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朝黄玉林私盐案研究

黄玉林私盐案是清代发生在两淮地区最大的盐枭案。盐业走私犯黄玉林虽然一度被清廷招安,但并未真心悔过,一有机会便想重操旧业。经过道光帝的坚持,黄玉林最终被两江总督陶澍处决。清代私盐案的屡禁不止,实由于清代盐业管理体制的弊端所引发。陶澍在淮北地区推行票盐改革,从根本上杜绝了原有盐商垄断的体制,两淮地区的私盐问题迅速消失。     

清代盐商朱立基案

清乾隆年间,山西晋城盐商朱立基等因侵帑误课,被清政府查办并抄家产。由此案可知当时畸形的官商结合情形及私盐盛行,课税浮费严重等问题。另涉案者多为晋籍商人,可知长芦盐商中晋商是一支重要力量。     

清代盐政中的缉私问题

清代贩卖私盐活动十分活跃,对朝廷的财政收入和统治秩序造成了严重的威胁。统治者采取了许多方法,却始终不曾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正如民国时的盐务专家所说：“有清一代,关于盐政上根本问题虽一事未办,独于冶私一事,经数百年庙堂之率画、疆吏之经营。盐商之研究,应有尽有,无微不至,后之作者,无以过之,宜乎私盐绝迹,不见于公续矣。乃禁私之律不为不严,贩私之罪不为不重,缉私之兵不为不多,上自政府,下边盐商,同心一德,群策群力,务以去私为职志。乃私盐不见日减,反见日增,其用以治私者,结果无一非奖励私盐,其故何邪？”…     

清末民初“专商引岸制度”变迁与废止——盐商李桓芳的“执照”和“查验盐票凭证”考略

正江苏扬州市博物馆珍藏一件(套)盐商李桓芳的光绪十一年(1885年)"执照"和民国十八年(1929年)"查验盐票凭证"。盐商李桓芳的"执照"和"查验盐票凭证"见证了古老僵化的"专商引岸制度"在战乱频繁、政府盘剥、私盐泛滥的重重打击以及时势变革的要求下,不可避免的走到了历史的尽头;盐商李桓芳的"执照"和"查验盐票凭证"清晰地透视出清末至民国初年这一历史变化的轨迹。现将"执照"和"查验盐票凭证"分别考略如下:     

谁是中国第一盐商

研究盐文化发展史的盐商史,＂谁是中国第一盐商＂当然是重要的命题。虽然目前学术界还是有不同的看法,但比较共认的看法就是处于商朝末年的的胶鬲是中国第一盐商。但笔者对此有些不同的看法,愿提出来讨论。古来不少盐商会馆门楹上往往都挂着一幅对联：胶鬲生涯,范宽名论;夷吾煮海,傅说和羹。联中列举了历史上与盐有关的四位名人,第一个就是胶鬲。     

蒙上面比蒙下面容易

正官家干事,少慢差费。如果一把手亲自督办,抓得紧点,兴许少慢差可以免了,但费是一定的。官家不怕花钱,无论钱多也好,钱少也罢,就是要多花钱。私人花一个钱能办的事,到了官家,多上三倍也不止。不是官家特别有钱,而是不多花点,经手人就没了油水。所以,凡诸官家的工程,耗费必多。所以,这块肥肉,一般都是跟官或者官家有特殊关系的公司才能拿到。其实不用拿到整个工程,只需捡点剩儿,就够吃了。现在的规矩是,有关系的公司拿到工     

略论宋代社会私盐泛滥的原因及影响

宋代,随着食盐专卖制度的进一步强化,私盐泛滥成为当时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私盐泛滥的原因主要有苛重的封建剥削、不合理的食盐专卖制度以及经济利益的驱使。其次分析了私盐泛滥对宋代社会所造成的影响。它不仅减少政府的财政收入,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同时,私盐泛滥在客观上也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李煦与两淮盐业

担任30年苏州织造的李煦,以其贵近身份,又五次八年兼任两淮巡盐御史,与两淮盐业关系不浅。他在任期间,禁缉私盐,以保畅销;恤商恤灶,以保税课;甚至不惜为商人争取经济利益和商人子弟科考机会。李煦悉心筹划,多方措置,为禁戢私盐确保淮盐销售顺畅、盐课如额征缴,也为两淮灶户生计尤其是盐商实力的发展发挥了作用,在清初两淮盐业史上居有较为重要的地位。     

明嘉靖时用贝买楼房的契纸

云南省博物馆从通海征集到明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年)用貝币(当地人称海(貝巴))买楼房契紙一件,后附收款收付执照一件,又附官家发給驗契执照一件,俱系棉紙本,三件共裱成一大張。最后另紙写"此房通前至后实卖願者成交",贴在紙后。原契长75.5厘米,宽44厘米。收付执照长37.3厘米,宽23厘米。驗契执照长38厘米,宽24.2厘米。三紙共戳有官家驗契朱印十一个,印文不清,但形式和明代县官印信相同(图一、二)。     

自贡市盐商会馆建筑现状调查与保护对策

会馆建筑是明清时期兴起的一种公共建筑类型。在移民兴盛的年代,自贡的盐商会馆由来自全国各地的盐商所建,其建筑风格各具特色,呈现着迁出地和迁入地的文化交融现象。文章以自贡现存盐商会馆为考察对象,结合自贡的历史文化发展脉络,通过实地考察与调研,对现存盐商会馆所在位置、修建年代、建筑特色和保护情况等进行梳理,针对保护现状提出对应的策略,有利于后期自贡盐商会馆建筑的保护及相关工作的开展。     

