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王朝地方治理研究的新探索——胡恒《边缘地带的行政治理：清代厅制再研究》评介

《边缘地带的行政治理：清代厅制再研究》一书,以清代独有的地方行政制度——厅制为研究对象,讨论其形成过程、各种制约因素以及与区域社会的互动关系,揭示了厅制是清王朝为解决“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超大规模”与“有限政府”这两对结构性矛盾,在各种“边缘地带”实施国家治理的弹性制度与空间。该书推进了清代地方治理和政治地理研究。     

清代烟瘴缺的制度发展与时空演进

清代,因应边疆烟瘴地区特殊的自然环境和治理需求,创制烟瘴缺制度,逐渐形成“拣选题补”“俸满优升”的制度原则,并遵循“人地相宜”的宗旨选任官员赴任烟瘴缺。烟瘴缺主要在水土恶劣的边疆地区,在边疆治理深化过程中,针对各区域特点,形成了独特的时空分布特征。广西呈现二元治理格局,烟瘴缺的设置与分布是治理一体化进程的前序与基础;云南烟瘴缺呈“沿边”分布态势,是中央行政力向边疆推进的保障;广东琼州府烟瘴缺为梯度分布,是国家治理顺应海岛特殊自然环境的表现。烟瘴缺的创设,从职官角度保障了边疆烟瘴地区治理体系建立,提升了地方治理能力。     

嗟吁击鼓兮，祈甘霖——岷县十八湫神崇拜

以“九州”、“九服”划分世界的“天下观”为中华帝国行政之基础。族群杂居的岷县（古岷州）地处远离中华帝国政治中心之“雍州”,从异域到边疆,中央王朝以卫所、屯垦、赐姓、羁縻等手段管理之。此外帝国统治者深谙意识形态对基层社会的治理作用,利用本地民间信仰——十八湫神崇拜的民间基础和“日常性”,于信仰符号和意义中强化“礼”的主流文化认同。汉藏因共同信仰的神明——“分巡圣母”而产生族群间的交流与互惠,国家则将民间信仰视为帝国边疆管理之“利器”。而民间社会为获得更多的主动权,开始有意识纳入“规范”,在仪式层面模仿国家,于是神的膜拜即成为国家观念的外化表现。     

分疆画界：清代县级政区的析分与界线划定

界线和幅员是政区的重要地理要素。清朝共有203个县级政区发生过析分,析分后大多是新设县级政区,也有少量增置直隶厅的情况。随着县级政区析分、裁并增多,聚落点、柳条边等人文地理要素成为政区“分疆画界”的重要依据。清代县界调整较为密集的区域为奉天、苏南、陕南、川东、闽粤交界处等地,这些区域增设县级政区较多,体现了清代的地域开发进程。“分疆画界”作为清朝均衡地方治理的行政手段,在治乱理正、基层治理与应对边疆危机等因素推动下运作和演变。县界的空间形态总体上是在依照自然“山川形便”形塑合理的幅员、调节与行政中心的距离等综合设计下形成的。     

清代前期边疆通论(上)

在中国历史上,“边疆”是一个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形成的概念。它最初只是泛指相对于中原地区的“四夷”,其地域并不确定。以后由于中国疆域的逐步拓展,边疆的概念才逐渐明确,至清代,一个清晰完整的中国边疆展现在世界面前,并给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带来巨大的影响。本文围绕清代疆域的形成和边疆的统一、清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施政等问题进行探讨。;一、清代疆域是对中国历代疆域的继承在清代,谈到边疆的统一,往往称之为“拓展边疆”、“开疆拓上”,请人昭裢说：清朝“三载之间,拓地二万余里,天山雪窟,无不隶我版图”①。清人云之“…     

新时代边疆治理现代化研究:内涵、价值与路向

边疆治理现代化,不仅构成了国家治理这一循环链条赖以持续运转的物质性基石,也是国家治理之治理追求在价值层面得以存立的要素补充。实现边疆治理的逻辑更新,将边疆由一“边缘性”话语进位为一个蕴含生机与创造活力的前沿领域,使其实现“本体性”价值的复归与实践路径的“整体性”嵌合,是新时代边疆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要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深化问题导向意识,注重梳理“知识性”内容,在“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指引下持续夯实基础性资源。     

