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龙 钱门传薪人

钱穆去世已24年,叶龙还保存着当初上钱穆课时的笔记,接下来会继续整理出版。这位长年声尘寂寥的钱穆学生,将继续把钱穆留下的薪火传给世人 在钱穆《中国经济史》大陆版出版之前,中国内地对“叶龙”这个名字并不算熟悉。今年1月,该书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封面的署名是“钱穆讲授,叶龙记录整理”。“叶龙”两字,才随着一代儒宗钱穆的名字,在内地广为流传。     

试论钱穆与胡适的交谊及其学术论争

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钱穆与胡适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学者,一个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西化派的代表人物;一个是传统史学派的大家、文化民族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本文以钱穆眼中的胡适为切入点,分析了不同时期两人的学术关联及其文化观的异同,认为钱穆对胡适的评价经历了一个由尊崇到疏离再到公开批评的转变过程,研究这个转变过程,对于20世纪的中国学术思想史而言,应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我所了解的钱穆老师

据报载钱穆教授于1990年8月31日在台北病逝,享年96岁。钱穆教授是我抗战前在北大史学系学习时的老师,今闻他的谢世,悲痛异常!不禁使我想起他在北大红楼任教时的情况。今将我所了解的他的事迹略述如下: 钱穆字宾四,江苏无锡人。他还在上中学时,因反对中学开设修身课,被同学们推选为代表,向学校当局交涉,要求取消修身课。学校负责人说,谁反对修身课,可以签名,钱穆挺身而出,首先签名。不意他一人签名后,学校当局便宣布停止签名,结果签名单上只有他一个人的名字,学校当局便把他一人开除学籍。时已临毕业考试之际,他既无权参加考试,     

钱穆政治思想研究

钱穆政治思想研究翁有为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正如他对中国文化有着独特的体认与审视一样①，他对中国政治也有独到的体认与思考。本文拟从钱穆对中国政治的体认、对中西政治歧异的比较以及他对中国政治前途的构思等三个方面加以探讨。一钱穆对中国政治的体认钱穆虽为一介书生...     

中西文化论争中的钱穆大文化观

处在中西文化论争时代大背景下,钱穆创造出大文化观思想体系来应对西方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冲击和刺激。钱穆学术生命始终随着其所在政治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以此大致可以把钱穆的一生划分为大文化观的酝酿、大文化观的提出、大文化观的总结传承三个阶段。纵观这三个阶段,钱穆是一位中国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其生命历程和时代主题相契合。     

钱穆论史体与史书

钱穆对中国史书各种体裁作出全面的分析。他推崇编年体、纪传体 ;特别强调列传体 ;对纪事本末体批评较多 ,对志书、方志等各种史书 ,都有述评。钱穆对史书体裁的分析 ,反映出他的史学思想     

论钱穆文化民族主义史学思想的形成

在20世纪的中国史学中,钱穆的史学独树一帜,是文化民族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钱穆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发轫于30年代中期,形成于30年代末,以《国史大纲》的完成为其标志。以考据起家的钱穆最终转向对考据学风的批评,是因为他认识到一味埋首考据,不利于民族精神的张扬,所以他站在民族文化的立场上对新考据派作不遗余力的批评,这是他文化民族主义思想产生的内在动因;基于民族危机的刺激而产生的救亡意识是他文化民族主义思想产生的现实动因。自《国史大纲》完成后,钱穆学问研究的重心发生了转变,由历史研究转向文化研究,为中国文化招魂、续命遂成为他一生的志业所在。     

钱穆:这是我的女儿第一次为我擦背

正钱穆、钱逊父子,因1949年钱穆“离家去国”,音讯隔绝长达30年。钱逊曾说,“有人说起我的家庭,常说家学渊源云云,我深感惭愧”。他还说,听父亲教诲的机会少,是人生的一大遗憾。1980年4月,父子之间终于通了家书,当时钱穆已86岁。他在信中说:“我此两年多来双目已近失明,不能阅报,不能读书,惟尚能握     

