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摘登

贵刊今年第6期《我知道的名流佚事》一文中“周游的两难处境”一节,说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登出文章,标题叫《工人说话了》。”我记得这是“反右”运动的第二篇文章的标题,第一篇文章的标题是《这是为什么》。请查实。     

“向党交心”的前因后果

许多人都知道1957年的反右运动,但对此后接踵而至的知识分子“向党交心”运动却知之甚少。二者有什么关联？其前因后果如何？笔者保存有先父张高峰（原《大公报》记者）1958年6月“向党交心”原始记录六份,真实地反映了那次运动对“交心者”心灵的触及和知识分子洗心革面“自我批判”的无情。联系到此前的反右运动和后来的“文革”浩劫,或可大致勾勒出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姚雪垠在东西湖农场的日子

1957年发生在中国的反右派运动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作为历史,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反右派运动作出了明确的结论。《决议》指出：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矛盾学说的发展及贯彻中的失误

40年前,1957年6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开宗明义第一句话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一个总题目。为了叙述的方便．分为十二个小题目。在这里,也要说到敌我矛盾的问题,但是重点是讨论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①为什么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总题目”和“要点”？此前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作了注释：“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     

艾青下放:吃了羊蹄又吃死猪

1957年下半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停发了右派分子的稿费,虽然是艾青(中国现代诗人,代表作品有《大堰河——我的保姆》等)的稿费已经拿到手了,但是作为艾青的妻子,我还是不得不为一家的生计犯愁。艾青被划为右派后,中国作家协会没有给他发一分钱的工资。幸亏有了这笔稿费,我们一家的生活才得以维持。艾青说,这是从天上飞来的福。     

《光明日报》发表“按既定方针办”一文始末

1976年10月4日,《光明日报》在一版头条位置发表了“四人帮”御用笔杆子“梁效”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以下简称《永》文)的文章。文中说“按既定方针办”这一谆谆嘱咐,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党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高度概括和深刻总结,“篡改毛主席的既定     

孙大雨右派问题改正的波折

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一文,是毛泽东于1957年7月9日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谈笑间“钦点”了不少右派分子。孙大雨在讲话中被数度提及,次数甚至超过了章伯钧和罗隆基。在毛泽东口中,他或是和别人一起出现,如“是走章伯钧、罗隆基、     

读和凤鸣著《经历——我的1957年》

在我近年读过的书里,和风鸣的《经历—我的1957年》（敦煌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二版）,是最使我惊心动魄的一本。作者与我有着相似的经历,她是在甘肃日报社工作时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在这本书里,她把她在从1957年到1961年几年间的遭遇细细写出,这几年,正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极其重要的一段,包括了正史上所说的反右派斗争、大跃进、自然灾害这些史事。这本书提供了理解这一段历史的具体个案。     

1959至1961年的右派摘帽工作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虽然是必要的，但犯了严重的扩大化错误。全国共有50余万人被划为右派分子。这其中。绝大多数人是属于错划的。1959年国庆节前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对一部分被认定为已经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摘掉帽子。1959年至1961年。全国共有近20万右派分子摘掉了帽子。     

反右派斗争的历史关节

1957年发生的反右派斗争历时不长。如果从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算起,到9月23日邓小平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作《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宣布“斗争一般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才不过三个半月的时间。可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关节。要探究它发生的原因,就得追溯到三十年（比方说吧）之前,而对于后来历史的进程,又发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这影响一直到五十年后的今天依然存在,我不能预料这影响还将存在多长的时间。深入研究这短短几个月里所发生的事件,不但有助于理解这以前的历史,也有助于理解这以后以至今天所发生的许多事情。     

九一八事变研究综述

我国史学界对九一八事变的研究虽然起始于50年代,但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有了深入的进展,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现将这一专题的研究情况综述如下。一建国后至文革前,国内史学界关于九一八事变研究的主要著作及资料有:中国现代史资料编委会编《“九·一八”以来国内政治形势的演变》(1957年7月,北京)、《从“九·一八”到“七·七”国民党的投降政策与人民的抗日运动》(1958年11月     

