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洱海图看南诏大理国时期的生殖崇拜和图腾崇拜

南诏中兴二年(唐昭宗乾宁五年,公元898年),信博士内掌侍酋望忍爽臣张顺、巍山主掌内书金卷赞卫理昌忍爽臣王奉宗等人,根据《巍山起因》、《铁柱(记)》、《西洱河记》、《国史》等古籍,绘制了《南诏图传》及文字卷呈送南诏宫室。洱海图是参照当时的《西洱河记》一书画成的。该图虽然绘制在《南诏图传》的末尾,但它是整个画卷的重要组成部分。《南诏图传》成画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国内外一些研究《南诏图传》的专家学者,还没有对洱海图引起足够重视,这不能不说是一件遗憾事。笔者根据历史文献,民族学调查资料和民俗学调查资料,以及考古学资料,撰写此文,对洱海图作一些探讨,以就正于专家。 一、唐、宋时期的洱海图概说 为了研究的方便,首先将唐代张顺、王奉宗等人绘制的《南诏图传》中的洱海图介绍如下:(图一) 西洱河(即大理洱海)中画有雌雄二蛇,     

南诏大理国菩萨造像鉴赏

<正>佛教传入云南的时间,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作为连接东南亚、南亚的重要通道,云南很早就和印度有着交通往来。从新发现的考古资料看,至少在东汉时期,便有佛像传入云南。然而佛教在云南的兴盛,主要是南诏、大理国时期统治者的推崇,自上往下的推广。南诏、大理国的君主把佛教尊为国教。这一时期留下了无数精美的佛教文物,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大理国描工张胜温画梵像卷》。这件全长1635.5厘米的画卷共绘有佛、菩萨、护法明王、君臣平民等各色人物774人,开卷即为大理国利贞皇帝段智兴率文武群臣礼佛(图一),堪称大理国重要的一件皇家恢宏之作,是现在研究南诏、大理国时期佛教艺术最重要的史料。     

阿嵯耶观音形象起源、特征及其风格演变

阿嵯耶观音是具有东南亚和大理民族特色、驰名中外的“云南观音”，是南诏大理国佛教艺术的重要内容。本文从南诏国重要文献《南诏图传》等云南地方史料出发，简述了阿嵯耶观音的形象起源及大理国对南诏国阿嵯耶观音信仰和形象的认同和继承，重点讨论了云南剑川石窟梵僧观世音和阿嵯耶观音石窟造像，《宋时大理国描工张胜温画梵像卷》（简称《梵像卷》）中阿嵯耶观音等大理特色观音画像和国内外收藏的大理国时期金银质、铜鎏金和木质阿嵯耶观音，以美国圣地亚哥艺术博物馆和云南省博物馆收藏的典型造像，解析其造像风格、装饰特征及鉴别要点，并以多尊不同时期的阿嵯耶观音造像和绘画，讨论其本土化演变，包括面容、身姿特点。最后讨论了在元明后，阿嵯耶观音造像在大理转变为慈眉善目、白发白须的白族“观音老爹”形象。     

战士 鼓手 学者

在西南民族史研究中,南绍、大理国史一直是史学界许多人都想涉足的课题。但是,多少满腹经纶的专家,都在刚刚触及其表层就怯而止步了。几乎与：赶唐王朝相始终的南诏王国,历史留下给研究者们的汉文记载,除新旧《唐书》语焉不详的数百字外,弥足珍贵的就是樊绰的《蛮书》,但樊未亲临南诏,其借助二手资料所著《蛮书》错讹也颇多。因此,学识渊博的向达先生,在作完《蛮书校注》后,就没再向前推进了。而由于南诏国的向背曾直接影响了大唐王朝的兴衰,以至宋太祖得天下后,一挥玉斧,誓不与继南诏后兴起的大理国相过从。     

敦煌写本《三国志·步骘传》残卷考释

一敦煌文物研究所收藏的敦煌写本《三国志·步骘传》残卷,是目前我国一份很珍贵的历史文物。残卷(以下沿称)虽首尾俱缺,但仍可辨识其为《三国志·吴书》的卷七的一部分,始于“解患难,书数十上”句,终于“未若顾豫章、诸葛使君、步丞相、严卫尉、张(下缺)”句。残卷实际上是《吴书》卷七的两个部分,前一个部分是《步骘传》内容,后一个部分是《吴书》卷七结语的文字。《步骘传》的内容,约占全残卷的三分之二。这一个部分所叙述     

