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都市区就业空间分异与职住空间错位行业识别

城市就业空间分异与职住空间错位是反映城市空间结构特征且存在密切联系的两项重要议题。分析了北京都市区就业空间分异特征，识别了对职住空间错位影响显著的行业。结果表明：①从城市中心向外延伸，分布产业高度具有显著的梯度性和圈层结构特征；②就业行业空间分布可分为四种类型：中心城区集中就业的高端商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中心城区为主近郊区集聚就业的文化科技型服务业，近郊就业为主的传统服务业和生活服务业，远郊就业为主的保障性服务业和生产制造业；③批发和零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及教育业等五大行业对北京都市区职住空间错位影响显著。     

上海都市区制造业就业格局的演化及影响因素

制造业是城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推动城市空间格局演化的重要驱动力。本文采用上海1996年、2004年、2008年制造业企业分街道就业数据,分析上海都市区制造业的空间格局演化,采用计量模型探究了制造业就业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上海都市区制造业就业空间格局已经基本实现了郊区化,并涌现出了稳定的制造业次中心;区位、交通、地价和政策因素对制造业就业格局的形成有着显著作用,而且这些因素的作用存在着显著的行业间差异性。为实现制造业的合理布局和城市空间结构优化,政府应该尊重市场规律和不同产业的特点,为不同产业选址布局提供相应的空间供给和基础设施。     

上海大都市区物联网产业集聚与空间演化

新兴技术产业的空间集聚与扩散对大都市区的空间结构有直接的影响,厘清新兴技术产业的空间分布和区位选择规律对新兴产业集群培育和大都市区空间结构调整都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本文分析了上海市物联网企业的空间分布和集聚特征,结果发现初创期物联网企业在郊区集聚,随后向郊区其他区域扩散,并呈现出从单极向多极集聚转变的空间演化进程。通过构建负二项回归探究上海物联网企业的区位选择因素,结果表明制度因素和企业集聚效应对企业区位选择有重要影响。在产业发展初创期,企业区位选择受政府管制和市场机制双重影响,其中制度因素发挥了关键作用;而在随后的兴起期,产业集聚效应对新企业的入驻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京津冀城市群产业投资网络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利用2000—2019年工商企业注册数据库中的企业投资汇总数据构建京津冀城市群的产业投资网络,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研究其演变特征及行业差异,在此基础上利用QAP回归分析探讨其影响因素。主要结论为：产业投资规模呈阶段性增长,投资空间范围扩大,投资格局从单核辐射网络演变为“双层三角联动辐射网络”,核心—边缘结构明显但极化现象逐步减弱。产业投资网络存在行业异质性,制造业呈现等级辐射网络,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业呈现单核辐射网络。影响因素从以经济规模和劳动力成本为主演变为行政界线、劳动力成本、科研创新、金融市场、经济规模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影响因素也存在行业异质性。     

城市娱乐休闲设施的空间结构特征——以上海市为例

随着文化娱乐活动的日益频繁,娱乐休闲设施的合理布局越发重要。文章首先明确了研究对象及其类别,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影响娱乐休闲设施分布与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然后根据上海目前娱乐设施的分布,划分了分布类型,并从娱乐设施的规模和内容着手,分析了空间结构,归纳了娱乐休闲设施的区位特征。最后阐述了娱乐休闲设施的发展变化趋势。     

城市内部不同所有制制造业区位时空演变研究——以无锡为例

制造业发展及其区位演变是中国近30年来城乡空间发展的主要动力,不同所有制制造业区位变迁是解读经济体制改革作用于城乡空间发展机制的重要视角。基于1985、2004、2013年制造业企业数据,运用空间分析技术及计量模型,探讨无锡不同所有制制造业区位演变规律及其体制动因。结果表明:无锡制造业空间从以中心城区为主的"单中心"格局向以郊区为主的"多中心"格局演进,表现出显著的郊区化和空间不均衡特征,其中土地有偿使用的市场力量和各类开发区设立的行政引导是重要驱动机制,而区位通达性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弱;不同所有制制造业的区位演变呈现出差异化的体制响应特征。本研究对无锡的产业布局优化和城乡规划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沈阳市工业空间重组及其动力机制

