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文化思想刍议

毛泽东文化思想萌发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达到顶峰,其建设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文化理论、“双百”方针、“两用”原则指导了当时的文化建设,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今天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曲折和复苏──从“反右派”运动到调整时期的“双百”方针

曲折和复苏——从“反右派”运动到调整时期的“双百”方针夏杏珍从１９５６年４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到１９６１年“双百”方针经历了起伏波折,本文将对此过程作一简要述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阻碍“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文艺界是受反右派斗争影响最为严...     

记忆中的打红砖

提起“打红砖”这三个字,有些人可能听不懂,但在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却是一种潮流。我所在的湖南省祁阳县城郊区的光明、百花、椒山等大队当时都开办过红砖厂。有的生产队也向社员“收购”红砖坯,于是出现了家家户户“打红砖”的局面。我也第一次加入这支打红砖的队伍。     

记忆中的打红砖

提起“打红砖”这三个字,有些人可能听不懂,但在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却是一种潮流。我所在的湖南省祁阳县城郊区的光明、百花、椒山等大队当时都开办过红砖厂。有的生产队也向社员“收购”红砖坯,于是出现了家家户户“打红砖”的局面。我也第一次加入这支打红砖的队伍。     

关于“双百”方针的历史思考

一、“双百”方针的提出“双百”方针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毛泽东在50年代初陆续提出来的。为什么要在50年代提出这样一个方针呢？这是与当时中国实现了社会的伟大变革以后,政治、经济、科学、文化事业发展的需要分不开的。实际上这个方针的提出过程是与中国的社会变革过程同步进行的。新中国的建立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一方面我们党需要适应社会发展的方向,制定一个促进科学文化发展的方针;另一方面在科学领域、文化领域、社会科学领域,当时也确实存在着许多问题,如果不以一个正确的方针予以指导,就不能解决这…     

宋时轮与我国军事战略方针的调整

20世纪80年代初期，根据时任军事科学院院长宋时轮的建议，中央军委决定将我国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执行的“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军事战略方针，仍改为50年代中期实行的“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此事后来曾载入当代中国丛书《中国人民解放军》史册，至今仍在许多老同志中传为美谈。     

试论“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的形成

“攘外必先安内”是九一八事变前后至西安事变前南京国民政府处理内政、外交的基本准则与总方针。多年来,海峡两岸学者对“攘外必先安内”的解释与评价存在着原则分歧。台湾学者认为此一方针的执行造就了中国建设的“黄金”时期,并为八年抗战作了充分准备。大陆传统观点认为,此一方针是“只剿共,不抗日”的妥协、投降方针。笔者认为这两种说法都不够科学。为了正确评价“攘外必先安内”方针,有必要对此方针形成过程作一全面考察。     

60年来新中国军事战略方针的创新发展

军事战略方针是全面计划、部署、指导平时与战时军事力量建设和运用的基本依据。建国初期,我国制定了"积极防御,决不先发制人"的战略方针;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了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军事战略方针;1985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决定军队和国防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重点应付可能发生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在1993年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江泽民主持制定了新时期的军事战略方针,即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2004年6月,中央军委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新时期的军事战略方针。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加快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做好军事斗争准备,提高军队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的要求。     

“以市场换技术”方针的历史演变

"以市场换技术"作为改革开放后一项重大的技术引进方针,对中国的技术引进与进步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方针酝酿、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主要源于中国希望在减少支出的同时达到引进先进技术和提高对外资吸引力的双重目的。在1984年被确定为加速国家技术进步的一项重大方针后,"以市场换技术"进入全面实施和调整时期,目标始终着眼于提高外商投资质量并促使外商转让先进技术。"以市场换技术"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技术进步,但并没有达到"形成技术自生能力"的预期目标,2001年后这一方针逐渐淡出政策视野,向自主创新过渡。     

论“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的关内移民

本世纪以来,关内向东北移民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潮流。这潮流,在20年代末和40年代初出现过两次高峰:一次是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前的1927年——1930年间,一次是在“九一八”之后的1939——1943年间。从现象上看,这两次移民高峰是一个过程的两个阶段,有着相似之处;从实质上看,两次移民高峰却有着巨大的差异。以“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为标志,深入地研究这两次移民高峰发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比较其特点,对于了解近代中国的社会状况,认识“九一八”事变对中国社会的巨大影响,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所犯下的罪行,有着重要的作用。 “九一八”事变前,关内向东北地区移民的概况、原因及其特点。 关内向东北地区移民,历史悠久。纵观其历史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20世纪以前的自由时期或自然时期;二是清末民初以来,尤其是20年代的自觉时期;三是“九一八”事变之后,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时期的强制时期。 为了研究“九一八”事变对关内向东北移民的影响,必须首先回顾一下“九一八”事变之前关内向东北移民的概况。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致辞

Mr. Shan Jixiang,Director of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delivered congratulations in the name of the Administration and his own at the Celebration of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CASS. He eagerly hopes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to:1. play a model role on the preservation of cultural and historic heritages in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2. improve the multi-disciplinary cooperation with other research fields; 3. standardize and system...     