“不知宋学，则无以评汉宋之是非”－－钱穆与清代学术史研究

钱穆是20世纪中国研究清代学术史的大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他研究清代学术史的名作。钱穆主要是从宋学的角度来研究清代学术,提出了清代汉学渊源于宋学,“不知宋学,则无以评汉宋之是非”的名论断。由于钱穆治清代学术史主要以昂扬宋学精神为主旨,所以他在评价和判识清代学人学术思想的高下深浅时,就贯穿了一条是否有志经世、是否心系天下安危的宋学精神为其评判标准。     

钱逊：论语是人生的常理

钱逊,著名历史学家钱穆之子,江苏无锡人,1933年生。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现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国孔子基金会理事。     

钱穆在中国近代史书写中所体现的学术精神

正江苏无锡钱穆先生(1895-1990),一代鸿儒,自学成才,兼涉四部,尤以国史名家;从教历小学、中学而大学,1949年只身去香港创办新亚书院,有教无类;于风雨飘摇中坚守与阐扬中国文化,尊之者以为朱子以后一人而已。笔者读钱穆书有年,沉醉其中,拟发掘钱穆在中国近代史书写中所体现的"学术精神"。我之所谓"学术精神",旨在彰显如影随形地"指导"其作出历史判断、进行历史书写的学术理念、价值观与人文意识。     

一百年未谁著史

“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之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的序言里这样写道。“七七事变”之后．时任北大历史系教授的钱穆,随西南联大师生一路颠沛流离,辗转大半个中国．最后在昆明岩泉禅寺落脚,身边只有陆续做了3年的摘写笔记,钱穆就在此基础上开始写作《国史大纲》。战乱、剧变、满目疮痍,“中国会不会亡”的残酷命题每天都在刺激他,《国史大纲》因此创见迭出,成为通史类著作的经典。     

“中国式专制”抑或“中国式民主”——近代学人梁启超、钱穆关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探讨

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看,并非如有些学者所论,梁启超主张中国古代专制说,系不加反省地全然接受外来学说;钱穆反对“专制说”,妨碍了对历史的认识。实际上,无论梁、钱,他们在主张或反对中国古代专制说时,均是站在中国立场上,注意结合中国的历史来分析和解决中国的问题,与“西方的依附”没有多少关系。梁启超对中国古代专制特点的概括和分析,对专制理论的运用和解释,具有浓厚的本土色彩,而非被动行为。钱穆从人文的角度反对中国古代专制说,戳中了“专制说”的一些矛盾之处,显示了与社会科学治史不同的理路。而他提出的“中国式民主政治”,首先是为解决现实问题而寻得的答案,而不可简单视作“科学考订”的产物。     

儒家价值观的本质与特征——以钱穆《双溪独语》思理作研探

钱穆《双溪独语》和宋明《语录》不同。后者是段落性的短语,不自成篇章;前者是阶段性的文章,可以自成篇什。《双溪独语》虽为散列,仍能独立成体,这因《双溪独语》所写,是文章的论作,始末之间,首尾一贯,所以不觉突兀。虽论辨儒道、儒佛、礼教及文学赏鉴,剖解开来,对于儒道的辨析则较深沉。盖以钱穆认定中国文化的主体仍在儒家,不论德性之知或闻见之知,终极都在成人。是以儒学的意涵在篇章中论述较多,简要如五伦的教化,仁者的行事,及处世礼仪,该书都不厌其烦申说,意谓儒者价值的确立,近处可以明德,远处可以亲民,由近及远,都能顺势达成;再由儒者的价值评断说,中国小说戏曲中的爱情、婚姻,也具明德亲民的嘉言美行。由此亦知研读《双溪独语》的论作,不仅欣悦钱穆剀切的训示,对儒家的认知也有更深入的理解。     

