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的宰相

宰相原本是掌握政权的大官的泛称,后来用以指辅佐皇帝、统领群僚、总揽政务的最高行政长官,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不过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一官职的称谓不是一成不变的,秦汉时期称丞相、相国、三公,唐宋时期之中书门下(简称中书)、尚书三省长官,即中书令、尚书令,明清时     

南宋丞相吴坚不幸生当亡国时

“丞者,承也;相,助也”。在我国封建时代里,丞相是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辅佐皇帝总览全国政务的百官之长。仙居县历史上,虽有不少名人曾挤列朝班,然而担任过丞相之职的却唯有一人,他就是南宋末年左丞相吴坚。     

拜谒三宰相墓

宰相,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行政长官。宰是主持,相是辅佐之意,它始于秦代,以后随着朝代的更替,宰相的名称虽然有所变化,但它的职责却是稳定的。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时代,一个家庭出现一个宰相,不仅是全家光荣,更是全族光荣的事情。而一个家庭出了三个宰相,这不得不让我们觉得是一个谜。     

何为宰相

我们在阅读史籍、小说或是欣赏影视作品时,常常会看到宰相一词,“宰相狄仁杰”、“宰相刘罗锅”早已是家喻户晓,人所尽知。那么,什么是宰相呢？确切的说,中国古代辅佐国君或皇帝,总理国家政务的最高行政长官,通称为宰相。     

我国审计监督制度的历史考察

我国审计监督制度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漫长曲折的过程。早在西周时期就有了审计制度的雏形。据《周礼》记载,西周的审计职责,由小宰和司会分掌。小宰的下属官吏宰夫行使稽查权,“考其出人,而定刑赏”。由小宰和司会对收支报告互相进行“钩考”（即审核）,并将结果递交六卿之一的冢宰,冢宰协同周王“受计”。     

殷周“冢宰”辅相说与宰官源流考

先秦典籍屡见"冢宰"类于后世宰相为君主最高辅相的记载。近代以来,学者中虽有力主冢宰辅相说可信者,然终以否定论为主流。究其实际,宰本是上古贵族家内职役,多与饮食有关,殷商时已成为职官,至周代演变为各级贵族的家务总管,掌财用为其常职,进而发展为君主的最高辅相。春秋以降,随着权力结构的变迁,文献彝铭中的宰官职权在王室和各诸侯国中呈现出复杂有别的面貌,但冢宰或太宰在殷周曾为君王最高辅相的历史之迹依然有端倪可寻。伊尹、周公以宰职摄政之故典和上古封建政体所决定的周代家国同构的王朝政权组织应是宰职演变为君主最高辅相的根因,亦是中国古代将宰相名号制度溯源至"冢宰"的缘由所在。     

宋代宰相与宜兴

<正>宰相是对中国古代辅佐天子、总领百官的国家最高行政长官的通称或俗称。不少朝代并没有将宰相作为正式官名,而是另设特定的官名。宋朝先后以同平章事、尚书左仆射、右仆射及左、右丞相为宰相,又先后以参知政事、枢密使、枢密副使、同知枢密院事、签书枢密院事、尚书左、右丞为“执政”,合称“宰执”。根据《宋史》中宰辅年表的记载,自宋太祖建隆元年（960）至恭帝德祐丙子年（1276）前后共316年,宰执合计377人,     

汉代功次制度初探

汉代功次制度初探蒋非非《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了西汉后期官吏的确切人数：“自佐史至丞相十二万二百八十五人”。这支庞大的队伍是如何维持自身规模与规范内部流动的呢？自古及今,学者多将察举征辟制作为汉代主要的仕进制度,然而,如果我们将“十二万二百八十五人”...     

西周官制考

西周官制考孙凌安西周最高统治者是周王，也称周天子。西周内服官首领为师和保，师，金文作“大师”或“大市”，典籍多作“太师”。保，金文作“大保”或“大”，典籍多作“太保”。师和保共同辅佐周王处理国家政事，掌管王朝卿士，总治内外百官，并统领四方诸候，兼掌军...     

《周礼》“冢宰”与金文所见西周王家之宰

《周礼》设计的西周行政组织中有冢宰统摄六官制度,以负责王室事务的家务总管冢宰作为王朝政务官的首脑。这被学者解读为《周礼》乃后世对西周王朝政制做理想化建构的力证之一。传世和20世纪发现的日益丰富的彝铭表明,宰官乃周王家宰,掌管王室经济财用为其常职;在西周王朝家国不分的政制下,作为王室事务官之长的宰官又兼具公卿级的王朝政务大臣的角色,这应是《周礼》制度设计的历史依据,也是战国以降宰相名号溯源于“冢宰”的根由所在。     

明清官制

内阁官署名。明初，为加强皇帝专权，废丞相，另设华盖殿、谨身殿、武英殿、华殿、渊阁、东阁等大学士，为皇帝顾问，秉承帝命，起草诏令，批答奏章。因设在宫内，称为内阁，实际掌有宰相之权。成祖时，以官阶较低之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入阁；仁宗后才以尚书、侍郎等重臣入阁。阁设大学士、学士若干人，首席大学士称首辅。清沿置。     

