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王效禹采访追记

山东采访王效禹 1967年1月,上海“造反派”夺了上海市委的权,成立革委会。各地造反派闻风而动,纷纷夺权和成立“红色政权革委会”。山东省革委会成立较早,革委会主任是一名造反的地委级干部,名叫王效禹。     

一碗水端平——忆李德生“文革”时期平息芜湖武斗

凡是经历过“文革”武斗的安徽人,都无法忘记这样一个名字——李德生,这位被安徽老人戏称为“八级泥瓦匠”的将军,曾亲自主持了芜湖造反派的大联合谈判。笔者当年是芜湖造船厂青年工人、造反派“工总”头头、芜湖市革委会常委,仅就记忆所及,对当年的情景作些追忆。1967年夏天,江淮大地武斗升级,闹腾得人仰马翻、鸡犬不宁,枪声喊声骂声哭声叫声,沸沸扬扬。无论哪一派占了上风,其结果都是两败俱伤。胜者怕败者卷土重来,不敢掉以轻心;输家更怕赢家斩草除根,暗地里摩拳擦掌,准备报仇雪恨。就在两派誓不两立、针锋相对之际,中央果断地派十二军进…     

也谈上海的“小内柜”惊波

最近我读到郑重先生撰写的一篇《翰墨丹青故人情》文章,又把我带进“文革”后期至“拨乱反正”初期,那个让人难以忘却的年代。     

再论“文革”发生的原因

"文革"缘于领导者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分歧。在解决分歧的过程中,毛泽东放弃传统的组织原则,转向依靠个人崇拜,发动人民群众而造成的一场政治动乱。     

“文革”中与毛泽东“平起平坐”的小人物

“小人物,大历史”的说法,放在王百得身上再恰当不过。说是小人物,他出身农民,后来成为炼钢工人;说是大历史,他后来在文革中鬼使神差地当选为中共九大、十大中央委员,而且得票与毛泽东一样——全票当选。     

为什么在中国会发生“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在1976年结束,已过去整整30年了。“文革”的确给我们带来很多反思。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大浩劫,毛泽东为什么要亲自领导、亲自发动这场“大革命”？这些问题,已有很多文章叙述过。例如有人著文说：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当作是对干部的一次大审查,他容忍群众的“自发性”,让群众放任自流。毛泽东认为：谁好谁坏,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群众都“清楚”。每一个领导干部都可放到群众中去,接受群众的检验。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当作对干部的一次大考验、大审查。就这样,在放弃了党的各级领导的情况下,各种矛盾,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积怨,就在失控的情况下爆发出来,掀起了全国性的群众斗群众,甚至可以乱抓人、乱打死人,造成全国的动乱。另方面,苏共20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也使毛泽东震惊,毛泽东想到,会不会他在百年以后,     

山东文革中的“反复旧”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召开之后,以王效禹为首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决定在全省“反对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和复旧倾向”,简称“反复旧”。“反复旧”,实质上是1967年“反逆流”的继续。历时半年的“反复旧”,不仅在全省造成了新的动乱,而且波及兄弟省,从而干扰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注意。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之后,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直接指导下,分山东全省和中央在北京举力山东学习班两条线,解决“反复旧”问题,进而解决山东问题。     

毛泽东为何要办“五七”干校

“五七”干校是“文革”时“改造”干部的场所。那么,“五七”干校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山东的法制“大跃进”

<正>1958年春开始的史无前例的"大跃进",全国各行各业无不受到严重破坏。我们国家的法制也被折腾得支离破碎,法不成法。笔者当时在山     

毛泽东与“西方山洞”之缘

经历过的人可能都会记得,“文革”期间,中央转发毛泽东给江青的信,里面有这样一句话：“自6月15日离开武林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中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太灵通。”“武林”和“西方山洞”指的是何地？一时成为难解之谜。“文革”结束后,笔者带着这个问题专访了有关人员,又查阅了大量资料,终于得到了正确的答案,完全与毛泽东的语言诙谐幽默有关。     

