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下级军官是国军战斗力的核心

抗战期间,国军的战斗力主要依赖于中下级军官的牺牲精神.1944年8月,蒋介石曾在军委会整军会议上,明确表达对中下级军官的认可与对高级军官的不满:“中国军队现在营以下的动作,大体可以说是很注意了.但团以上到军师为止,各级司令部的业务极不健全.图上作业与沙盘教育可以说完全没有,指挥所与参谋业务的演习,更是完全忽略,所以中国军队一到作战就莫名其妙.     

明代卫所军官犯奸惩治条例探析

明代卫所军官犯奸现象层出不穷。洪武时期以《大诰》进行惩治,永乐以后不断出台军职犯奸惩治条例,正统时将宣德年间针对收继婚的“败伦伤化”例收窄指向军官。成化以后,各地在司法实践中不断增加军官犯奸惩治例,但所有的例多以革职为民、调卫差操、子孙袭职等予以轻刑薄惩。弘治之后,将“权宜之法”的条例整合进入“常法”,有的则被“大法”吸纳。轻刑薄惩实际纵容了明代军官犯奸行为,引起社会道德下滑,也导致卫所的进一步废毁。     

日本陆军军官培养的特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大战中,日本的陆军以及以陆军为主的参谋部军官,基本上都选择了强硬的战争路线。其理由之一可以从陆军军官的培养教育方面来寻求。     

试述叶挺独立团连以上军官变动情况

叶挺独立团是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由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一支革命武装,并在北伐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严格意义上的叶挺独立团仅有约一年时间,在此期间,或因调整,或因战事,该团连以上军官多有变动.因年代久远,资料匮乏,至今尚无一份完整的该团连以上军官变动表.但研究此变动情况,对进一步认识共产党员在该团的作用却是十分重要的.笔者根据手头掌握的有关资料,试将该团连以上军官变动情况作一综述.     

浅谈预备役军官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

预备役军官既是部队的军官,也是地方建设的骨干。这就要求编入预备役部队的军官不仅具有从事地方经济建设的能力,也要有组织指挥部队的基本技能。目前,预备役军官主要由转业复退军人、武装干部、地方分管武装工作的领导等适龄人员组成,人员成份复杂,本文着重就预备役军官应具备怎样的基本素质进行显浅的探讨。     

1944年,腾冲之战

1944年的滇西抗日反攻作战,主要战场大致集中在松山、腾冲、龙陵三处.这是当时日军第五十六师团在滇西三角防御体系的三个支撑点.因为第五十六师团代号为"龙兵团",对于这三地之间的关系,一名在龙陵战场幸存下来的日军主计军官(后勤会计人员)石川颱一,曾在其回忆录中形象地绘图比喻其为"双头龙":松山、腾冲是两个"龙头",龙陵以西沿滇缅公路延伸到芒市、遮放、畹町,为"龙身".     

蒋介石和庐山军官训练团

<正>从1933年至1937年,蒋介石曾在江西庐山多次举办"庐山军官训练团",它的全称为"中国国民党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军官训练团",在短短几年时间内,数以千计的国民党中下级军官在庐山比较系统地接受了军事理论和政工的培训。凡是参加集训并经考核合格的军官,蒋介石亲自颁发结业文凭,赠送"军人魂"短剑一把,并附蒋介石本人亲自签名的像片一张,以示恩宠,不少军官都以参     

洪渊源自传(之四)

最近收到《洪渊源自传》的其余部份,仍由梁英明同志翻译,在本刊连载,以飨读者。战争俘虏(续) 当我进入审讯室时,一个日本军官让我坐下。他第一句话先问我是否会抽烟,我回答说;"会。"     

"劳高班"学员转业风波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曾一度进行军队复员工作。其中对编余军官的处理是分两步走:第一步把编余军官集中在军官总队,第二步即办理复员转业。转业项目共11个,如地方行政、工矿等。其中最庞大的是行政班和"劳高班"。转业军官共计8000余人。     

将星闪耀的云南陆军讲武堂

在国人眼中,大多以为中国最大的四合院在北京,最早培养军官、将帅级别最高的是广州的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其实,中国最大的四合院是在云南昆明,最早培养军官的学校是云南陆军讲武堂,培养将帅最多、级别最高的也是讲武堂。这个讲武堂不仅是“洋务运动”以来目前国内保留最完整、规模最大、     

极边、次边、近里：北宋西北边疆层级体系三级制界说

学界关于北宋西北边疆层级体系到底是二级制还是三级制存在分歧,并有许多不够明确的地方。本文认为,北宋边疆层级体系在西北、北方两个方向是由极边、次边、近里构成的三级制。其中,河东路与河北路由于与辽的关系比较和缓,三级制的层级体系相对稳定。陕西路与京东路由于有西夏的和战关系以及女真崛起等因素的影响,尽管仍实行三级制,但其层级体系存在或多或少的变动。总体而言,北宋西北边疆层级体系是一种基于纵深防御理论的边防体系。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空洞化的再认识