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中国新史学之双轨

中国新史学中最常见的两种历史研究方式是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前者旨在建立历史事实之真或寻求历史演变之理,后者则以探寻历史之意义或彰显切实之史识为目标,此二者可谓中国新史学之"双轨"。中国新史学正是沿此"双轨"向前发展的。从新史学之"双轨"着眼,并依据"新异性的标准",中国新史学界应有"八大家",他们分别是: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顾颉刚、傅斯年、郭沫若和钱穆。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这两种不同的历史研究取径,展示了中国新史学研究的多元面相,二者之间是相互融通的,并无根本性的冲突与对垒,其在治史观念与方法上亦可做到相互补益,相得益彰。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因陷入"科学"迷思的褊狭"新史学观",以科学实证拒斥文化阐释,故而未能将钱穆基于"文化"视角来研究历史的文化史学视为新史学。钱穆的新史学特质主要表现为:在继承中国传统史学遗产之基础上,注重历史研究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以文化为本位,以阐释为取径,其典型表现是"以士释史";以中国为立场,注重探寻本国历史文化之意义,探求与本国历史文化相符合之史识,强调历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钱穆的新史学观与后现代主义在批判科学主义历史学、反对文化一元论和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等方面多有契合之处,但其以"于客观中求实证"为基础的历史认识论与走向历史虚无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钱穆对"宋学"的现代诠释

在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脉络和历史演进中,钱穆先生最为认同、推重"宋学",并在自己的众多著述与讲演中论涉了宋学问题,对宋代学术文化作了广博而精微的研究.探求和考察钱穆之所以推重、认同宋学的原因及其对宋学的现代诠释,不仅可以进一步深入钱穆的思想世界,且对中国学术文化传统的更新与重建之思考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综合钱穆的论说与诠释,他所念兹在兹的宋学,其意涵可以概括为五大要点,即:融释归儒的宋学血脉,开创近代的宋学地位,明体达用的宋学精神,综汇贯通的宋学气象,天人合一的宋学境界.     

郭齐勇：现代管理中的儒家智慧

郭齐勇,湖北武汉市人,1947年生。现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国际中国哲学会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等职务。主要学术著作有:《熊十力思想研究》、《天地间一个读书人:熊十力传》、《钱穆评传》(合著)等。     

政治视角与钱穆的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

钱穆以宋学为坐标和价值尺度,评判和衡论清学。但我们往往从现代西方意义上的纯学术角度来定义宋学和清学,误认为是从学术自身来论。实则在钱穆所谓的“宋学”中,政治居其半,本身已包含了从政治角度衡论清代学术思想的视角。钱穆认为“每转益进”是中国学术演进的正常法则,但清代学术思想却是“每转益退”。新发现的钱穆《论清儒》三个版本的文字异同,为此论断增添了确证。就清代学术思想研究中的政治视角而言,钱穆比章太炎更激进,使其成为从宋学论清学的内在组成部分,完成了学理上的建构,这就是宋学中极为重视的《春秋》夷夏之辨。     

钱穆的中西史学比较观

中西史学比较研究是钱穆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 ,钱氏往往是以此来阐明史学的本质、方法、功用和中国史学精神。其中西史学比较研究主要包括中西史学关于历史中人与事关系的认识、史学的通变观、史学的体例和体裁、史学编纂方法、史学功用、史学发展形式等方面。钱穆的中西史学比较观是建立在他的民族文化生命史观基础上的 ,意在为他的中国史学优越论和中国历史文化优越论提供理论和历史的依据。它既有积极合理性 ,也表现出文化保守性和民族狭隘性。     

读陈祖武著《中国学案史》

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界兴起各类专史的研究，如经济史、外交史、军事史、史学史、学术史等专著陆续涌现，是传统史学在西方影响下逐步近代化的表现之一。其中中国学术史的著述，以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两部同名书相互辉映，久已享誉学界。近年论著频出，知识幅面多有铺展，而研究的深化问题，亦成当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