形而下之器: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的方法与取径

当下古代中国边疆研究应建立起以区域史观、断代史观与整体史观三维度三变量相互联结的以时间与结构为核心的研究方法体系。区域史观视阈下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长时段之规律、特征的抽象与断代史观视阈下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的短时段的内地族群与边疆族群互动与交融的特性之归纳,都属碎片化的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唯有以区域史观、断代史观为基础的整体史观视阈下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才能将碎片化的古代中国疆域史各种材料议题之问题意识与科学实证有机地统合起来,才能实现古代中国疆域史之特殊性、普遍性、规律性认知的可能性,达成中国学者话语体系下的具有“中国化”的古代中国疆域史的学术认知。     

略论清代边疆政策的研究

清朝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为巩固自身统治,其治理边疆的政策广泛吸取了历代治理边疆的经验教训,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内容。清代的边疆政策是中国边疆史地学传统研究项目,古今学者对此进行的广泛评述与研究,已成为我们今天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础之一。既然要研究边疆政策,首先要弄清“边疆”的含义。简言之,边疆就是指直接与国界相     

清末循化厅抢劫案件法律适用问题探析

清末循化厅藏族内、藏族与其他民族间经常发生的抢劫案件主要依据"番例番规"追赔罚服。在蒙古与藏族间的抢劫纠纷中,除依"番例番规"追赔罚服,对挑起事端的首要分子等常依《蒙古律例》惩处。若发生重大抢劫案件,官府常依照以《大清律例》为代表的律例惩处重要滋事之人。两造抢劫案件多元异质化的法律适用状况,反映了"因俗而治"理念下,官府针对多族群杂居状况下各守各界及维持势力均衡的考量。官府在民间调处和官方裁断的互动中积极解决两造抢劫纠纷,并且注重适用法律时的协调与渗透,借此加强法律控制,增强国家权力。循化厅两造抢劫纠纷的解决,为维护社会稳定和边疆安全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民族地区的纠纷解决与秩序形成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清代广西地方志的荒政思想与灾害文化——基于边疆治理的视角

受到荒政意识与边疆治理的影响,清代广西修志者尤为重视祥异、水利、仓储、祠祀等条目的书写。“天人感应”是清代广西地方志祥异条目的核心思想,修志者将灾害解释为“上天示警”,以此提醒地方官员引起重视,并采取措施加以应对。受到荒政思想的影响,清代广西修志者着重强调兴修水利、广建仓储对于防御灾害的重要性,并结合水源利用与仓储运作的实际情况指出相关问题,以期本地官民予以重视,及时改善。清代广西地方志的祠祀书写,体现出灾害文化与方志纂修的密切互动。清代广西修志者重视灾荒问题的书写,对于荒政思想的传播、灾害文化的建构,以及边疆秩序的稳定具有积极作用,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社会治理。     

明清土司司所志编纂研究

土司司所志是土司辖区重要文献,明清时期广泛分布于今我国西南、中南以及中南半岛北部区域。上级志书编修需要、展示守土之责、表彰祖先功绩是其编纂的三大动力,纂修人员构成中基本都包含土司家族成员,编纂体例与府州厅县志无异,但拥有“世系”“土兵”“土司家族契约文书”等特色篇目。对照传统府州厅县志,土司司所志具有家族性、民族性、多元性等特点,在西南史地、边疆以及方志研究中具有重要文献价值。     

治狱与治边：晚清循化厅的藏族部落纠纷审判

晚清循化厅对藏族部落纠纷的审判,既是一般意义的理讼治狱,有时也有抚治边疆的意图与目的。其判决通常以法律规范为基准,有时也依法酌情判决,有时则既非依据法律,也非依据情理,而是依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做出抚定两造及各利益关系方以安稳边疆的变通裁判,实际上是当地部落、寺院、官府等地方权力相互斗争的结果。晚清循化厅的藏族部落纠纷审判,在一定程度反映了传统藏族聚居区部落纠纷解决方式发展的状况、趋向及其社会秩序的形态、法律秩序中地方与国家的复杂关系。     

开拓边疆治理研究新视野——以清代滇越交界地区为例

正近年来,国家建构、疆域形成、边疆治理、国家认同等成为学界研究的重大热点问题,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与突破。但是,国家力量如何深入边疆?国家治理如何抵达最边远的区域?历史疆域如何向主权完整的国家领土演进?清代深化边疆治理的主要方略有哪些?学界对这类问题的研究仍存在缺憾。为此,我们试图以边疆史地的视角和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对中越交界的滇东南边疆地区的国家治理时空演进进行研究,作为对上述缺憾的补缺和实证研究的尝试,以期能开拓边疆治理研究的新视野。     

