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言

<正>@吴钩:读宋朝士大夫轶事,可以非常明显地感觉出他们的精神气质与清朝人完全不一样。简单地说,宋代士大夫是一群有脾气的人——不是对老婆发脾气,也不是对下属发脾气,更不是对平民发脾气,而是在皇帝面前,也有脾气。清代士大夫呢?没脾气了。最典型者,就如大学士曹振镛的为官秘诀所言:多磕头少说话。     

明清易代之际的方志编纂与地方社会——以浑源州为例

通过对明末清初浑源州地方志、碑刻资料的解读,讨论明清易代之际的方志修纂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清政府通过对浑源州北岳祭祀的认可,顺应了民心,强化了士大夫对新政权的归属感和向心力。而地方官员和士大夫通过州志、山志的修纂以及御香亭等祭典设施的营建,表达重建地方秩序和重构清王朝的国家认同。而地方社会通过对清朝国家认同的表态,获得了王朝给予的惠政,从而攫取了实际的地方利益。     

汉末士人政治品格转向的递进轨迹

东汉后期,士大夫在同宦官、外戚等腐朽势力进行坚决斗争的同时,其政治人格也逐渐发生转向。士大夫强烈的王朝意识换来的却是残酷的回报,两次党禁,尤其是第二次党禁,死百余人,受牵连而死、徙、废、禁多达六七百人。忠而见疑、忠而被弃是对士人心理的极大戕害。党锢之祸对士人最根本的打击就在于粗暴地挤压了士人精神的及现实的生存空间,所以对士人造成精神分裂式的影响。     

汉魏晋文人政治下的武人升迁

正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先秦的贵族政治被秦汉的官僚政治所取代。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学说成为王朝的正统思想,"经明行修"的士人不断进入政府。政府官员的来源和成分遂也发生变化,由军功官僚变为文人官僚。在士大夫政治的背景下,以儒生为主体的文人成为政府官僚的主要来源,并进而影响了帝国的政治制度。魏晋之际形成的士族政治,又影响了此时期的选官制度和社会风气。总     

清代安庆方志中的“忠节”书写及其演变--以抗清殉节者的“忠节”书写为中心

清代安庆方志的"忠节"书写对象,包括鼎革之际的各种"忠节"者,尤其抗清殉节者。清代安庆方志中"忠节"书写的不断变化,体现了满清政权为重构易代之际历史,重建伦理道德秩序,以确立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而逐步调整针对抗清殉节者的旌表政策,最终采用以"教化"而"去政治化"的历史书写范式的过程。当然,体现清廷意志的国家话语贯彻到方志书写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会与凸显地方意识的地方话语产生纠缠甚至争夺,并最终在"教化"的层面上趋向了一致。     

试论陈确的忠节观

陈确是明末清初一个普通士人,也是一个理学名家。作为明代遗民,他一方面继承着传统的忠节观念,主张官绅应以某种方式保持气节,不向新朝投降;另一方面,又对传统的忠节观有所叛逆,反对一死了之的殉节行为。他不赞成妇女改嫁,却反对妇女以死来表示她们对丈夫的忠诚;他不赞成官绅投降新朝,但反对他们动辄以死来作为效忠旧朝的唯一尺度。处在明清交替之际的普通士人陈确的忠节观,与明清之际思想界的整个状况有密切联系,反映了明中叶以来社会经济关系变化所带来的社会思潮     

没有跃过龙门的鱼

明清交替之际,神州上下熙熙攘攘。在明军面前进退自如的大顺军,不料清军一击便渍不成军：努尔哈赤的铁骑再凶。也不过10余万人,进占中原竞如摧枯拉朽。史可法哀叹：在北诸臣死节者寥寥,于是出现了上千人围观陈潜夫跳河殉节的闹剧。音州士子终于可以在全国的政治军事舞台上一展风姿了,然其最杰出者,也是条“没有跃过龙门的鱼”。     

东汉王朝使匈奴中郎将略论

东汉王朝使匈奴中郎将略论李大龙使匈奴中郎将是东汉王朝为管理南徙降汉之南匈奴而设置的专职官员,学术界多有论及,但多集中在使匈奴中郎将的职掌方面,研究不够深入和系统,有些认识则存有谬误。基于此,笔者虽力所不逮,但仍想就东汉王朝使匈奴中郎将的有关问题做一系...     

明代官员给谥中的特殊现象解读

明代三品以上两京大员中的贤能者方能给谥,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存在有三种特殊现象:一是四品以下官员官品本不及谥而特恩赐谥;二是明中期以后,谥法渐弛,奸邪官员仍得美谥;三是明代翰林出身的官员多为"文"字谥,且为士大夫所认同,以至于翰林出身的不谥"文"、非翰林出身的谥"文"均被视为异常情况。前两种现象明代以前已有先例,是明代对历史的继承。而翰林出身者多谥"文"却是明代的新规,与明代翰林出身的官员在国家政治生活中非同寻常的社会地位密切相关。就总体而言,明代官员给谥中的特殊现象常常是制度、人事和传统等单个因素或多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岳飞之死与宋代文人政治的历史困境

岳飞之死乃是宋代政治的一大悲剧事件。一般认为是高宗、秦桧为与金媾和而杀害了岳飞,但从更深的政治文化传统来看,岳飞实为宋代士大夫官僚集团共同谋害。他的死象征了士大夫从武将手中重新夺回兵权,恢复了自宋代立国以来的文人主导政治的传统。岳飞之死亦显示了宋代文化的悲剧性质,是自北宋以来文人迫害武将传统的历史循环,显示了宋代文人集团极其狭隘的政治心胸。审视岳飞悲剧可以看出,士大夫们已经把维护本集团利益日益看得高于一切,甚至置王朝的整体利益于不顾,他们最终自陷于历史的困境而不能自拔。这也是整个所谓"宋型文化"失败的个案透视。     