在分析城市工业空间结构演进规律的基础上,对沈阳市改革开放以来工业空间结构的演变进行分析,发现沈阳市工业的空间扩散趋势明显,进入工业郊区化的发展阶段。城区传统工业企业外迁,优化了城区的土地利用结构。近郊工业化成效显著,成为沈阳市新的工业基地。指出工业发展和结构调整,城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生态城市建设,跨国公司的FDI,文化观念的转变均是影响沈阳市工业空间重组的重要因素。     

上海市产业空间分布的密度梯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上海工商局的企业数据,本文采用密度梯度法,对不同产业的空间分布形态进行测算和比较,并探讨影响密度梯度的因素。结果显示,总体而言上海绝大多数产业的空间分布呈现距离衰减形态,即离城市中心越远,密度越低;不同产业之间密度梯度差异很大,总体而言生活服务业梯度较大,生产者服务业次之,制造业最低;此外,就业规模较小和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产业密度梯度也较大。研究揭示了城市空间结构与其产业结构之间存在联系,有助于更好地制定城市产业政策和规划政策。     

基于街道尺度的南京市老年人口空间分布演变研究

基于南京市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分乡镇、街道数据,通过街道和圈层双尺度分析了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差异、空间差异以及空间相关性,探讨南京市街道老年人口的空间分布格局,采用热点区演化分析了街道老年人口的时空演变特征。结果显示:①近10年南京市街道老龄化系数总体上呈现"跨越式"圈层蔓延扩散的空间分布特征,处于老年人口成长阶段的街道由分布在中心城区和主城区的交界地带转变为向主城区蔓延的趋势,轻度老龄化的街道分布在中心城区,中度老龄化阶段的街道集中分布在主城区和郊区,重度老龄化阶段的街道以郊区为主。②街道老年人口密度类型为密集区,密度最高的区域位于中心城区,郊区次之,主城区内密度最低。③南京市街道人口老龄化率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随着时间的推移,街道人口老龄化在空间上的差异增大,集聚效应减弱,空间上的发展渐趋不均衡。热点区分布呈现"冷-次冷-次热-热"的圈层式空间分布格局。④从历史因素、人口生命周期、城市变迁三个角度分析了影响南京市老年人口分布和演变的主要因素。     

河谷型城市兰州中心城区人口规模初步研究

人口容量规模是城市发展的战略性议题,尤其河谷型城市。基于用地空间、水资源及生态环境三个主要影响因素,对河谷型城市人口容量规模的测算途径和方法进行了探讨和总结。以典型河谷型城市兰州中心城区为例,估算了其在该三个因素下的各自适宜人口规模和最大人口规模,进而反映出河谷用地空间对中心城区人口规模的限制作用较水资源及生态环境更为强烈,并根据木桶原理最短边,得出现有条件下适宜人口规模为230.56万、最大人口规模为342.17万的基本结论。     

高速铁路对中国城市产业结构的影响研究

交通是影响城市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高铁作为一种新型交通工具必将对城市产业发展产生影响。修正市场潜力模型分析高铁对中国城市产业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①总体上,高铁提升了城市服务业的比重,降低了城市制造业的比重;制造业型城市和服务业型城市的服务业比重都得到提升,制造业比重都下降;从单个城市来看,高铁提升了大多数制造业型城市和大多数服务业型城市服务业的比重。②对于制造业型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高铁主要促进该类城市一般服务业比重的提升;对于服务业型城市的产业结构强化,高铁主要促进这些城市高端服务业比重的提升。③高铁的开通增强了中心城市的溢出效应,促进了中心城市及其周边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     

