿海商人进行走私贸易。直到1553年,葡萄牙人占据澳门,并逐渐将其发展成为对中国及亚洲贸易的主要据点,中葡贸易规模迅速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在这一背景下,十六世纪中后期,大量中国瓷器被运往葡萄牙市场,进入当地王室贵族及宗教团体的日常器用中,然而受葡萄牙本地考古材料披露的有限性及发表语言的限制,我们对于这一时期中葡贸易瓷器具体面貌的认知仍较为模糊。因此,本文将对葡萄牙中部一处修道院遗址出土的十六世纪中后期中国瓷器进行集中介绍,以补充我们对于此时期中葡贸易瓷器主要品类及风格的认知。     

中日制成品产业内贸易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对1987~2006年的统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中日产业内贸易水平20年来总体处于上升趋势;中日产业内贸易主要集中在制成品领域内,其中,机械和运输设备产业内贸易所占比重最高;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是中日产业内贸易的主要形式;中日两国的产业内贸易受多种因素共同影响,其中,中国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以及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乾隆三十年桑斋多尔济等人对俄走私贸易事件

桑斋多尔济得到乾隆帝的宠信和支持,在库伦任上排斥异己,安插亲信,权力膨胀、不受制御。他本负有禁止对俄贸易之责,却在短短的两年内进行走私贸易９次。而参与者又均是亲近他的喇嘛和官员。虽然他越陷越深,一度受到处分,但是仍得到乾隆帝的信任,不久便官复原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