李公麟《古器图》有著录可考

《史学月刊》1988年第1期发表的张宏明《<金石录校证>标点辨误一例》,指出《金石录校证》卷十一“祖丁彝铭”中一段文字的标点有误,这段文字是这样的:“李氏名公麟,字伯时父,有《古器图》一卷行于世云。”张文认为应在“字伯时”下断句,“父”字当属下句,亦即谓《古器图》为李公麟的父亲所作。他认为虽然《宋史·艺文志》著录了李公麟《古器图》一卷,但“《宋史·艺文志》成书于元朝,赵明诚《金石录》为南宋时著作,故《艺文志》之《古器图》记载当系误引《金石录     

佛国妙香话梵音

云南大理素有佛国之称,历史上是南诏与大理国的统治区。南诏和大理国是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建立的两个地方政权,从8世纪起至13世纪,统治我国西南边疆地区达五百年之久。元郭松元《大理行纪》中载：“此邦之人,西去天竺为近,其俗尚浮屠法,家无贫富,     

哀牢与南诏的关系

《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说：“永昌郡,古哀牢国。”即保山在西汉以前,是古哀牢国地。而南诏则是在唐代——以今大理为统治中心的新崛起的国度。但在《蛮书》、《白古通纪》、《南诏野史》等史籍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记载说：“南诏”本“哀牢”后裔。其渊源历史根据是什么呢?     

大理国主段思平家世考

大理国主段思平家世考段玉明大理国的开国君主为段思平。段氏之先,诸本《南诏野史》引《哀牢夷传》称为云南土著：哀牢山下有妇名奴波息,生十女,九隆兄弟娶之,立为十姓,段姓其一。然而,此一记载显不可信：第一,根据《华阳国志》诸书所载,汉晋之际的南中大姓之中并...     

从考古遗迹看南诏大理国史

研究南诏大理国史,要大量借助于考古资料,而南诏大理国史书大多损毁无存。但考古资料往往“见物不见人”,且缺乏相应的字记载。所以对许多有关南诏大理国考古遗迹的解释,往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选择其中的四处重要考古遗迹,试述自己的一孔之见,以求教于方家硕学。     

曹寅行书《百爵图》题跋

清代宗室受汉化熏陶,工书善画不乏其人。博尔都即是其中之一,他字问亭,号东皋渔父,辅国公拔都诲子,袭封辅国将军。工画,与大画家石涛友谊颇笃。据《百爵图》后博尔都跋语称：《百爵图》八卷得于金陵,是明季宫中遗物,他以“重赀”购得。又索石公(指石涛)摹其卷三年而成,再嘱楝亭(指曹寅)“为之一书,以并传也。”此幅行书是曹寅应博尔都之请为书“此赋以壮观其卷轴”的。     

《南诏野史》作者及其它

在《南诏野史》作者问题上,因版本不同而异说纷纭。《大理古代文化史稿》几次提到“两种”《南诏野史》,但又说出了阮元声本、王崧本、胡蔚本等三个本子。《沫若文集》第四卷也提到《南诏野史》有两种,“一为阮元声本。一为杨慎本。杨本盖据阮本加以润色者。《滇载记》则又其润色者也。此观阿盖所歌《金指环》及高氏《风卷残云》词,自明。”到底《南诏野史》的作者是谁?对《南诏野史》的不同本子应     

《南诏大理国研究成果目录索引》编撰刍议

19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对南诏大理国历史文化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这些研究成果较为分散,不利于检索利用,不利于学术的创新。基于此,文章论述了编撰《南诏大理国研究成果目录索引》的内容、方法和意义。     

南诏大理国图书流通浅述

南诏和大理国是唐宋时期西南地区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在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凡治西南史者无不为南诏和大理国史所吸引。本文就南诏大理国时期图书流通发展的因素、流通方式及图书流通的文化意义进行了论述。     