论清朝疆域形成与历代疆域的关系

中国历史上的疆域如何形成和确定,在史学界争论较大。中国疆域形成的背景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几千年以前。形成疆域的因素也比较复杂,归纳起来有三个主要的方面：第一,中国古代文明的连续性是中国疆域延续二千多年的基础。第二,历史上活跃在中原王朝四周的少数民族对中国疆域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第三,地理环境是影响一个国家疆域形成的重要因素。     

《春秋》“天子之事”发微

孟子说:"《春秋》,天子之事也。"这一说法对探讨先秦中国学术发展意义重大。西周时期的王官之中,史官至关重要,甚至被称为"天子之左右手",史官所记录的"史记旧闻"则是孟子所谓"天子之事"的重要载体。然而,在"礼坏乐崩"的春秋社会,史官的职责及其命运都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王命不行"的背景下,孔子作《春秋》,他是以布衣身份代史官行"天子之事",这标志着由史官到史家的转变。     

近代西北皮毛产地及流通市场研究

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绥远、察哈尔以及陕西的北部位于我国农牧分界线以北地区,是我国主要的皮毛产地,近代中国70%以上的皮毛产于这一地区。近代西北皮毛市场兴起是以天津开埠为起点。天津开埠后逐渐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港口和出口市场,其经济腹地不断由华北向西北延伸,带动了近代西北皮毛市场的兴起。近代中外贸易的主要特点是西方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对中国原料的掠夺。因此,在西北皮毛市场兴起的过程中,外商、洋行、买办起了先导作用。在近代西北皮毛的市场链中,以产地市场为基础,以中转市场为枢纽,以出口市场为尾闾,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市场体系。皮毛市场的勃兴,对西北区域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增加了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的现代化因素。     

清末民初北京地区的社会变迁与慈善组织的转型

北京地区的传统慈善组织在清末民初发生重大变化:数量上呈现较大幅度的增长趋势;救助功能方面普遍地由施养向教养转化;操作管理方式逐渐走上联合统一的道路。这些变化与北京地区在近代所具有的典型社会特征有着密切联系,因此一定程度上本文是对慈善事业研究的一种区域性探索。     

20世纪上半叶民国政府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调查

20世纪上半叶,由于西南边疆危机严重等原因,曾出现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调查的热潮。调查分为民国政府组织的官方调查、学术团体的调查和个人的调查三类。过去有学者对民国时期学术团体与学者的西南少数民族调查做过介绍,但对民国政府组织的官方调查却没有人进行过研究,有关调查资料亦未得到合理的整理利用。本文收集相关档案史料,就民国政府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调查的背景、调查情况和成果做初步研究,分析调查的成绩与不足。     

近二十年来三国史与《三国志》研究现状的定量分析

近二十年来三国史与《三国志》研究取得了许多成绩．但目前还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核心作者群,平均发文量还比较低,文摘率也普遍偏低。其主要原因是全力研究《三国志》的专家还非常少。研究水平的升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政治生活等非学术因素的影响。研究成果的分布极不均匀,缺少整体布局。今后的三国志研究任重道远,在史料整理和专题研究等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职务过失犯罪处罚原则的理性思考

职务过失犯罪是业务过失犯罪中的一类。由于职务过失犯罪的行为人在从事公职的过程中亵渎自己的工作职责,严重侵犯国家机关及其他国有单位的正常活动,侵犯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故学界普遍主张对职务过失犯罪应从严惩处。为了加强对职务过失犯罪的处罚力度,从刑法理论的角度分析刑法处罚职务过失犯罪的现状、进行中外刑事立法的比较研究、论证从严惩治的法理、提出完善刑事立法的建议是十分必要的。     

评《三皇五帝史断代》

董立章《三皇五帝史断代》一书的立论难以令人信服,其对“疑古派”的批判无法令人接受,书中为证明自己观点堆砌的许多材料也是靠不住的。     

试析萧梁官班制度下的诸县分等

分析萧梁一代县官选任和调动案例可知,“县制七班”“大县六班”是当时客观存在的制度。但在制度的实际运行过程中,许多县官都会出现超班用人,即任职者官资超过县官对应内职班次的现象。正史所见高班大县全部位于扬、南徐二州境内,且主要隶属南朝国家腹心地区的丹阳、吴、吴兴、会稽等郡,这与史书记事的偏向性不无关系,但同时也是上述地区政治地理条件的直观反映。影响县官班次的最主要因素是人口,结合其他制度推测,等第最高的六班大县有可能是以领民满五千户为定等标准。探索县官班次,也可增进对当时人口地理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