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文革办事机构的见闻

调入中央文革办公室李宇锋(简称:李):您是什么时候调入中央文革办公室的?李传俊(简称:俊):我是天津人,长在北京,1962年2月入党,大学文化程度。1966年8月我在北京军区装甲兵部队任机要参谋,总政通过北京军区调我到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后改为办事组)工作。那时,军委三大总部和军事院校搞运动,所以总政只能从野战部队调干部充实到中央文革办事机构工作。从全军各部队调来的有宋伟、田会贞、高长山、张根成等,包括记者站记者     

四川“文革“的一段往事

经历过四川"文化大革命"的人,都会知道1967年5月中央颁布的<红十条>,这是当时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一份重要文件.那时,我正在"中央文革"记者站工作,分工负责编辑西南地区的内参稿件,因而有机会在北京参加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有关会议,对当时的一些实情有所了解.     

王光美去桃园以后——1967年我在“中央文革记者站”的一次采访

主动请缨去桃园 1967年元旦之夜,“中央文革”办事组电话通知“中央文革记者站”,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几个成员要接见记者。当时派往各地的记者大都回到北京,我们整队赶到钓鱼台去,在一个小礼堂坐下不久,江青、康生、陈伯达、王力、姚文元等人出现在台上。江青讲话时,先是讲了一些关心记者的话,然后就对记者工作大加指责。她要大家不要再住在军队,“被人家包围了也不知道,     

我在“中央文革记者站”的经历

1967年1月,正当"文化大革命"以疾风暴雨之势开展之际,我作为"中央文革记者"站的一名记者,被派驻广州,经历了一段刻骨铭心的岁月.     

我在中央文革记者站的一次突击采访

“中央文革记者站” “中央文革记者站”成立于1966年9月初,第一批记者共约二十六七人,是新华社军事部和驻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的军事记者,都是现役军人。1966年年底,由于各地都乱了起来,人力不够,才从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调来一批记者和编辑,两者加在一起共约40人左右,不是军人的无一人穿军装。再后来又从各大军区、解放军政治学院调来军队干部155人,从马列学院调来14人。前者都是军人,仍穿军装,后者是地方干部,仍穿便衣。直到最后“记者站”撤销时,总共也只有236人。     

陈伯达和江青的矛盾

口述者：王保春：1930年生,1946年6月参军,1947年3月入党,1951年到中宣部机要室工作,1961—1970年任陈伯达秘书。王文耀：1934年生,1951年到中宣部工作,1961—1970年任陈伯达秘书。参加者：阎长贵：“文革”中江青第一任秘书。杨银禄：“文革”中江青第二任秘书。访问人：郑仲兵、李宇锋时间：2012年4月19日陈伯达从什么时候开始和江青产生矛盾了李宇锋（以下简称李）：陈伯达从什么时候开始,和江青产生矛盾了呢？王文耀（以下简称耀）：陈1966年国庆节后出院,从这以后,他在中央文革小组说话就不怎么算数了。陈觉得中央文革小组本来是隶属于中央的一个具体工作机构,怎么一下子权力弄得这么大呀!所以他当时就找人起草文件,说文革小组的有些事情必须请示主席和中央。     

我在《文汇报》“北办”的经历

《炎黄春秋》2011年第6期刊登《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前后》一文,里面提到"《文汇报》为此印的白头《文汇情况》,由张春桥直送江青,报给毛泽东。负责搜集情况的是《文汇报》北京记者站的负责人艾玲。为此张春桥还讲过,艾玲对批《海瑞罢官》是有功的。所以‘文革’中张春桥保过艾玲"。艾玲是1936年在广州参加革命,     

“我们不是首长!”

“文革”期间闹出来的荒唐事甚多。这里所述的一则荒唐尤为奇特 ,并且发生在贵州省某自治州境内。一次 ,省某报社驻自治州记者站站长要会同军分区和党委通讯组的同志赴某区（当时县以下设区 ,区辖公社）采访 ,找到正在县城开会的区革命委员会的“头头” ,言及要到该区作新闻采访。不料 ,这位“头头”迳直往区里去电话 ,声称上头要来人了解情况 ,还有省里的记者 ,务必做好准备 ,特别是要热情接待。在区里主持工作的区革委副“头头”脑子一热 ,想当然地把“上头来人”视作“中央领导人”。一时忙得不亦乐乎。又是组织了庞大的迎接队伍 ,又是拉…     

"武汉事件"在中央文革小组激起的波澜

一 　　"武汉事件"是指1967年7月20日正在武汉处理两派联合的中央代表团成员王力,被武汉的群众组织"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一派殴打、扣押的事件.中央文革小组获知这个消息后,从上到下大为震惊.周恩来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马上开会研究营救王力的措施,刚从武汉回京的周总理又折回武汉.……     