郑燮《和卢雅雨红桥修禊诗》卷

由于康熙、乾隆的六次南巡,扬州盐商在瘦西湖两岸争地构园,形成了＂两堤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的盛况。＂红桥＂,位于瘦西湖南端,始建于明末崇祯年间,原为红色栏杆的木桥,后在乾隆元年改建为拱形石桥,取名虹桥。清康乾年间,扬州瘦西湖畔发生的三次＂红桥修禊＂,主持者王士嫘、孔尚任、卢见曾皆为当时的名士,参与者众多,规模、影响达到极致。     

浙江两大藏书楼

浙江两大藏书楼吴梁浙江自明清以来,为东南文物名邦,因而藏书事业比较发达,本文谨将浙江现存的两大藏书楼予以简介。天一阁藏书楼天一阁在宁波市月湖之西,原系明代鄞县范钦之私家藏书楼,今为全国最古老的一座被誉为＂江南书城＂的藏书楼。范钦（１５０５－１５８５）...     

从清朝盐商吃鸡蛋说起

清朝的盐商是富有的,也是奢侈的。盐商们积累的财富,大多都花在奢侈的消费上。     

鄞县故城考

秦汉时期,政归一统,郡县分设,在今宁波地区初置句章、鄞、鄮、余姚四县,隶会稽郡。其中的鄞县,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曾经历过三次大的变革:自秦汉时期初设鄞县至隋代开皇九年(589年)并入句章,治于今宁波市奉化区西坞街道白杜城山;自五代后梁开平三年(909年)改鄮为鄞重设鄞县至2002年改鄞县为宁波市鄞州区,治于今宁波城区三江口一带;自2002年改鄞县为鄞州区至今,治于今宁波城区之南。此间虽在唐代武德四年(621年)至武德八年(625年)短暂有过鄞州之设,但其无论名称抑或承继关系均与鄞县有异,可略而不论。     

从口述材料看民国时期的私盐运销——以云南诺邓盐村为个案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食盐一直是国家的专卖的垄断商品。然而,私盐运销却一直屡禁不止,成效微弱。在下层社会,私盐运销曾是特定群体的一种谋生方式与手段,从事这种活动与国家的法规是相违背的,它的内部运行相当隐蔽,鲜为人知。研究盐业史的学者较少运用口述史的材料,从下层的观点来看待这一问题。本文主要以田野调查资料为主,以云南诺邓井盐村的私盐活动为个案,从民俗学视角来研究诺邓村不同形式的私盐运销形式,以及形成的一些约定俗成的规矩。本文涉及的个案是云南省云龙县果朗乡诺邓村,一个有千余年历史的盐村。唐代樊绰的《云南志》记载:“…     

藏区传统回族婚俗研究——以甘肃省临潭县为例

包围在藏文化圈中的临潭回族婚俗,处处体现了与当地意识形态不一致的另一番景象：既有伊斯兰婚姻观,又有传统婚姻程式的＂六礼＂古俗,还有江淮遗韵的审美观念,更有当地藏文化圈的习俗熏染,反映出当地回族文化和而不同的和谐景象。     

浅析西秦会馆建造背景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秦会馆由陕西籍盐商集资修建。它的始建和扩建除与清初的大规模移民活动及当时会馆建筑的兴盛有关外,更重要的是由于自贡盐业的高速发展,给陕西盐商提供了积累财富的机会,高额的盐业利润是西秦会馆得以建造的物质基础。     

明代士人文集见存陕西盐商传记述论——兼论藤井宏先生之“关中主体说”

商人社会地位提高、士商阶层频繁互动、陕西盐商因“贾而好儒”所引发的传记需求以及当时如火如荼的修志活动等共同促成了明代士人文集中陕西盐商传记的大量涌现。在传记创作的过程之中,受累于当时的社会观念,陕西盐商往往会寻求那些关系较为亲密者或出身于盐商、商人家庭的乡族士人作为请托对象。而在传记的实际撰写过程中,除“铭而不实”的书写特征以外,撰者的撰写思路明显受到了《史记·食货列传》以及当时正史、地方志书中“节”“孝”撰写模式的影响。此外,在“关中主体说”依然成立的前提下,清代陕西盐商的籍贯构成相较于明代可能更为多元和复杂。     

清代盐商的盛衰述略

清代的盐商,在封建政权的支持下,长期垄断盐的销售市场,并干预和操纵盐业生产。清代前期,盐商资本曾获得很大发展,并与山西的票号商、广东的出口商等被称为我国封建社会晚期最大的商业资本。至嘉庆、道光年间,全国最大的盐商集团——两淮盐商,势力逐渐衰落,以后虽经改革盐法,但积弊已深,无法挽回其颓败之势。这一兴衰变化的历史现象,是清史研究中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值得进行探索。     

清代徽州盐商江仲馨获利案例试析

明清时徽州盐商是否牟取暴利 ?这是个需要摆事实、讲道理的问题。汪士信先生在这方面有开拓性的工作 ① 。笔者也曾分别就明万历、清乾隆和嘉道三个不同时期徽商所涉足的两淮盐利 ,作过尝试性数据分析② 。尽管这些分析仍是粗糙的 ,许多方面尚有待改进 ,但它已能排除徽州盐商作为一个商人群体牟取暴利的可能。江巧珍、周晓光二位先生 ,曾分别就嘉道时期徽州盐商江仲馨的经营案例作过研究③ 。该案例涉及商人在淮盐食销区的经营状况。虽因史料本身的限制 ,要对其获利情况作深入探讨尚有困难 ,但以此作为对徽州盐商是否牟取暴利的讨论还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