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政策与互动:战后中日安全关系研究》发行

正孟晓旭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17年3月出版,44.5万字,58元该书以安全认知、安全政策、安全互动为主线,将战后中日安全关系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一是从抗战胜利到《旧金山和约》签订,中国试图参与将日本改造成一个民主和平国家的进程,而日本依附美国的安全保护,逐渐偏离了中国对战后日本的安全设计。二是从旧金山体制建立到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日两国在接触和交流中,围绕"两个中国"和恢复外交关系展开了较量、博弈与合作。三是从中日复交至苏东剧     

二战前日本政党内阁对中国政策变化的原因分析

二战前日本两大政党内阁,宪政会.民政党与政友会的对中国政策变幻不定,缺乏一贯性。宪政会以《日英同盟》为基轴,强调维护从二十一条中获利的外交路线;但在护宪三派内阁以后,却转变为以国际协调、不干涉中国内政为内容的币原外交。政友会的对中国政策,从原敬内阁时期的对美协调、对中国内政不干涉,转变为田中义一内阁时期的自主外交。同一政党的不同时期,甚至同一人物主持内阁的不同时期,其对中国政策的变化幅度也极大。虽然中国反日爱国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等因素,对二战前日本两大政党内阁对中国政策的调整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是,在国内经济环境变化的背景下,支持政党组阁的势力的经济利益,才是日本对中国政策调整的决定性因素。     

中日邦交正常化与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外交政策

从岸信介内阁到佐藤荣作内阁时期,日本的东南亚政策出发点带有明显的遏制中国的意图。1972年,中国和日本赶超中美关系缓和的步伐,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东南亚国家对此事高度关注,在欢迎中日恢复邦交的同时,担心两国结成同盟及日本的经济援助流向中国。针对此种情况,日本适时给予安抚,指出中日邦交正常化不针对第三国,并表明没有更改对东南亚的友好政策,将继续扩大对它们的经济援助。日本的安抚、日本与东南亚的紧密经济关系、中日邦交正常化与美日安保关系共存的实现、东西方关系缓和的大趋势,共同削弱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对日本与东南亚关系的冲击。但这并不意味着此事对日本的东南亚政策毫无影响。中日邦交正常化改变了日本对东南亚政策的出发点,令日本的政策不再明显带有遏制中国的意图,还在政治、经济领域重塑了日本外交的外部环境与内部动力,对日本的东南亚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日本池田内阁“一中一台”政策的出笼和破产

为解决经济高速增长导致的市场压力和国内政治稳定及安全保障等问题,20世纪60年代初日本池田勇人内阁组成后,以美国肯尼迪政权调整对华政策为契机,拟定了在使台湾分离于中国主权之外的同时和大陆发展政治关系以至复交的一中一台政策。但因美国的反对和阻挠,池田内阁以特殊方式施行该政策的尝试无果而终。     

现代日本人中国观的变迁——评马场公彦著《现代日本人的中国观》

<正>2014年5月,日本新曜社出版了马场公彦的《现代日本人的中国观》~①一书,该书对日本主要杂志涉及中国的报道、评述进行分析,同时就现代日本人中国观进行了细致的解读。该书研究视角独特,对理解现代日本人对中认知的形成和发展的逻辑、思考如何改善中日两国之间缺乏认同的现状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一《现代日本人的中国观》是马场公彦继2010年出版《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从日本战败到中日复交》~②之后的最新研究成果。在《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从日本战败到中日复交》中,作者就以     

日本"满洲移民"战略意图新探

殖民主义者总是采用军事暴力手段对外扩张,抢占殖民地,以移民的形式来达到其经济掠夺和长期霸占的目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也不例外.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以继承沙俄在中国"南满"的权益,经营旅大租借地和"满铁"及其附属地为契机,便开始了移民侵略政策的实施."九一八"事变,日本武装占领中国东北地区,为日本向中国东北大力推行移民侵略政策创造了"千载难逢的良机".到抗战胜利以前,日本先后向中国东北推行了"武装移民"、"百万户移民"、"满蒙青少年义勇军"移民等"满洲移民"侵略政策,并将其列为日本政府的七大国策之一.日本"满洲移民"从表面上看是一场日本人口的大移动,但其背后却隐藏着险恶用心,其中以治安、国防的军事意图尤为突出.本文仅就日本"满洲移民"的军事战略意图加以探讨.     

