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文化及其开发利用的问题——在《广西古建筑志》首发式上的讲话

借大型区情系列专题片《广西古建筑志》首发式机会,谈谈方志文化及其开发利用问题。方志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周王朝,纵向几千年,历史悠久;横向包罗万象,天文、地理、山川、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等五行八作,博大精深,与国史、谱系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三大源流。宋代是方志发展史上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达到郡县必修志的程度。明清进入鼎盛时期,数量之巨、种类之多、体例之完备、内容之广泛,     

方志的宋代发展分期

宋代是学界普遍认为的方志初步定型时期。官方确定的文化形式由宋初的图经转变到图志,再转变成方志,其发展过程极为曲折,涉及社会阶级力量对比、时代文化背景、思想学术传承、方志编纂目的变化等社会各方面综合因素。本文试图通过对两宋期间方志各发展阶段,即准备期、突破期、融合期、定型期等四个时期的定性分析,系统探讨方志的成型轨迹。     

简论两宋时期方志的发展

两宋时期是我国方志发展的重要时期。宋代地方志之发达,始于开宝年间之修图经。这一时期,府州县志的编纂空前发达,方志的内容和体例逐渐固定下来,并从偏重地理记载转向地理、人文并重。     

宋元方志编修模式与作者群体探析

宋、元时期是中国方志史上重要的发展时期。方志发展到宋、元,在编修模式上不但有中央命令下"自上而下"及私人著述两种模式,到南宋时期更发展出了以地方官为主导、地方各级人士积极参与的主流模式。在编撰群体上,宋、元两代既有共通之处,又因两个时期政治、文化环境的影响而有所区别。文章一方面梳理宋、元3种方志编修模式的特点,另一方面对两个时期方志的作者群体进行统计和比较,并指出,宋元时期方志的纂修群体强调方志要具备资政、存史、教化的功能,他们对方志新的认识和要求是促使方志发展的重要因素。     

金代铜坐龙的发现与研究

在中国的龙文化研究中,金代的龙纹形象一直包含在宋代龙纹的研究范畴中,宋代又是中国龙形象的定型时期,近年来连续发现的金代铜坐龙,对于中国龙文化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本文将唐、宋、辽、金代出土的坐龙的形态特征、出土地点、时代背景作以对比研究,得出金代铜坐龙是渊源于辽代的坐龙、受宋代坐龙影响的、包含了女真族民族文化心理的一种龙的形象,并探索出其发展演变规律及具有守护功用的价值.     

从方志记载看宋代福建莆田科考的兴盛

宋代是福建莆田科举考试的辉煌时期。本文通过考察大量方志资料,分析了莆田科举兴盛的5个特征,并指出了宋代莆田科甲鼎盛是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民风习俗等综合互动的结果。     

从宋代文化繁荣看其开明的文化政策

开明的文化政策是宋代制度的一大特色,同时也是促进其文化发展繁荣的重要原因。宋代是中国社会内部一个巨大的变革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双丰收的重要历史时期,这种高度繁荣文化呈现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历史的惯性和文化的传承,经济的发展,统治者的治国之策的推动,教育制度的完善,中外文化的交流互动等,种种原因皆体现出其文化政策开明的特性。     

方志文化研究的兴起与意义

狭义的方志文化研究是指从文化的角度,用文化、文化传播学的理论来研究方志与方志工作。这种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但进展缓慢;2006年之后,在中指组领导及论坛、年会、《中国地方志》等平台的引导下,逐渐兴盛起来。30多年的方志文化研究,揭示了方志文化的概念和内涵,论证了方志文化的地位、作用,总结了传统方志文化的特征和精神,探索了传统方志文化的继承和新时期方志文化的建设问题,初步构建了方志文化理论体系。这些研究对新时期开展方志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方志文化理念使方志工作的文化属性更明确,指出了新时期方志工作的用武之地,为新时期方志事业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道光《新会县志·图说》所载姓氏分布之研究

姓氏是个体的家族系统和血缘关系的反映,也是标记中国历史上人口迁移的重要史碑。珠江三角洲地区自秦汉时期以来就是人口迁徙的主要目的地之一,大量谱牒均有详细载录。明清时期方志也是移民和姓氏文化的重要载体,道光《新会县志》专列有图说,详细记录了新会县各里坊的姓氏分布及其变迁,很好地揭示了清中叶新会县姓氏与宋代罗贵等33姓的关系及其特别关注姓氏分布的社会心理基础,是研究珠三角地区移民与开发历史的珍贵史料。     

发挥地方志重要作用 开创工作新局面

我国的地方志从周代方志起源，到宋代方志成形，再到元明清时期发展鼎盛。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从古到今有识之士对地方志编修十分重视，数千种地方志流传至今，构成我国优秀丰富的文化宝藏，美国历史不长，但美国国会图书馆收集、整理中国志书已长达100年的历史，志书的价值已走向世界。[第一段]     

