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制爵二十级献疑

众所周知,赐爵制的创立是商鞅变法的一项重要内容,大抵是商鞅对秦过去的赐爵制和东方六国的赐爵制详加整理而制定的一套更加严密、更具新意的奖励制度。从古迄今,传统说法是“商鞅制爵二十等”,《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载的二十级爵就是商鞅制爵的原貌。这一说法最早是由魏人刘劭提出的。他在《爵制》中说:“商君为政,备其法品为十八级,合关内侯、列侯凡二十等”。他所列的二十级爵同班书所载的二十级完全一致。对后人     

从三组汉简看军功爵制的演变

军功爵制本是秦汉时期一项重要的军政制度,但由于古文献记载简略,使后人已难窥其本来面目,然而因为秦简、汉简的发现,使对军功爵制的研究得以深入下去,并已搞清军功爵制的发生、发展及其演变的一般情况,甚至对军功爵制的某些细节也基本理清。如对军功爵制的颁赐程序问题,《史记》、《汉书》、《后汉书》、《汉旧仪》均已失载,而秦简、汉简却清楚地告诉我们一套“劳、论、赐”的颁赐程序。所谓“劳”指的是赐爵对象所建立的功劳,这是赐爵的前提;所谓“论”,就是根据赐爵对象所建立的功劳进行评议,在“论”的过程中     

张家山汉简所反映的二十等爵制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奏谳书》中保存许多二十等爵制的资料 ,大多为传世文献所未载 ,较详细地反映爵位之等序划分与权益、拜赐与削夺、继承与转移及其与减免刑罚的关系等。二十等爵可划分为侯、卿、大夫、士四大等级 ,五大夫以下属编户民。承秦制 ,在治安事务中以斩、捕罪人的多少拜赐爵 ,生捕为上 ,失职夺爵。详细规定爵位的继承关系 :包括继承的爵级、继承人的顺序、继承的时间。有爵者享有法律特权 :凡加害于高爵的刑事责任人须加刑 ,有爵者可按一定的条件减、免、赎刑罚 ,但犯不孝等有违伦理的罪行及执法犯法、官吏监守自盗等不得以爵减免     

秦及汉初二十等爵与“士下”准爵层的剖分

"公卒"在传世文献中未见,张家山汉简中首次出现。近几年公布的里耶秦简和岳麓书院藏秦简再次出现公卒简的实例。公卒,作为身份性术语,无一例外排在公士之后、士伍之前。与商鞅爵制有因功得爵与因劳得爵两个爵层相一致,秦及汉初的爵位系统中有两大层次,一层是传统的二十等爵,一层为公卒、士伍构成的"士下"准爵层,这个准爵层不包括庶人。在秦汉社会身份序列中,庶人是连接爵制身份序列和刑罚身份序列的枢纽。随着爵制式微,爵称、爵名有一个简化的过程,"公卒"是汉代第一个被裁并的准爵制身份,时间应发生在西汉前期。     

汉初爵制结构的演变与官、民爵的形成

汉初二十等爵制的公、卿、大夫、士分层大体上承续了秦军功爵制的分层。秦汉之际因功拜爵和普遍赐爵的频繁导致大夫爵层与卿、士爵层间的界限日趋模糊,并演化出二十等爵制高、低爵之新剖分。随着"爵—秩体制"的发展,变动中的高、低爵与相对稳定的以六百石为界标的上、下秩级相结合促使了官、民爵的形成。官、民爵之分对汉晋官僚贵族化和吏民一体化有影响。     

张家山汉简《盗律》集释

本文是笔者“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集释”的第二篇。文章在保存整理小组原注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了先秦两汉文献及唐宋明清律令的相关资料、秦汉简牍资料以及当代学者有关张家山汉简的研究成果,希望能对张假山汉简的进一步研究贡献微薄力量。     