瑶池醉归图

<正>《瑶池醉归图》卷,纸本,设色,纵470.1、横27厘米,此画系元朝宫廷藏品,后为清朝内府收藏。在《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藏(台北本三册1468页)和《故宫已失书画目》中均有著录。清朝末年,宣统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曾将此画赏给其弟爱新觉罗·溥杰,后散落民间。1947年为黑龙江省大庆市市民冯义信购得。1983他将此画捐献给黑龙江省博物馆收藏。画卷包首题签《马和之瑶池醉归图》卷,画风、画法酷似南宋马和之作     

云南腾冲境内早期佛寺遗迹调查与研究

腾冲地处祖国西南极边,位于云南西南部的中缅边境,是古代中印陆路交通线上的要冲,汉代称滇越,唐代称越赕、腾越、腾冲.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年),南诏王阁逻凤“西开寻传”,征服了澜沧江以西至伊洛瓦底江流域,后腾冲即成为南诏政权永昌节度所辖的一个府,大理国因之.在对腾冲境内南诏大理国时期建筑遗迹的考古调查中,发现数处寺院建筑遗址,并获一批与佛教艺术有关的遗物,这为研究腾冲唐宋两代的文化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本文拟根据这批调查资料结合文献资料所提供的线索,对南诏大理国时期腾冲境内的寺院遗址及宗教活动情况,作一初浅的探讨,以求教于专家和读者.     

南诏、大理国金石史料概述

在传统文献中南诏、大理国史料保存下来的不多,幸在白族历代金石碑刻中也保存了一些南诏、大理国的史料,它可以弥补传统史料记载的不足,加强对南诏、大理国金石史料的整理和研究,也有助于南诏、大理国研究的深入。     

米友仁《云山墨戏图》卷

《云山墨戏图》卷,即云山小卷。此卷纸本,纵22.2厘米,横194.8厘米。墨笔画。汪氏《珊瑚网》画跋卷四著录。云: 余墨戏气韵颇不凡,他日未易量也。米元晖书。兰隐。至乐轩画卷妙品第一(按应为“三”字)。刘珍、庭玉。 汪氏自记云:     

潘雪石生平图传册页

《潘雪石生平图传》现藏于中国文物研究所。《图传》为长方形摺装册页,纵33、横55厘米,现存23开。前有副页2开,每半开左为书,历为图。图为粉彩绢地、工笔绘画,以绢覆托背面;书为纸地,书体或行或楷,大小不一,推测或为潘雪石即兴所书,以宣纸覆托。《图传》以“诞生图”始,“祀先图”终,当为潘氏生前绘就。册中第四十四图绘潘氏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康熙最后一次南巡时在江南接驾情景,由此推断《图传》创作于康熙来年。     

辑本梁元帝《职贡图》序

梁元帝萧绎《职贡图》一卷,见《唐书.艺文志》,《遂初堂书目》作《梁二十八国职贡图》,宋以后不见著录,而原图的摹本一直流传不绝,在收藏家的谱录中往往见之.所惜者,错误地把它定名为阎立德《职贡图》,掩盖了事实的真相.解放后,南京博物馆得到此图的残卷,保存列国使者十二人,这十二人是(滑国)、波斯国、百济国、龟兹、偻国、狼牙修国、邓至国、周古柯国、呵跋檀国、胡蜜丹国、白题国、末国的使者.在每一使者之后均有简短的题记.在偻国与狼牙修国之间,又残存宕昌国题记的片段.题记中的国名,如滑国、宕昌国、狼牙修国、邓至国、周古柯国、呵跋檀国、胡密丹国.白题国,在隋唐时代有的更名,有的已经灭亡,在史书上已无传记;而且这些国家,大都不见于《宋书》和《南齐书》,而和《梁书》诸夷传相合.不仅所记土俗、事实相符,文章中的纪年也至梁大通二年为止.末国使条称今王姓安,名未深盘.《梁书·末国传》称:“其王末深盘者,普通五年遣使来贡献”.所以图卷文中的今,就可能是普通、大通或稍后.金维诺先生根据上述情况,结合《石渠宝笈》卷三二以及《艺文类聚》卷七四的引文,定为梁元帝《职贡图》.这个结论是完全正确的.亡佚千余年的古籍,一旦重出人间,真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