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四明银行的历史沿革

四明银行由宁波人袁鎏等人发起,成立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七月二十一日。初定资本为上海规银150万两,实收75万两。总行设于上海宁波路,南京、汉口、宁波等地设有分支行。开办后,因经营不善,连年亏损,于1911年4月进行改组,由上海分行经理孙衡甫担任总经理。孙到任后,从整顿内部、健全制度、开展业务着手,     

奉天公济平市钱号及其发行纸币数量考

一 奉天公济平市钱号简介 光绪二十七年（1901）,奉天商务总会的前身奉天公济会出资沈平银10万两,开设奉天公议商局,局址位于奉天大北门里,经营钱庄业务。开业不久,日俄战争爆发,受其影响,奉天市场萧条,公议商局营业不振,行将停业。     

安徽裕皖官钱局纸币谈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正月,安徽巡抚诚勋奏请设立裕皖官钱局。二月二十四日,经部议旨准,由安徽牙厘局和筹议公所各拨银五万两作为资本,于十月正式营业。总局设于省城安庆,省内各地设立分局。始为官督商办,后改为官办。宣统元年（1909年）增资五万两,改为官商合办。     

初探贵阳文通书局

饱读儒家经典的华家三代人,敢为天下先,靠在边远的贵州经营盐业和成为西南巨富后,捐资近10万两白银创建学校;当教育缺书时,1898年起投资20万两白银创建贵阳文通书局;当书局缺纸时,投资60万块银元于1918年建成贵阳永丰抄纸厂。抗日战争期间,增建编辑所,文通书局成为中国七大书局之一。     

北洋政府与苏联关于退回俄国庚款的交涉

庚子赔款是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之后,俄、英、德、日、美、法等11个国家于1901年9月7日逼迫清政府签订的《辛丑条约》中规定的大宗赔款,总数达4.5亿两,分39年偿付,加上年息4厘,本息共计98200多万两,尚不计地方赔款2000余万两。这是对中国的一次空前勒索;当时清政府年收入才8800余万两,     

清末民初的“通孚阜”实业集团

清末明初崛起的“通孚阜”实业集团,在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企业初期发展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就其兴衰与特点作粗浅剖析,以揭示发族资本企业在旧中国的坎坷命运。“通孚阜”实业集团的形式“通孚阜”实业集团,系由通惠实业公司、中孚银行和阜丰面粉厂组成。在甲午战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第一次发展高潮中,安徽寿州的孙多鑫、孙多森兄弟于1898年投资30万两银子,在上海创设阜丰面粉厂。孙多森任总经理,孙多鑫任协理。1900年阜丰厂正式建成投产。这是中国民族资本自办的第一家机制面粉工厂。阜丰厂建成后,     

孔二小姐意中人毙命内幕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老百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马达一响,黄金万两。”“马达”是指卡车司机的汽车。在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的手下,有一个中央信托局运输处,处长林世良官儿不大,可掌握着大卡车数百辆。一部马达就黄金万两,何况数百辆十轮大卡车呢!林世良30岁上下,风度     

胡雪岩的舍与得

胡雪岩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红顶商人。1860年,他的阜康钱庄刚开业不久,一位顾客带着1.1万两银子来存款。奇怪的是,他既不要利息,也不要存折。钱庄主管刘庆生害怕这钱来路不明,就立刻向胡雪岩禀报了。胡雪岩觉得有隐情,于是摆上酒菜,请这位客人喝酒。几杯酒下肚后,对方道出详情。原来,这个人叫罗尚德,是一名军官。这1.1万两银子,是他10多年来积攒的。本打算3年后攒够1.5万两银子,回四川还债。可部队马上     

民国安庆造币厂铸造的倪嗣冲纪念银币

民国时期的安庆造币厂,是在清末安徽银元局及后改为度支部安庆造币分厂(今安庆市人民路第一小学和市第二袜厂所在地)的旧址上,利用原有机器设备于民国二年(1913年)重建的,并于民国三年(1910年)10月开始用由财政部统一颁发的祖模铸造袁像银元。历年铸停无常,有利则铸。     

晚清货币制度改革及失败原因新探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的统治陷入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的状态,其中财政形势最为险恶紧迫。1894年,清政府财政还有盈余近80万两．以后由于巨额战争赔款以及庞大的内外债务本息．加上无形“镑亏”损失,清政府财政转为赤字．并且赤字逐年上升。据统计,1899年,赤字为1292万两;1901年,赤字为1300万两;到宣统三年（1911年）,赤字高达1729万两。造成财政赤字的主要原因就是“镑亏”。[编者按]     

松方紧缩财政与地税交纳期限

(一)明治维新后,在近代化路途中大步疾进的日本,由于主观和客观的原因,自1877年后发生严重通货膨胀。至1881年止,政府发放不兑换纸币、兑换纸币共1亿3,030,9万日元。当时政府岁入总值约等手70万两黄金,而流通纸币折合黄金约284万两。纸币质劣,周转壅塞,由此可见一斑。1881年松方正义就任大藏卿,果敢地采取了一系列紧缩政     