关于汉代有"户赋"、"质钱"及各种矿产税的新证--读《张家山汉墓竹简》

~~爵者的待遇 ,有逐渐淡化、贬低的迹象。关于这一点 ,在《从〈二年律令〉看西汉前期的赐爵制度》一文中已经论及 ,此不赘述。至于“余以入顷刍律入钱” ,是指《田律》的“顷入刍三石……皆二石”、“刍一石当十五钱”、“一石当五钱”( 2 4 1号简 )而言。“卿”既是爵名 ,据考“卿”又是高于五大夫的爵名 ,那么所谓“卿以下” ,就包括了五大夫以下诸爵等。这些人“五月户出赋十六钱”和“十月户出刍一石” ,因为都是按户缴纳 ,故简称为“户赋”。按照“赋”钱本指口钱、算赋之义 ,详见拙著《魏晋南北朝的社会经济史探讨》一书的《曹魏…     

曹旅宁著《张家山汉律研究》出版

华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曹旅宁博士的新著《张家山汉律研究》,作为中华书局“中华文史新刊”的一种,于2005年8月出版。该书是作者继《秦律新探》之后的又一部秦汉法制史研究著作。本书共300页,21万字,由24篇论文组成,分别是张家山247号汉墓汉律制作时代新考、说张家山汉简《贼律》中的“诸侯”、从张家山汉律说汉初列侯的政治经济地位、论张家山汉律中“宦皇帝”的性质及地位、张家山汉律群盗考、张家山汉简《贼律》考、释张家山汉简《贼律》中的“锢”、张家山汉简《盗律》考、张家山汉简《具律》考、张家山汉律名田宅的性质及实施问题、张家…     

西汉的功劳 阀阅制度

“论功劳行赏罚”,这是春秋、战国以来,推行军功爵制的一条基本原则。商鞅变法所宣布的“劳大者其禄厚,功多者其爵尊”,便是这一原则的具体贯彻和落实。根据《商君书·境内》和《睡虎地秦墓竹简》的资料,我们知道秦曾建立一套“劳、论、赐”的赐爵程序,就是根据将士建立功劳的大小,经过评议,赐给不同爵位和田宅、封邑的程序。在汉代也完全继承了秦代的赐爵程序。根据《史记》、《汉书》、《后汉书》、《居延汉简甲乙编》的资料研究,汉代以功劳为依据的赐爵手续,比秦代更完备,或者说有新的发展,它不仅适用于赐爵制,     

试说张家山汉简《具律》中的“证不言请”律

本文以张家山汉简《具律》的记载为基础,结合云梦秦简、居延汉简、敦煌汉简(包括悬泉汉简)以及唐律中的相关记载,认为“证不言请(情)”律是汉代《具律》中一条应用非常广泛的律文,并廓清了“满三日而证不言请”、“反坐”与“证不言请”的应用等问题,从而揭示了张家山汉简的发现对于汉律研究的重要意义。     

张家山汉简中的名田制及其在汉代的实施情况

张家山汉简中的田宅制度是对秦制的继承与损益。名田制是以军功爵制为基础而在地广人稀的条件下制定的 ,随着爵制的轻滥 ,人口的增加和垦田扩展的趋缓 ,名田制开始面临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合法的土地兼并。当名田制的田宅标准越来越脱离现实 ,又不能根据形势而变革时 ,占田过限的违法土地兼并也就不可避免了。文、景以后 ,名田制仍在实行 ,但没有根据现实需要及时做出调整 ,直到元、成时期 ,随着徙陵制度的终止和占田过限者不受约束地发展 ,名田制最终遭到破坏。名田制对魏晋以后的土地制度仍然有着深远的影响。     

《二年律令》与汉代课役身分

汉代课役身分是研究古代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本文以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为中心,结合传世典籍及其他出土文献,在对前人聚讼难决的问题深入分析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傅”、“老”、“免老”等课役名目及汉代妇女的服役问题,重新梳理了汉代课役制度及丁中制的发展演变轨迹。     