日本强掳中国人的真相

日本强掳中国人的真相［日］林伯耀一强掳华工政策的出台１９４２年１１月２７日，日本东条内阁在会议中通过《有关将华人劳工转移到日本内地事宜》的文件。此项内阁决议提出：“鉴于内地劳工供需关系日益紧张，尤其是重体力劳动部门显著不足的现状，将华人劳工转移到内地...     

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的"政经分离"与"政经不可分"之争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政府在对华关系方面曾推行过“政经分离”政策。其核心是:政治台湾,经济大陆。即只承认台湾当局,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此,中国政府提出了“政治三原则”和“政经不可分原则”,与日本方面旨在搞“两个中国”的图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中日复交35年后的今天,“政经之争”早已不再是中日之间争论的焦点。但对如今时而“政冷经热”、时而“政经双冷”的中日关系来说,重温这段“政经之争”的历史,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     

战中后期日本的"重庆工作"述论(1941-1945)

1940年11月13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的<中国事变处理纲要>.提出了"重庆工作"的计划和条件.这一目的虽然没有促进"钱永铭工作",但随着11月30日承认汪伪政府而实现,并奠定了此后"和平工作"基础.1941年,日本加紧发动太平洋战争,"中国事变"转向持久战略而无暇顾及"和平工作".1942年,日本以设置对重庆的谍报路线为主,开展"重庆工作";并以阎锡山为对象开展"对伯工作",来分化国民政府.1943年,日本实施"对华新政策",并在日本领导下、由汪伪政府进行"对重庆政治工作",但到年底,"开罗宣言"的发表宣告了"对华新政策"的破产;随后开始的"一号作战"又使得"重庆工作"无果而终.1944年7月小矶内阁上台后,再次转向通过汪伪政府的对重庆政治工作.但由于汪精卫病死,该工作愈加悲观,只好转由中国派遣军主持.小矶首相还企图主持"缪斌工作",由于受到内部的强烈反对而夭折.1945年4月以后的铃木内阁,为了本土决战,仍企图进行对重庆的"和平工作",但中国派遣军的谈判并未取得结果.抗战中后期日本的"重庆工作"均以失败告终;伪满洲国与日本驻军问题,成为检验其是否有和平真意或和平是否会实现的关键条件.日本在承认汪伪政府的前提下、并主要通过该伪政府进行的"重庆工作",其实质就是要使重庆国民政府沦为南京伪政权,以达到其不战而降的目的,其失败的命运亦是历史的时势之使然.一系列"重庆工作"失败的记录,证明抗战中后期日本对于国民党正面战场仍然主要实施战略进攻;它也从反面佐证了中国政府坚持抗战的伟大意义.     

日本秘档中的"汪精卫工作"考论

我国学界在关于"汪精卫与日本关系"的一些有限的研究中,所使用的资料主要还是中、日双方当事人的资料,以至于这个重要史实,迄今还充满了传奇与神秘的色彩.本文就1939年12月日本内阁情报部发表的"绝密"资料《支那新中央政府成立的经过概要》,对于日本的"汪精卫工作"进行了考论.日本方面首先认定"汪精卫和平运动发端于1938年春中国事变进入正式阶段之际",而并非起于中国内部抗战以来的和战之争.日本的"汪精卫工作",是在1938年1月、11月的第一次、第二次"御前会议"分别决定的对华政策,以及近卫首相发表的第一次、第二次声明之间进行的;汪精卫集团的降日,是日本实施对华政策的必然过程和最终结局.汪精卫在河内"工作"无成的情况下,半推半就地投入了日本的怀抱之中;他既已逃亡上海、蛰居于日本的卵翼之下,其政治生命从此就完全听命于日本.1939年6月的汪精卫第一次访日,把他与日本的关系公开化;回国之后,开始了组建伪中央政权的工作.日本首先自我否定了"重光堂协议",趁机继续贯彻第二次"御前会议"的决定,并把将来对于该伪政权的政策,预定于与汪氏集团达成的密约之中."汪精卫工作"不仅是日本的"谋略",而且是日本侵华国策的产物,前者是从属于后者的,或者说是后者的形式与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