宋代知州知府与当地图经、方志纂述

地方志是宋代州府长官任职期内重要的施政参考和教化工具。宋代知州知府多兼具学者、文人身份,他们为当地方志从纂修到出版提供有力的物质支持,也以不同方式亲自组织或参与方志纂述,凭借权力取得了当地方志纂述活动中的主导地位,并借此增进与地方士人的合作交流。知州知府的参与是宋代图经、方志发展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促进了当时方志纂述中两大特色的形成:一是宋代方志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二是方志中"史家意识"的流露,从而出现州府长官代代续修一志的历史现象。     

谈方志文化的传播

<正>方志文化是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如何使方志文化在社会中发挥其应有的资治、教化、存史的功能。如何用传播学的角度去看方志文化的传播。目前国内对利用传播学来传播方志文化的研究已经取得一定成果。一、传播主体地方志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国     

办好方志期刊，促进第二轮修志工作——在2003年全国地方志期刊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方志期刊作为方志文化传承的载体,是伴随着新中国首轮修志活动而诞生的。自那时以来,全国各地的方志期刊为弘扬方志文化,服务修志实践,促进方志事业的发展,都做出了显著的成绩。方志期刊自身也得到了蓬勃发展。这一现象已经成为区别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修志活动的一大标志。     

建国以来方志整理的重要成就

方志之学是中国所独有的一种学科,历史悠久,起源于古地理、地志,发展为地记、方记、图经,至宋代才确立了方志的完善体裁.方志品类繁多,卷帙浩如烟海,存于今者几占全部载籍十分之一.内容广泛,材料完整,叙事详细.方志不仅对于了解各行政地区的发展历史提供信息,为乡土教材提供资料,最重要的还在于为科学研究服务,为社会主义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因此整理方志是整理研究古籍的一项重要任务.建国之初,《新建设》1956年5月号,刊布金静安先生《普修新地方志的拟议》,     

办好方志期刊促进第二轮修志工作--在2003年全国地方志期刊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方志期刊作为方志文化传承的载体,是伴随着新中国首轮修志活动而诞生的.自那时以来,全国各地的方志期刊为弘扬方志文化,服务修志实践,促进方志事业的发展,都做出了显著的成绩.方志期刊自身也得到了蓬勃发展.这一现象已经成为区别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修志活动的一大标志.     

两宋时期的兴亡论及其研究价值

兴亡论是中国古代史论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中国古代兴亡论最早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至两宋时期,兴亡论异常活跃,不仅在频次、规模上大增,一些常规议题也得到非同寻常的讨论,整体呈现出浓郁的时代气息。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两宋时期的兴亡论不仅映射出宋代的众多社会问题,更重要的是,它在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史上都具有突出地位。可以说,两宋时期的兴亡论是中国古代兴亡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新的高峰,它对于宋代历史、中国古代史论和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研究都具有独到的价值。     

加强方志机构文化建设的思考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部署。方志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组成部分,方志机构既担负做好方志文化传承和创新的重任．又要大力加强方志机构自身的文化建设．这是各级方志机构一项长期的重要任务．     

试论黎锦熙对章学诚方志理论的发展

方志是我国特有的历史文化典籍。其发展如从两汉之地记正式发端算起。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然而,对方志进行理论研究却起步较晚。一般认为．清乾嘉时期的章学诚是中国方志学的奠基人．因为他创立了一套自成体系的方志理论。此后。方志理论在方志学家的努力下一直发展,特别是到了民国,方志理论家对章学诚理论进行了批判性继承。黎锦熙即是其中之一．他对章学诚方志理论进行了继承、发展与创新。给方志理论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二十世纪宋代佛教史籍研究综述

中国佛教史籍是指由佛教僧人或居士撰写的中国佛教史书,包括纪传体、编年体佛史、僧传、寺志、灯录、经录等文献。宋代是中国古代社会中一个重要的历史时代,无论是在物质文化,还是在精神文化上,都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史学大师陈寅恪曾论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充分肯定宋代在中国历史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宋代也是中国佛教史籍发展的重要时期,中国佛教史籍肇始于魏晋,历经隋唐五代之发展,至宋代繁荣,各种新体裁的…     

略论《嘉泰吴兴志》的价值

《嘉泰吴兴志》是800年前编写的一部湖州地方志,它是湖州现存最早且较为完备的方志,在湖州方志史上具有首创意义。《嘉泰吴兴志》不仅对研究宋代及宋代以前湖州的历史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而且对研究江南乃至全国同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化也有不可低估的价值。同时其编撰中的一些成功经验也值得续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