“青绶”非“绿绶”

《元刊琵琶记》第七出生、末合唱［前胜］有句云：“荣归去,绿绶新,休教妻嫂笑苏秦。”钱南杨先生为“绿绶”作注云：“‘绶’,印带。汉制：二千石已上,银印绿绶,见《汉书·百官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O年版《元刊琵琶记校注》第53页）查《汉书·百官公卿表上》,云：“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银印青绶,光禄大夫无。”（《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43页）钱注将“绿绶”等同于“青绶”,恐有误。同是《汉书·百富公卿表上》,云：“相国、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绶,掌丞天子助理万机。秦有左右,高帝即位,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     

西汉长安的丞相府

西汉长安丞相府的位置在未央宫东阙之外,府中设有百官朝会殿,供朝廷举办各种形式的"集议"以及上计、举谣言和习肄礼仪等大型活动,是周代外朝的遗存。相府采用"四出门",与皇家宫室宗庙陵园的布局形制相类;其内外以府门、中门、閤及所属垣墙分为三个区域,府门有阙、署,无塾、阑,不设钟铃、建鼓,东西门各有长史驻守。中门内为相舍,设有正堂、庭、后园与诸曹吏舍,黄閤之内为丞相燕居听事之地。     

包拯未做过宰相

传统戏中,包公经常被称为“包相爷”,其实包拯从来都没有做过宰相。 宋朝处于宰相制度的调整期,正副宰相同设,多相并行,编制也不固定。很明显,“多相并行”的目的在于分散相权。北宋前期,中书门下的长官为正宰相,亦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副宰相称“参知政事”。后来参知政事与正宰相基本无差别,使正宰相事权更为分散。     

皇权与相权相争

正战国时代,各国国君之下分设相将,分掌文武二柄。赵惠文王以蔺相如为相,以廉颇为将,是人所熟知的例子。楚国最高的长官称为令尹,次于令尹的是武官上柱国,官号和其他各国不同。秦代皇帝之下设丞相府、太尉府和御史大夫寺组成中枢机构。丞相禀承皇帝意旨佐理国政;太尉掌全国军事;御史大夫是皇帝的秘书长兼管监察。西汉末丞相改称大     

论“清官”与“清官”迷信

一为官要清廉的政治要求．历来受人重视。历代史家向来以清、贪为标准褒贬官员一般林清官为“廉吏”、“循吏”或“良吏”。《韩非子·好劫我臣》强调要让百官之吏明确．必须“以清廉事上而求安”、“以清廉方正奉法”。《史记》称孙叔敖为“廉吏”,《后汉书》则称杨震为“清白吏”,宋代也曾有“清白宰相”之称产到了明代,况钟任苏州知府,廉明公正．人称之为“况青天”。这时人们把“清官”与凡人心目中最为崇高的“天”相提并论。由于民间长期的流传以及说唱、话本等文艺形式的反复加工和传播,包拯的名声似乎超越了历代一切“清官”。…     

“秀才”的历史变迁

秀才是古代中国对某些土大夫的称呼。明清时,一般指通过了科举中院试的生员,属士大夫中的最基层。 秀才一名在隋朝科举开始以前已有。在汉朝使用察举制时,由各州推举的民间人才称之为“秀才”。东汉时为避汉光武帝刘秀之讳,将秀才改名茂才,或称茂材。茂才科主要是选拔奇才异能之土,所以通常称“茂才异等”或“茂才特立之士”。秀才最初为特举,在西汉后期成了岁举,举主为刺史,遂形成州举秀才、郡举孝廉的体制。     

无处归依的“地望称”

清末有一副名联：“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乍一看,不知就里,令人如坠云雾中。仔细品味,会发现其中提到了两个人——李鸿章与翁同龢。原来,因李鸿章为合肥人,人们以“地望称”叫他“李合肥”,联中简略为“合肥”。同理,联中“常熟”则指时任户部尚书（司农）的常熟人翁同龢。     

《元史·百官志》录事司设司候正误

《元史·百官志》认为元代录事司在中统二年到至元二十年曾设司候一职,这一记载有误。金代的录事司与司候司为不同等级城市的行政管理机构,互不统属,蒙古建国之初,承袭金制,司候不应设于录事司之下;此外,至元三年定官员职田数和至元八年规定录事司捕盗事皆不见有司候一职,故知《元史·百官志》录事司下设司候一职为误。     

五代财政中枢管理体制演变考论

在唐后期经五代到北宋初期财政中枢管理体制的演变过程中，虽然唐未曾出现以一名重臣主判三司的个别事例，后梁曾设置建昌宫使、国计使、租庸使分担了一部分财政中枢的职权，但总体上看，唐末、后梁实行的仍然是宰相分判三司制。后唐才正式改行一人专判三司制，但专判人选来源有多途，其职衔称号有多种；任命财政最高长官时，“判三司”与充“三司使”是两种不同的正式职街，轮流使用，但宰相被任命为“判三司”之后也可被称为“三司使”。后唐的一人专判财政三司制显示出较高的行政管理效率，故为后晋、后汉、后周乃至北宋初期所继承。与此同时，专判者的权力逐步增强，地位明显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