汉代"名田宅制"与"田宅逾制"论说

张家山汉简的出土证实了汉初的确存在过以爵位高下及身份不同授予相应田宅的制度,即名田宅制。这套制度由于缺乏应有条件的支持,一开始就没有彻底施行,高祖后期即名存实亡。《二年律令.户律》是奉“高祖之法”不敢删削而原封保留,而非现行律文。武帝朝所纠劾地方豪右的“田宅逾制”,是武帝本朝的限田之制,不是汉初的“名田宅制”。此后,汉代的限田方案都没有成功实施过。常见诸史书的“田宅逾制”、“逾限”等提法,应大多为观念性词语,而非特指或实指。     

简牍资料所见西汉前期的“卒更”

松柏47号木牍《南郡卒更簿》,所记大部分数据无误,其中一更以一月为期的表述可与传世文献相印证。将《南郡卒更簿》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史律》等文献联系起来推测,西汉前期普通卒更可能曾实行三更之制,即每隔两个月,就更一月。分析松柏木牍中的相关资料,可见各县更卒的人数与使大男中需要承当卒更任务的人数大致相当或相去不远,女性不存在充任卒更的可能。西汉早期卒更除民众外,五百石以下官吏和公大夫以下有爵者亦须承当。     

秦汉简帛文献中的特殊称数法考察

在秦汉简帛文献《睡虎地秦墓竹简》、《龙岗秦简》、《张家山汉简》、《大通上孙家寨汉简》中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称数法,即按从大到小的顺序来排列数量范畴,而此种用法在传世文献中也偶有用例。笔者在穷尽性分析此种特殊称数法的基础上,重点考察了其出现原因与规律。     

酆县考

近年西安地区出土了战国至秦时期的瓦书、封泥,文字内容涉及"酆邱"地名及"酆丞"、"鲎玺"县一级官职名称。除此之外,湖北张家山汉简中也记录有酆县。但根据文献记载,刘邦故乡鲎邑置县在秦代以后,且写作鲎县,与周文王建都之酆(鲎)地不同。经考证,出土的瓦书、封泥、汉简中涉及的酆(鲎)县为秦汉内史管辖范围内的一个县。     

“九月除道,十月成梁”考——兼论秦汉月令之统一性

“九月除道,十月成梁”一语见于先秦与秦汉文献,青川秦牍、张家山汉简、悬泉置壁书等秦汉出土法律文书中也有相似规定.除道、为桥、修堤等役作重复出现在不同月份皆有其特定的含义和目的.“九月除道,十月成梁”相关的律法规定虽与《礼记》、《吕氏春秋》等文献表述不同,但存在相互联系,内容上也具有统一性.这种秦汉月令的统一性可从四时物候稳定、月令制度传承和秦汉律令全国通行三方面得到解释.     

先秦两汉文献中所见周代诸侯五等爵

关于周代诸侯的五等爵问题,载在先秦两汉文献中,是灼然无疑的。但是,由于近代考古学的发展,学术界发现在地下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中,诸侯的五等爵名并无定称。针对地下材料与传世文献的矛盾现象,国学大师王国维率先撰《古诸侯称王说》一文,旨在强调“古者天泽之分未严,诸侯在其国内自有称王之俗”,但并未否定周代诸侯的五等爵问题。其后,傅斯年、郭沫若、杨树达等一批学界名宿,依据金文中诸侯爵名无定称的现象,遽然否定了周代诸侯的五等爵制。他们的论断也就成为在史学界占支配地位的说法。     

从张家山汉律看汉初国家授田制度的几个特点

本文以新公布的张家山汉简有关材料为主,结合其它出土材料及传统文献,从亩制的大小、按爵位等级授田宅、田宅的有条件买卖、刍藁税的征收等几个方面对汉初国家授田制度的几个特点进行了探讨,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汉代的土地制度具有启发意义。     

两汉县令、县长制度探微

本文结合传统文献和尹湾、张家山新出土之汉简资料对两汉县制中的设令设长问题重新做了全面探讨 ,对传统的汉承秦制之说提出了质疑 ,并在大量统计的基础上对两汉县令县长的设置特点及其分布规律予以了总结 ,得出了不少值得注意的新结论 ,有助于我们对汉代地方行政制度的进一步了解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