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对日战犯审判的属性问题再检讨

以往学界将盟国在亚太地区所组织的对日战犯审判划分为两类——A级审判与BC级审判,认为A级审判即以A类罪名为审理对象的审判,BC级审判即以BC类罪名为审理对象的审判,国民政府所组织的10场审判应也当属于BC级审判。然而,回到历史现场,“BC级审判”之称实际不符合国民政府审判的实质。从管辖权的规定看,国民政府审判起初自成一派,不以类别区分所辖罪行,后来模仿东京审判,将ABC三类罪名全部纳入管辖权。这与BC级审判管辖BC类罪名的特质不符。从各地审判的实践看,国民政府军事法庭主要审理B类罪行,其次是A类罪行,而不曾审理C类罪行。揆诸实情后,可知国民政府审判不能被认为是BC级审判。“BC级审判”之称反映了后人对各国审判的复杂面相认知不清。相关含义和属性应再加检讨、申明。     

溥仪晚年谈东京出庭作证遗憾

近期出版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是东京审判完整文献首次在中国面世.整套书80卷、5万页、1000万字,再现了那场耗时两年多的世纪审判. 65年前的11月12日,东京审判结束.长达1231页的判决书用了9天才宣读完——这只是对28名日本甲级战犯的宣判,他们当中的7个被判处绞刑.在东京审判中,最轰动的一幕出现在1946年8月16日,因为一个特殊证人的出场.这个人,就是溥仪.     

东京审判中关于日本侵占东北的庭审记录

本文以1947年3月18日、19日东京审判庭审记录为视角,在概述介绍东京审判庭审文献,以及整理翻译3月18日、19日法庭庭审过程中辩护方反证词的基础上,指出庭审文献是通过审判汇集而成的档案文献,体现了法庭审判程序与特点。本文以有关日本侵占东北阶段相关部分的庭审记录、作为辩护方反证的内容为例,说明对东京审判庭审记录的研究...     

法院审判志编纂问题初探

编纂审判志是个新事物。审判志属于专业志,以记述案件发生和审判工作发展历程为主旨;撰写中要突出社会经济、政治(政策)发展对案件发生及审判工作发展的影响,突出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主题;提出了如何收集、整理资料的基本方法、要求。     

中国对日本战犯审判研究三题——研究意义、新书简评、史料出版

本文讨论了有关中国对日本战犯审判的三个议题。一是研究意义。认为亚太地区BC级审判为不公正审判的意识在日本社会根深蒂固,本文以战后国民政府审判取证的严格要求及日军侵华时对待中日两方宽严之间极不公正的事例,证明日本社会对BC级审判的认识完全是偏见。二是评价顾若鹏《日本战争罪行与中国审判》。认为该书的最主要贡献是将"日本战争罪行"和"中国审判"置于时、空、内涵都非常广阔的领域进行考察,而且博采与日本和中国相关的政治、法律、军事、社会、文化、外交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从广度上和深度上拓展了对日本战争罪行和中国审判的认识。三是简评《中国对日战犯审判档案集成》。认为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新近公布的《集成》与其他各个机构所藏相关档案的最大不同,在于它是审判领导机构的专门档案,从完整性和唯一性上,可以说填补了国民政府审判档案的空白。     

王文正亲历审判“四人帮”

1980年12月13日上午9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对"四人帮"的罪行进行审判。正当国内外的焦点一致对准这场审判的时候,第一审判庭首次开庭就出师不利,引发众多争议……在随后的审判中,无论是对彭德怀冤案提起公诉、还是对江青犯罪量刑的反复斟酌,以江华、王文正为代表的执法者们,坚守着法律的公正与正义,使这场具有时代意义的共和国大审判取得圆满成功。     

不同的故事 相同的命运——简析海丝特与叶二娘的悲剧人生

本文以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和女性主义为基础,以道德观为切入点,简要比较了《红字》中海丝特.白兰与《天龙八部》中的叶二娘,分析了男权道德规范下男性对女性审判与消蚀的现象。     

国民政府保护华侨权益的尝试——以二战时期伊拉克海员华工案为例

论文梳理了二战时期伊拉克海员华工的基本情况与国民政府对工潮案的处理过程。1942年5月,驻伊拉克英军招募一批滞留印度的中国海员赴伊拉克为内河运输队工作,华工到后不久却因待遇差等原因而爆发工潮。国民政府与英军展开交涉,焦点为涉事华工应否受军事法庭审判。经过协商,由中方外派军事法庭进行审判,开创了中国向他国派出法庭审判本国华侨的先河。中国法官并未使用军事法,而是以普通刑法审判华工,量刑较轻。此后,国民政府继续为改善华工工作与生活条件等问题与英军展开交涉,以保护华侨权益。伊拉克海员华工是战时海外华侨特别是华工生活的缩影,此案的处理体现了战时国民政府处理侨务的特点及境外司法审判实践的探索。     

东京审判与中国

东京审判是日本战败投降后反法西斯盟国依法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的国际军事审判。中国作为盟国的重要成员和日本侵略战争的最大受害国派员参加了东京审判。中国参加审判的法官、检察官及其助理人员怀着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积极参与了审判,为审判的成功进行做出了贡献．特别是在揭露日本主要侵华战犯的罪行并加以严惩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审判是在美国的主导下进行的,国民党政府又对审判重视不够。对审判的复杂性估计不足,使中国未能在审判中发挥应有的更大的作用,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参加东京审判的一大憾事。     

1930年代中央苏区反革命罪的审判——以《红色中华》的案件为中心

20世纪30年代苏区反革命罪的立法及司法,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权"层面处理反革命问题的首次实践。反革命罪的审判具有四个明显特征:(1)司法审判中的反革命罪构成要件前期以"政治判断"为主,后期以"法律规定"为主,具有相对确定性;(2)在量刑方面,实行革命重刑主义与特定情形减轻处罚相结合原则;(3)在审判方面,实行一级审判制与二级审判制相结合、依法裁判与重视群众意见相结合以及裁判委员会指导、主审制与陪审员制结合原则;(4)在诉讼权利方面,嫌疑人有一定限度的辩护权和上诉权。苏区反革命罪的司法原则对共产党主导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刑事司法政策产生了深刻影响。     

正义的东京审判

战后,日本右翼势力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审判犯有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的28名甲级战犯,一直耿耿于怀,妄图翻案.他们抛出的一个论调,就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非法论".     