反右派运动中的大字报

大字报出现于１９５７年反右派运动中。是年春,中共中央决定开展整风,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及“放”的方针。于是,大字报就铺天盖地出现在中国大地上。然而转眼间,大字报就沦为“右派分子”的“帮凶”,并又成为“左派”清算“右派”的利器。当年因言获罪成为右派的,有不少就是书写和张贴大字报者。《反右派运动中的大字报》一文对这一段历史作了较为翔实的介绍。     

劳教难友巫宁坤

56年前的1957年8月4日,正当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把几十万个热诚地向共产党提了批评意见的知识分子一网打尽时,《人民日报》忽然发表了一篇社论:《为什么要实行劳动教养》。立即有人敏锐地感觉到,这是英明领袖想出来的惩治右派分子的一个聪明办法:面子上"宽大为怀"(不判徒刑),实际上"狠加打击"(关进监狱)。手续简便到不经任何司法程序,只需所在单位填一张劳教申请表,警察就可以把人带走。我们就这样成了中国实行劳教制度的第一批劳教分子。     

1957年民主党派究竟“鸣放”了什么

关于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的问题,胡绳在一篇文章中写到：有一种说法,说反右斗争中被称为右派分子的人,提出了最好的意见,他们实际上是“正确路线”的代表。这种说法同历史决议完全不一样。历史决议讲：当时“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     

1965年江西“四清”琐忆

<正>1965年我25岁,大学毕业后参军才三年多。这年7月至次年2月,我随中国人民公安部队政治部组队去江西上饶市铅山县鹅湖镇参加“四清”。年初毛主席主持制订的“四清”工作文件“二十三条”已公布,运动进入了新阶段。中央办公厅与公安部队联合组队1965年6月底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干部要下乡参加“四清”,由中办副主任汪东兴（1916-2015）带队。毛主席让女儿李讷随队下乡锻炼。汪东兴是江西弋阳人,     

吴祖光与“二流堂“冤案

1957年的反右,给文艺界带来莫大的灾难,其中有一个长达30余年的“二流堂”冤案,主角吴祖光及一些文化人被莫须有地扣上“‘二流堂’反党小集团”的帽子,定为“反革命右派分子”,惨遭斗争和迫害。“二流堂”不过是当初一群文化人的戏言,如何成为“反党小集团”的,又有哪些“反动罪行”?《吴祖光与“二流堂”冤案》一文重新梳理了这段历史。     

雕塑大师刘开渠机智避险

在“反右派斗争”运动前,刘开渠教授担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教委员会委员,主任是楚图南,副主任是华罗庚、费孝通、钱伟长、吴作人等。我当时是文教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负责开会记录、整理资料等工作,认识刘开渠,相互间并不熟悉。可是1957年6月8日下午发生的一件事,却使我至今难以忘怀,我深深佩服刘开渠的聪敏机智,也曾多年担心害怕问题暴露,自己受处分。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大约在此前两三天,民盟中央“帮助党整风”的工作正热火朝天,文教委员会奉上级批示连续召开座谈会,就科学、文化、教育等问题进行讨论,…     

回忆在延安时的新秧歌运动

秧歌舞和秧歌调是陕北民间的文艺形式,在抗战初期还不被人们所重视。正是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才打开了这一民间文艺的宝藏,于是在陕甘宁边区出现了新秧歌运动。《回忆在延安时的新秧歌运动》一文是老文艺工作者李焕之对当时情况的回忆。     

1961年田家英晋东南农村调查（一）

1961年6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称“六十条”）在全国农村试行。9月29日,毛主席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信,说“我们对农业方面的严重平均主义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还留下一个问题。农民说,六十条就是缺了这一条。这一条是什么呢？就是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即所谓‘三包一奖’的问题”（“三包一奖”是包产、包工、包投资、超产奖励——笔者注）。     

走在艰难平反路上的一年

（一）要求平反我的案情 1978年,我是在艰难平反路上走过来的。平反什么呢？这就得稍微谈一下有关情况。 1959年庐山会议后,全国掀起声势和规模都超过1957年反右派的反右倾运动。由于我跟被毛主席在庐山封为“军事俱乐部”副帅的张闻天工作过十多年,所以经过批斗被定为外交部张闻天反党宗派主要成员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撤职、降级和留党察看处分,随即长期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