重庆市城市贫困空间特征和影响因素研究——兼论东西部城市的异同

中国城市社会经济转型与重构背景下,城市贫困空间特征是城市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本文以西部城市重庆为例,探讨贫困空间的分布、演变和影响因素,并兼论与东部城市的异同。研究显示,在重庆市层面,贫困空间分布差异扩大,都市区得到较大程度改善,渝东北偏远县城则逐渐恶化。在都市区层面,贫困空间分布非均衡性较强,与老城区、工业及其配套居住区耦合。这种特征受到"体制"和"市场"因素的系统作用,体制因素是历史空间继承、早期住房政策与分配制度、城市规划对保障住房的布局引导;市场因素体现在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房地产开发和内城选择性更新等。根据西部城市的贫困特征,反贫困政策应该重点促进都市区局部地区和偏远辖县区的发展。     

辽宁省城市中心性研究与城市发展

以辽宁省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在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基于区位商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对城市中心性进行了测度和研究。通过对过程数据和结果数据的进一步分析,发现辽宁省当前城市发展在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社会经济体制、第三产业、经济外向度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基于空间再生产视角的西方城市空间更新解析

1970年代西方开启了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型过程,城市空间的更新变迁都打上了资本积累、资本增殖的烙印。文章将西方的城市更新历程归纳为三个阶段,以空间再生产的视角揭示了城市更新的本质,指出1980年代以来鼓励公共-私人部门共同参与空间再开发成为城市更新的基本特征。文章归纳了西方城市更新的三种模式,并对其经济社会绩效进行了评估,深度解读了其动力机制。最后,文章提出了对中国城市更新的基本判断。     

中国城市人口集聚分布——基于空间效应的研究

城市人口集聚分布以及城市带的形成是一个空间现象,空间力量对其形成和演化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应用空间计量经济学与趋势面分析相结合方法,以617个县级以上城市1998年和2011年的城镇人口和经纬度坐标数据来研究中国城市人口空间集聚分布与趋势。研究发现,中国城市人口分布与其周围相邻城市的人口分布关系密切,并且其6阶空间自相关效应是最强的;同时地理位置对中国城市人口体系的空间分布和纵向形态形成具有显著影响。在空间自相关和空间位置相关的共同作用下,城市人口规模聚集区已在东部沿海地区形成。     

中国城市发展质量的时空分异及其驱动因素

本文基于新发展理念构建城市发展质量测算体系,采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测度中国2005—2018年284个城市的发展质量,借助Dagum基尼系数与核密度估计工具考察中国城市发展质量的区域差异和动态演进规律,并进一步运用地理探测器探究城市发展质量时空分异的驱动因素。研究发现：(1)城市发展质量呈现稳步上升趋势,但“后期乏力”和“东强西弱”的问题突出;(2)区域间差异是城市发展质量差异的主要原因,贡献率为57.04%;(3)城市发展质量的绝对差距逐年缩小,各区域分布延展特征突出;(4)自然条件与经济发展水平是城市发展质量时空分异的主要驱动因素,而人力资本水平和政府调控力度的驱动力正逐渐增强。     

深圳市就业空间结构及其演变(2001-2004)

本文基于2001年基本单位普查和2004年经济普查数据,探讨深圳市就业空间结构的特征及演化趋势。研究表明,深圳市的就业空间结构存在就业密度下降、集聚程度不强、制造业占绝对地位、服务业郊区化等现象,而规划和市场是推动其演变的主要力量,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深圳市就业空间结构将呈现以下的演变趋势:(1)从"带状组团式"向"网状组团式"转变;(2)制造业转型导致就业规模缩减;(3)服务业郊区化促进中心外围组团发展;(4)高端服务业集聚进一步增强。     

关中、中原、山东半岛三城市群产业结构与分工的比较研究

采用区位商、相对专业化指数和相对多样化指数等指标定量分析了关中、中原、山东半岛三城市群的产业结构、专门化和多样化,并考察了它们与城市群发展之间的关系。通过指标计算与回归分析发现,目前三城市群总体上,相对全国而言的偏高的产业专门化和偏低的多样化,不利于城市群的发育;沿海和内地城市群的产业在发展动力方面存在着差异,沿海对产业多样化较敏感,而内陆则不显著;产业专门化不利于城市群发展,而多样化对城市群发展有一定的正向作用,但短期内作用并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