伍修权在审判“两案”中

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头绪繁杂,要求严格,举世关注,却无成例可援。资深的革命家、外交家伍修权受命于关键时刻,以丰富的经验和卓越的智慧梳理历史脉络,破解重重难题,力求使“两案”审判“经得住子孙后代的考验”。图们将军生动的回忆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世纪大审判背后所发生的一切。     

东京审判对于重光葵的审理

重光葵作为日本职业外交官,活跃于大正与昭和时代,先后出任日本驻华公使、驻苏大使、驻英大使、外务大臣和大东亚大臣。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中,重光葵以甲级战犯嫌疑人身份受审。在重光葵的个人辩护环节,其美籍辩护律师弗内斯以欧美外交人员和新闻业者的证词为重光葵说项,聚焦九一八事变前后中日交涉、"一·二八"淞沪停战谈判、1940—1941年日英密谈等多个事件中重光葵所起的作用,强调重光葵是"和平"外交原则的实践者,进行无罪辩护。在东京审判中,众多战胜国人员为甲级战犯嫌疑人提供辩护证词的案例并不多见,这是重光葵成为甲级战犯中获刑最轻者的重要原因之一。对重光葵的审判体现了东京审判的程序合法性,同时也反映了东京审判的局限性。     

跨越国界的历史认识——顾若鹏《从人到鬼,从鬼到人:日本战争罪行与中国审判》读后

正战后盟国对日本战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审判,其中包括设立在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甲级战犯的审判,以及盟国在亚太地区设立的法庭对乙丙级战犯的审判。除此以外,还包括与上述审判不在同一法理体系和框架的日本战犯审判,如苏联主导的伯力审判和1949年后新中国政府主导的沈阳和太原审判。(1)战后对日本战犯的审判,由于涉及战争责任的确定和国际正义的实现等"大义名分"问题,一直以来都被视为中日两国"历史纠葛"的源头。相对而言,学界对各盟国主导的乙丙级战犯审判的关注,远不如对甲级战犯的国际审判。此外,相对于中日两国学界,西方学界对战后     

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概述(1945-1949)

1945-1949年,国民政府对侵华日本战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审判。作为东京审判的组成部分,中国设置了十个军事法庭,对两千多名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本文依据历史档案和记载,从前期准备、审判经过、重要个案审判、特殊案件的审判等方面对审判的全过程作了回顾和再现,首次披露许多具体史实。对国内政治因素导致的缺陷和冈村宁次案的重大误判,也进行了分析和总结。     

从《中央日报》看战后日本战犯的审判

日本投降后,如何处置日本战犯成为同盟国共同关心的问题。1946年1月19日,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部成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审判在二战中犯下重大罪行的日本甲级战犯。作为国民政府的官方媒体,《中央日报》对日本战犯的处置问题给予了很大程度的关注。本文拟从《中央日报》对日本甲级战犯审判的相关报道中来管窥国民政府对审判日本战犯的态度...     

东京国际军事审判的历史意义不容抹杀

东京审判事关对日本侵略的盖棺论定与战后日本的政治转型,因此从东京审判的辩方到日本右翼,攻击东京审判从未间断。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日本政要在公开场合也开始公然否定东京审判。以后随着日本社会整体右转,东京审判在日本的一般观感中,已然被贴上了负面标签。日本右翼也号称东京审判的正义性、合法性已被推翻。另一方面,回溯东京审判以及长时间的争论历程,日本学术界,特别是法学界对东京审判的评价即使与中国学界不尽相同,甚至很不相同,也并没有出现整体性的翻转。东京审判最重要的历史意义没有也不可能动摇,更不可能被推翻。     

山下奉文案探析——以抗战胜利后的新闻报道为中心

马尼拉特别军事法庭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盟军在远东设立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的开端,法庭判处山下奉文死刑。山下奉文案不仅在法庭授权、审理程序、确立战争罪名等方面,为东京审判积累了审判日本战犯的经验,而且与中国关系密切。它既反映了战后军事法庭追究日本战犯罪责的合法性、正义性,以及其个别方面的不彻底性,又因其所引发的法律问题而受到法学界的广泛关注。     

东京审判否定观点论争及各观点评析

东京审判早已结束,但否定东京审判的论调却日渐兴起: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管辖权的质疑,对胜利者审判的谴责等。对这些质问的清晰梳理和理性应答是对东京审判否定论的有力回击。     

1956,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实录

1956年4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签发命令,宣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议:审判、处理关押在中国的最后一批日本战争罪犯。紧接着,特别军事法庭分别在沈阳、太原开庭,进行这一历史性的审判。审判结果令世人瞩目:全体受审战犯各个谢罪,无一赖罪,国际审判史无前例。这既是对昨日侵略者的正义审判,也是对今日战争狂人的严正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