从归庄看明遗民多样性的生存选择

明清之际士人生存境遇之艰难，舆论之苛严，在今天已经近乎是常识性的言论。在类似＂土室＂、＂牛车＂①的自我禁锢中和诸如＂有死无贰＂②、＂我久欠一死矣＂③、＂吾此心安者死耳＂④的语境下，明清之际的士阶层被人们毋庸置疑地划归为一个自守、缺乏生气的群体。　　　　　　　　然而如果深入遗民生活，不难发现一些异样的声音。　　　　　　　　张自烈是一个很平常的遗民，他在《复陆县圃书》中说＂心苟同，迹不必皆同。使尽如土室之离母，寝车之不蹈地，诈盲之不见妻，识者必谓之固，必非避乱守身之正。＂⑤　　　　　　　易代之际…     

光绪《盐城县志》的明季忠烈与遗民书写

清代方志中对明季士大夫群体的记述受国家意志与纂修者个人情感的双重影响。一方面,乾隆四十年开始的对明季殉节诸臣的旌谥活动,意味着这一群体在官方层面被广泛认可。另一方面,方志的纂修者对这一群体的认知程度、彰显意愿也直接决定对这一群体的记述程度。正是因为上述因素的存在,才使得光绪《盐城县志》对这一群体的书写相较于乾隆十二年所刊旧志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向。     

太平官娄师德

娄师德,河南原阳县人,武则天时代官员。他少张扬,不跋扈,得意也不嚣张;多谦和,不狂妄,官大也不摆谱;努力做事,低调做人。     

康有为与他的悖论

康有为是一个名字系于伟大历史事件的伟大人物。这个事件即戊戌变法。评价戊戌变法也就等于评价了康有为。现在已鲜有不仰视戊戌变法者,康有为自然也就成为举世推尊的贤哲。虽然变法未竞全功,建立“一姓王朝”的宏图赉志而没,然其精神已人人心,其影响已达黔首。     

举案齐眉的故事

正东汉王朝,即使以不高的标准论,也不是个好王朝,昏君太多,宦官专权,政治昏乱。但偏偏这样的王朝,出孝子,也出模范夫妻。梁鸿和孟光就是一对儿。从留下来的文字记载看,梁鸿是个穷人。虽说家里曾经阔过,父亲在王莽的时候做过官,但经过战乱,家早就败了,父亲死的时候,卷席而葬。然后就一直给人帮工,放过猪,舂过     

元明之际士大夫研究综述

<正>自上世纪80年代始,士大夫研究日渐勃兴。其中,对春秋战国时期、秦汉之际、魏晋时期、唐宋变革时期、宋元之际、明清之际、晚清等社会变革时期士大夫群体的研究,更为学界所热衷,相关论著异彩纷呈。对于元明之际士大夫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但仍显薄弱。以下,拟就笔者所及,对20世纪以来中外学界有关元明之际士大夫的研究予以鸟瞰式回顾。     

荀彧之死——一个关于汉末士大夫“匡复之志”的隐喻

“历代论者多从个人心境、志向、谋略等角度解释荀彧之死。荀彧辅佐曹操,又坚决反对曹操晋爵、加九锡,以至于死,并非当时特例。依附割据群雄、待时而动,以期匡复汉室,并在群雄欲代汉自立时坚决维护汉祚,是东汉末年士大夫普遍的政治抉择。故而,荀彧的人生历程展现了当日士大夫之群体动向,荀彧之死隐喻着汉末士大夫的政治理想——“匡复之志”最终归于失败的命运。     

副国防部长帮办劳利斯 台海问题上的“中立派”

理查德·劳利斯是个什么样的人?观其外表,他就像一个标准的美国“普通干部”,从穿着品位到神情言谈,都中规中矩。如果是在人群当中,他就像路人一样普通。但在海峡两岸的中国人眼里,这个人可就不那么“简单”了。因为他是美国五角大楼主管亚洲事务的官员——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国防部长帮办。在他貌似“普通”的外表背后,隐藏着许多神秘。     

方孝孺“伉直受祸”遭诛十族对士林与仕风的影响

<正>中国士大夫，从广义上说就是有文化的读书人，不论入仕与否。张仲礼将其中取得功名、学品、学衔和官职的，称为绅士。^[1]这种绅士也是广义上的士大夫。清末有人指出：“本城举、监、生员及告休家居之大小官员，均谓之绅士。”^[2]这个定义较为符合实际，绅士并不包括现任的官员，仅仅是在乡的“绅衿”的通称。为了区分方孝孺“伉直受祸”遭诛十族对不同群体(阶层)的影响，笔者把读书人(士大夫)阶层中有功名并进入政府体制内的这部分人称为“仕”即官员，     

撒哈拉的最美好时光

<正>撒哈拉人热爱他们的家乡。就我这方面来说,我倾向于赞赏一种如此热烈的感情,尤其其中交织着对乡土的眷恋。相反,那些异乡人、北方人把这个地区视为可怕之极,认为在这儿即使不热死、渴死,也会患思乡病而死。某些人看到我在此地感到奇怪,他们几乎一致劝我放弃再待几天的计划,否则不但浪费我的时间,白费力气,徒损健康,更糟的是还有可能会丧失理性。诚然,我承认,这个极其单纯、极其美丽的地区还不大会讨人喜爱;但是,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它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