日本经济空洞化是一个老议题,中日两国的专家学者对于此议题的各类观点众说纷纭,相应的著作和论述也十分丰富,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相对完整的定论。本文试图在总结前人所得出的结论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理顺观念,透过现象看本质,以日本经济的整体运行为背景和依据,对于空洞化不再单纯地认为有或者没有以及一概而论地把空洞化定性为善或恶的片面认识,而是一分为二地把空洞化划分为“微观空洞化”和“宏观空洞化”以及“良性空洞化”和“恶性空洞化”,力图把一个真实而客观的日本经济空洞化较为直观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论英国与直系的关系

英国对中国的内战持中立态度,不支持包括直系在内的任何一方;在直系参战期间,英国扣留了直系的军火;英国虽然同情吴佩孚,但未向吴提供军火和经济援助;为维护英国在华权益,英国损害直系的权威;英国对包括吴佩孚在内的军阀采取的策略是“等着瞧”。不将“赌注”押在任何一派军阀身上;英国也不支持直系的另一将领孙传芳。因此,英国不是直系的后台。     

Devolution,equity and the English question*

ABSTRACT. Following devolution to Scotland, Wales and Northern Ireland, does England need a stronger political voice and/or constitutional changes to safeguard its identity and interests? (the ‘English question’). Polling and other evidence suggests that it does, albeit more to redress inequities associated with voting in parliament (the ‘West Lothian question’)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public spending (the ‘Barnett formula’) than to safeguard its identity. Although campaigners for English devolution have had little impact, and alternative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the English question are all problematic, it would be imprudent of the major parties to do nothing. The least difficult course would be adoption of English votes on English matters and reform or replacement of the Barnett formula.     

唐代官员大礼服之礼仪考辨

唐代官员大礼服包括祭服、朝服和公服,各依礼制用于不同场合。然祭服使用范围较小,而朝服、公服礼节繁琐,穿著不便,因而,唐廷虽然制度层面尊从古制,但实际操作中却是屡有调整：初、盛唐时期朝、公服多被祷褶服所取代,后祷褶服渐废,则由常服履行二者职能。这种独特的礼服格局是强大、开放的唐帝国的精神实质的体现,更是南北朝至隋代一直在进行着的民族大融合及多种文明大交汇的结果。     

南宋与金的边疆经略

本着重阐述南宋与金的边疆经略。南宋与金分立,各自按照中国传统制度治理本朝。同时,也均在中国传统边疆观念的支配下推行边政,针对边疆地区各族的治乱、向背问题采取了相应的军政对策和措施,南宋致力于西部至西南地区,金朝致力于东北、北部、西北地区。本还揭示了南宋与金的边疆经略与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向前发展曲关系问题。     

从科伦坡计划到东盟——美国对战后亚洲经济组织之政策的历史考察

将科伦坡计划、亚行和东盟三个经济组织串在一起,通过对围绕它们的建立美国所持政策的探讨,弄清了事实真相;揭示了在它们的早期阶段,美国对其政策的内容、功能和推行的原因。从对美国对三个组织政策的比较研究中得出了带有规律性的认识,即美国对各个组织的具体政策虽有不同,但其实质相同,包括三点:在亚洲建立均势格局为其在亚洲的战略服务;将亚洲经济组织变成它在亚洲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服务的工具;主导或以双边关系影响亚洲经济组织。此认识为解读美国对建立"东亚共同体"构想的态度提供了历史视角。     

安徽舒城九里墩墓非钟离公鱼墓考

安徽舒城九里墩墓残存的大部分遗存呈现典型的楚文化风格和战国早期的时代特征,应是战国早期楚国贵族墓葬,而不可能是钟离公鱼的墓葬,更不可能是群舒墓、蔡墓或吴墓。这一看法与楚、群舒、蔡、杞、钟离诸国族的历史变迁也是一致的。     

"中国"与"天下"的重合——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的历史轨迹

“The Central Kingdom” is pregnant of political implications as well as of geographical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It was believed that whoever controlled Zhongguo (the Central Kingdom or China) would be the legitimate ruler over Tianxia (the realm under heaven or all under heaven). It was the contention for “the Central Kingdom” among the varieties of dynasties, notably those established by the Han-Chinese and the various ethnic groups in the northern borderland, that lead to the alternation of disintegration and unification of the territory. It was not until the Qing Dynasty that the unified “Central Kingdom” composed of a variety of ethnic groups turned into the ideal “realm under heaven” with “the Central Kingdom” at its core, which naturally put an end to the formation of territory in ancient China. Translated by Chen Dan from Zhongguo Bianjiang Shidi Yanjiu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China’s Borderland History and Geography Studies), 2007, (3): 1–15     

清代府州县学学额及专设学额的运作:基于长三角地区的研究

本文在考订清代各州县学取额等级的基本原则基础上,运用统计,结合案例,分析了长三角地区各州县学学额定等、分割及增减与文风高下、钱粮丁口多寡之间的数量关系,结果表明,因各地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确定学额等级时所依据的具体数量标准会因府而异;同时进一步指出,文风、钱粮丁口在上述各类操作的具体运用中侧重点不一样:定等、增设、分割学额时,钱粮丁口占据比较重要的位置,而各地在学额确定后,增减学额则主要是看文风高下,即应试童生数量的多寡。清代学额的这种运作方式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学额与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