英帝在安徽铜官山矿的侵略活动

一二十世纪初,中国长江流域已经成为英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英国为了更紧密地控制这个地区,就加紧撄取铁路建筑权和矿山开采权,这样,安徽许多矿山便成为它的掠夺对象。1899年,英国投机商凯约翰来华,阴谋获得矿山开采权,经过他的行贿活动,在1901年到安徽向皖抚王之春索取矿地六处,由安徽洋务局和凯约翰在上海订定合同。不久,聶缉椝接任皖抚,于1902年5月12日,又命商务局和凱约翰以倫华公司名义订定歙县、铜陵、大通、宁国、广德、潛山六处勘矿合同23条,占地384,000亩,期限竟达一百年之久,倫华公司先集资本5万两(6,000镑)作为开办费,八个月内必须进行开采,聶缉椝因为这个合同是他私自订立的,所以没有上报。实际上,倫华     

赋役折银与明代中后期太仆寺的财政收入

明代中后期随着赋役折银制的展开,太仆寺的马户、草场、马匹等马政资源以各种形式逐渐转化成白银,成为其财政收入。作为马政机构的太仆寺因之兼具财政机构之性质。据估算,太仆寺每年的实际财政收入从正德八年的近18万两增至隆庆初年的78万两,隆、万之际降至40余万两,万历三年以后则保持在五六十万两左右;太仆寺的白银存量在嘉、隆之际则高达一千余万两,对当时国家财政影响很大。     

安徽银元局人事变迁及铸币情况新探

光绪二十三年（1897）二月,安徽巡抚邓华熙为了解决钱荒问题,向朝廷奏请购机建厂,铸造银元,并得到清廷批准。同年三月,邓华熙“借拨藩库银一万两,支应、牙厘两局各银五千两,息借商款银六万五干两”,在安庆东门火药库正式创设安徽银元局,并任命候补道潘汝杰为安徽银元局总办,赴上海向德商采购铸银元机器。     

清末地方财政靠鸦片

1908年,四川的支柱产业“鸦片”大丰收,产值高达3500万两。其中2300万两,完全依靠省内就地销售,这极大地拉动了内需。这一产值,甚至超过了当年中央财政的收入。当年,大清国年度财政总收入突破2亿两白银,创历史之最。但是,中央财政只掌握区区2400万两,不足12％。     

晚清厘金历年全国总收入的再估计

清代厘金历年全国总收入,始终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民国时期,罗玉东先生综合清人有关估计和披阅大量档案文献史料,对晚清厘金历年全国总收入作了重新估计,但其结论与清代中外人士的估计相去不远。因此,罗氏关于清代厘金全国岁入大体在1400万两至2100万两之间的估计数基本上成为定论。本文拟在罗氏研究的基础上,根据笔者整理的新数据、新材料,提出晚清厘金历年全国总收入的新估计,认为光绪五年以后,清代厘金岁入已常年在2000万两以上,光绪二十九年以后突破3000万两。     

从京饷到协饷——清代东三省俸饷初探

清前期的东三省俸饷,作为京饷之一,由户部直接承担。顺康年间,东三省俸饷约85万两,至乾隆年间,略有增加,保持在120万两左右,并持续到嘉道年间。咸丰以前,户部都能按时足额拨付东三省俸饷。咸丰初年,太平天国战事兴起,户部筹拨巨额战饷,从咸丰三年(1853)起,将东三省俸饷由京饷改为协饷,从各省关拨解。咸同年间,户部指拨的东三省俸饷每年只在30万到50万两之间。光绪元年,清廷同意每年筹拨"东三省的饷" 70万,但几年后,亦予减拨,直到光绪末年不再拨解吉林的饷。     

清朝同光时期贵州隔省捐输研究

太平天国运动后,东南各省军费浩繁,应解贵州的协饷欠解严重。同治三年(1864),清廷将道府州县等实官收捐权收归户部,但在三年后允许贵州省继续开办,贵州省借机办理隔省捐输,赴外省推行实官捐以抵充协饷。贵州先后在湖南、四川、湖北、广东、广西、江苏、山东等省设立黔捐局,至光绪五年(1879),捐输所得超过2170万两。探究这一时期的贵州隔省捐输情况,可以看出作为传统财政收入的捐输在晚清财政体系中仍占重要的地位,同时可以透视清廷调剂省际财政的努力及其实际运行。     

晚清纸币——老龙票

1890年前后南北疆各官钱局多自行印发纸币,属兑换券性质。它们大多印制粗劣,只流通于本道属辖内。只有光绪三十四年(戊申年,1908年)迪化官钱总局用成本银中的六成发行的大型老龙票100万两,委托上海印制,图案精美,纸质亦好,通行全省,信用卓,为民众所乐用,在流通中取代了其他官帖和私商钱票。     

明代“播州之役”军费考

明代"播州之役"所用军费(以白银计)史籍大致有三种记载:一为三百余万两,二为二百余万两,三为一百余万两。本文认为该役共筹措军费449万余两,至战役结束时共花费252万余两,善后开支在110万两以上;开销的军费中,源自户部的有120万余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