常与变：唐、清西域治理之比较

唐、清为中国历代王朝治理西域的两个最具代表性的朝代,其治理诸端较为集中地体现了王朝国家建构及清末民族国家建构转型之发展流变。文章以国家建构为主题,从唐、清西域治理之比较切入,从唐、清二代于西域治理之族群文化背景、天下体制、羁縻制度、治边法制及近代转型等五个基本方面展开具体分析,通过比较唐、清西域治理之异同,阐明唐代于清代西域治理之规定性、清代于唐代西域治理之连续性以及唐、清二代西域治理的相异性,为当代新疆治理提供借鉴。     

第十八届国际清史学术研讨会述要

正由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故宫博物院和云南师范大学共同主办,云南师范大学承办的"第十八届国际清史学术研讨会"于2019年7月11—13日在云南昆明召开。会议以"清代边疆及清史其他重大问题研究"为主题,与会学者围绕清代边疆研究、明清史研究、清代人物和制度研究等问题展开研讨。清代边疆研究。马大正作了"深化清代边疆治理研究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对深入研究清代边疆民族问题提出具有启发意义的观点。李治亭论证了"古代边疆如何定义""清代边疆与历代有何     

边疆研究的国家视角

在我国追求以综合国力提升为目标的全面、持续和稳定发展,以及国家在领土外的活动日渐突出的条件下,国家治理和发展的地理空间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边缘性区域问题的影响日渐突出,形成了所谓的"边疆热"。在此过程中,国家视角的边疆研究应运而生并呈异军突起之势,引起广泛关注。国家视角的边疆研究,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待和界定边疆,把边疆视为国家疆域的边缘性区域,着眼于厘清各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复杂边疆现象和边疆问题的本质,揭示边疆和边疆问题发展演变的规律,构建边疆和边疆治理的阐释理论,探索各种边疆问题的解决之道,提出解决边疆问题的政策建议,并以此服务于国家的边疆治理。不过,边疆研究的国家视角并不排斥和否定边疆研究其他视角的意义和价值,而是期待在国家视角与其他视角边疆研究的共性的基础上,共同构建边疆研究统一的基础平台,共谋边疆研究的发展,以期为国家的边疆治理提供有效的知识供给。     

清代回疆地区方志研究

清代回疆地区方志是官员治理回疆的重要文献资料,其编纂特色鲜明。满蒙汉族官员先后广泛参与编修,志书编修重点从清朝前期以反映民俗生活为主到中后期凸显资政、教化功能,直观反映出回疆地区治理特点。志书牢固树立“大一统”国家观念,真实记录少数民族领袖人物维护边疆安全作出的贡献,是当地民众反抗分裂势力的有力例证。大量回疆特色史料,更是为他地所无,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     

清前期治边思想的新突破--对广西“一府两运河”独特现象的解读

本文以史实为依据,从清廷逐步加强西南边疆统治的角度出发,主要从改土归流、滇铜北运、西米东盐等方面对清代广西“一府两运河”繁盛原因作一解读。在此基础上,论述清统治者加大对西南边疆的治理与开发根源于其治边思想的新突破。     

清代伊克昭盟行政制度内地化的起始时间与标志研究北大核心CSSCI

边疆行政制度内地化是边疆政治内地化的主要标志。作者认为清代内蒙古地区内地化始于行政制度内地化,然后是经济、文化内地化。清代大一统国家的建立为其行政制度内地化创造了条件,清政府推进边疆行政内地化的努力不容忽视。以伊克昭盟为例,从范围、边界、行政中心等要素上考察,其行政制度内地化始于清初实行的盟旗,而非康乾时斑的设厅或清末的筹省设县。     

清代伊克昭盟行政制度内地化的起始时间与标志研究

边疆行政制度内地化是边疆政治内地化的主要标志。作者认为清代内蒙古地区内地化始于行政制度内地化,然后是经济、文化内地化。清代大一统国家的建立为其行政制度内地化创造了条件,清政府推进边疆行政内地化的努力不容忽视。以伊克昭盟为例,从范围、边界、行政中心等要素上考察,其行政制度内地化始于清初实行的盟旗,而非康乾时斑的设厅或清末的筹省设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