我当年的“造反”生涯

一段历史流逝的是时间背负的是沉重直面是一种勇气“文革”初期,我当上了造反派红卫兵。赴京串联之后回到成都,觉得当务之急是要投入火热的斗争。既然已经受到了毛主席的亲自接见,就应该挺身而出捍卫他的革命路线。以前那种游离于运动之外的状况,是结束的时候了。在北京时,我得到了一份材料,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关于两个多月以来“文     

毛泽东在长征中的“密码脑袋”

记得我小的时候,父亲从来没有讲过他在战争年代的事情,即便我偶尔提到这个话题,父亲也总是笑而不答。“文革”期间,父亲被罢了官,遭到关押,又身惠重病。 在医院里,为了让我坚定革命信念,他开始零星地谈到了他在红军时期的经历。经过许多次谈话,我才对革命战争时期父亲从事的工作有所了解。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特撰此文,作为对革命前辈的纪念。     

1959，上海“匿名信”事件

从共和国建立到“革”前的17年中,江青一共经历过两次“匿名信”事件。其中又以第二次“匿名信”事件晾动最大,因为是在中央领导人全部汇集上海召开中共八届七中全会期间发生的。这个事件惊动了除毛泽东之外的所有中央领导层。而且其中的周折及内幕,颇多令人回昧处。[第一段]     

沔阳反“五风”经验推向全国

1960年秋冬至1961年春,全国农村开展的反“五风”运动,是我党历史上一次卓有成效的纠“左”举措。这次运动是在毛泽东同志向全党大力推广沔阳县（今仙桃市）反“五风”经验后,在全国农村普遍展开的。沔阳县在这次运动中起到了重要的典型和推动作用。     

“文革”中我阻止了一起杀人事件

1967年到1969年,湖南零陵地区（今永州）道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和武装部,以“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要趁‘文革’之机,专无产阶级的政,革贫下中农的命,要杀掉一批党员”为理由,在全县制造了大舰模屠杀“阶级敌人”的惨案事件。1967年9月初的一天晚饭后,队里有几个造反派找上门来,神神秘秘地蒯有件关于“抓革命”的事和我商量。当时“炮打”司令部硝烟滚滚,大队党支部属于“炮打”的范围,算下来还是九级司令部,而我是支部书记。但我自己清楚,他们暂时还打不倒我,还要安排我“促生产”。     

一个值得深入反思的历史课题——国外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研究评析

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关系的研究是国外毛泽东研究的重要问题,这一问题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由浅到深的过程。“文革”的起因、社会后果以及否定“文化大革命”与继承毛泽东思想的关系等问题,构成了国外“文革”研究的主要内容。在“文革”结束30周年之际,探讨国外关于“文革”的研究,对于我们深入反思“文革”教训、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吸取历史教训以及坚定改革信念,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同恩来在“文革”中是怎样批极左的

林彪、陈伯达垮台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只剩下毛泽东、周恩来、康生三个人了。周恩来仍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     

“二月抗争”中的谭震术

“文革”初期，在林彪、“四人帮”一伙风头正健的时候，不但敢于挺身反对、抵制“文革”错误，而且还敢于与毛泽东面对面进行抗争，这在当时的中央高层领导人中，唯有谭震林一人。     

发生在极“左”年代的苦涩与诙谐

煨红薯 在我的记忆中,最难忘的是母亲煨的两个红薯。我永远也忘不了上个世纪饥饿年代中那个很可怕的晚上。     

“双循环”背景下山东康养旅居行业发展路径

“双循环”背景下,我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将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内需的挖掘,“集合康养主题、汇聚旅游元素、依赖居住载体、体验度假场景”的康养旅居业态和产品蓄势待发。针对康养旅居经营主体的服务和绩效不佳、康养消费群体的高品质需求不能得到满足等现实情况,需要树立和固化“打造精品”的理念,在“旅”的动线和“居”的场景中嵌入康养功能的要素,跨越“数字鸿沟”创建康养旅居的现代化、智慧化生活场景,打造地域特征鲜明的康养旅居项目品牌、服务品牌等品牌体系,破解康养旅居行业人才供给短板问题,实现高品质康养旅居模式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