“文革”前17年与新时期反腐败的比较

针对文革前和新时期不同的社会环境,党和政府分别采取了相应的反腐败措施。相同的措施是:中央高度重视反腐败工作;开展经常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腐败分子严厉惩处。不同的措施主要有:反腐败的组织机构健全程度不同,文革前主要是党的监察机构在发挥经常性的作用,新时     

“张赵反革命集团”案始末

1974年到1975年间,山西太原发生了一件石破天惊的"反中央文革"的大案,上报中央后,江青批示:"这是一个很厉害的反革命集团。"这个集团是由张珉、赵凤岐等人发起的,故称为"张赵集团"案。一"张赵集团"的主要成员有:张珉,文革时是太原重型机械学院学生,曾任过"红联站"(是山西省一个群众组织,先造反,后保守)总负责人,毕业后,在太原化肥厂任汽车队机     

我所经历的北大“文革”武斗

正1963年,我考入北大技术物理系。自1966年6月至1970年3月,在北大全程参与了这个时期的北大"文革"运动。1967年8月17日北大井冈山兵团成立后,不承认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校"文革")是领导全校的权力机构。因此在1968年的北大武斗时期,校"文革"和新北大北京公社是支持北大聂元梓一派势力的两个机构。校"文革"是北大权力机     

“2·4”批示前后

正1967年2月,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湘江风雷"发出"2·4批示",内容只有50个字:湖南军区对"湘江风雷"、"红旗军"的反动头目,应该立即采取专政措施,分化瓦解其中被蒙蔽的群众。这个意见并电告广州军区。中央文革小组是毛泽东提议建立的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专门机构,它代替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从1967年1月11日起,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署签发中央文件。中央文革小组可     

《光明日报》湖北记者站建站亲历记

《光明日报》是中共中央领导的全国性综合日报,在北京出版,国内外公开发行.粉碎"四人帮"后,被迫停止活动的《光明日报》所属多省、市、自治区记者站陆续恢复.我是1978年8月至1980年5月在湖北记者站工作的,是记者站建站的亲历者.这是我一生中难以忘怀的、极具历史意义的一段经历,也是我人生价值的一次实践.如今我已步入高龄,...     

主力红军突围转移前夕的《红色中华》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报 ,在第 5次反围剿斗争中适时地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在版面安排、内容部署上 ,突出重点 ,集中反映反“围剿”的各项工作。开展猛烈的扩大红军运动的宣传。第 5次反围剿斗争中 ,红军伤亡惨重。为配合临时中央开展的扩红运动 ,《红色中华》报集中版面予以报导。 193 4年 5月上旬 ,临时中央决定在 3个月内扩大红军 5万名 ,《红色中华》报派出记者 ,从 7月 7日开始对这一活动做了追踪报导 ,扩红突破 6万余人。 193 4年9月初中共中央组织局、军委总动员武装部 ,少队总队部、总政治部动员部…     

为曹荻秋平反的争议

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主席对不少老干部要求弄清问题、落实政策的来信,做出了批示,周恩来总理抓紧解放老干部的工作,一批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得到解放。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于1972年8月成立了专门机构,配调人员集中力量从事这项工作。开始是在干部组下设一审干组,1975年6月扩大机构、     

评《王力反思录》

王力1960年开始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1961—1964年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秘书长,1964年晋升为中联部副部长,1964年开始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文革中,从1966年4月参加起草《五一六通知》到1967年8月底被打倒,王力作为文化大革命领导机构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不仅是文革的亲历者、当事人,而且是一个领导者——陶铸倒台后,主管宣传的领导者,     

记住汶川 别忘唐山

当时姚文元还提出一个口号,叫"抗震不忘批邓",还要在救灾前线搞阶级斗争1976年7月28日凌晨,唐山大地震,全国动容。这一年,张广友46岁,他已经在新华社记者的岗位上工作了很多年,在此前他以记者之笔记录过三年大饥荒、"文革"武斗、1975年淮河大水灾。     

陈永贵与记者的恩怨——兼忆“文革”时期新闻记者在大寨采访的遭遇

陈永贵从大寨创业出名到当上国务院主管全国农业的副总理,被媒体追踪报道长达近20年。他在同记者长期、反复打交道的过程中,深谙新闻工作的重要性与作用,对记者的采访与报道给予过支持和鼓励。然而"文革"中,却对记者有了戒备,甚至反感和斥责记者,把记者赶出大寨,不准再来采访。据不完全统计,"十年浩劫"期间,     

惊动高层的“围攻外宾事件”

1972年秋,一支由17人组成的罗马尼亚私人旅游团悄然来到中国首都北京,进行为期7天的旅游。这是中国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允许进入大陆地区进行私人旅游人数最多的一个外国团队。由于"文革"而造成的多年闭塞,以及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现状,这支来自巴尔干半岛的旅游团意外遭到了中国民众的"围攻",从而惊动了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本文向读者朋友披露的正是这一鲜为人知的内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