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简秦汉律中的"赎罪"与"赎刑"

秦汉简牍中的“张家山汉律”和“云梦秦律”是我们研究秦汉法律中的“赎罪”与“赎刑”问题的史料基础,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切入分析:1.“赎罪”与“赎刑”的区别与联系;2.“赎罪”在秦汉律中的继承与发展;3.“赎罪”作为“规定刑”与“替换刑”的两个特点;4.张家山汉律中“赎罪”的其他特点。     

秦汉刑役减免探析

秦汉刑役的减免方式有两种:其一为皇帝不定期颁发的赦令,其二为刑法典中减免刑罚的律文。赦令中的"赦免"只能使少部分罪犯免于服役;"赦降"使一部分罪犯改变了服刑方式或缩短了服役期,并且改变了罪犯的服役身份,扩大了刑役范围;"赦赎"可以让罪犯赎免为自由人而免于服刑。赦令免除部分罪犯的服役并不会影响国家整体的刑役状况,相反还会不断扩大刑役的规模。罪犯可以依据固定的法律律文以人、爵、冗边、巧及劳赎替为庶民,也可按律减罪和免罪,从而减免刑役。     

秦汉髡、耐、完刑考

髡、耐、完是秦汉时期的刑名,但是关于其适用对象、刑罚如何执行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近百年来的法律史研究中始终存在争议。本文以秦汉时期的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为研究文本,提出髡、耐、完三个刑名之间的区别。髡刑从其产生至秦汉时期完成了从劳役刑到劳役附加刑的转变,耐刑在量刑轻重上与耐为隶臣妾相当,＂完＂字本身意为保留身体的完整,有时也作＂完为城旦舂＂的省略语。东汉以后髡、耐、完刑发生了重大变化,成为劳役刑的通称,至隋以后为徒刑所取代。     

秦律所见耐刑可作主刑辩

在秦律中,耐刑作为一种能够赎免的耻辱刑,不仅可以附加于各类劳役刑与迁刑,还可独立为主刑施用。在施用范围上,耐刑并不局限于社会环境,家庭内部的"私刑"亦可引起此刑的单独施用,这是它与其它刑罚有所不同的地方。在刑罚转化方面,某些情况下耐刑并非对某一类行为的固定刑,它可随行为过错性大小与行为人身份的不同而由它刑加重或从轻转化为本刑。     

“官当”创制探原

“官当”创制探原曾代伟＂官当＂,即官爵当刑,是我国封建法律中的一项特殊的赎刑制度。封建官僚贵族犯了罪,可以用官品或爵级抵赎刑罚,以免于缧绁之苦。它是封建法制维护贵族官僚等级特权制度的最早的规定之一,充分体现了封建制法从一开始就是公开的特权法的基本属性...     

秦汉爵制问题研究综述

爵制是秦汉时期比较重要的一项典章制度,与皇权、官僚制、礼制等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是我国古代政治制度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来是史学界所关注的研究对象。但由于史料的缺乏,有关秦汉爵制的某些问题一直颇有争议。20世纪以来简牍的大量出土,为秦汉爵制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相关研究掀起高潮。下面对秦汉爵制研究（主要限于大陆地区）作一回顾。     

阴阳刑德与秦汉秩序认知的形成

秦依照阴阳刑德学理确立了"尚水重刑"的治国思路,形成了严苛的秦政。西汉融合了儒家之教化刑德论、法家之赏罚刑德伦和阴阳刑德论,以阴阳之间的相互关系形成了新的刑德论。刑德作为阐释政治秩序运行的学说,成为秦汉时期解释天人运行秩序的视角,奠定了中国术数的学理基础。     

秦汉芦山郡县建置与文化发展之关系

秦汉时期,中央在芦山地区设置地方政权,从而影响和促进了芦山地区经济、化等诸多方面的发展。笔根据古代史籍和现代研究之成果,对芦山秦汉郡县建置和经济化发展作了详细考证和研究。     

《天盛律令》的法律移植与本土化

《天盛律令》存在较为普遍的法律移植现象,刑罚制度、罪名、司法制度、监狱制度等都与中原律法(特别是宋律、令)渊源颇深。如西夏杖刑借鉴自北宋的"建隆折杖法",劳役刑源自宋配隶法,拘管刑则与宋锁闭刑联系密切。西夏司法审案期限与宋太平兴国六年诏令一致,监狱卫生法令与宋绍圣四年诏令一致。不过《天盛律令》仍具有鲜明的本土化特征,特别是以罚马代替赎铜、扩大籍没刑范围、加重量刑等都是西夏根据特殊国情作出的必要调整。     

战国秦汉时期制铁耐火材料的矿物组织与含量分析

战国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生铁与生铁制钢技术体系的发端与形成期,制铁耐火材料为发达的生铁与生铁制钢技术体系提供了结构、化学、热性能上的技术保障,具有重要的作用。但目前制铁耐火材料的研究较少,影响了对中国古代钢铁技术的全面认识。本研究对战国秦汉时期出土的制铁耐火材料开展了文献、田野考察和矿相分析,科学认知其微观结构,认为战国秦汉时期制铁耐火材料以黏土质材料为主,使用了砂质材料,但尚未出现砂泥混合质材料。同时,炉壁、铸铁范、鼓风管之间的矿物显微组织和含量差异较大,表明战国秦汉时期工匠已能根据性能需求的不同制作不同的耐火材料用于不同的制铁生产环节。     

读陈宁的《秦汉马政研究》

正马政是中国古代国家行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马政研究遂成为历代治史者关注的一个热点,成为一个历久弥新的研究课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历代马政研究的成果更是层出不穷。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陈宁的《秦汉马政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5月)尤其值得关注。第一,该书全面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古代马政的源流、发展及与国家盛衰的关系;揭示出秦汉马政与当时世界历史     

秦汉时期砖瓦窑研究

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砖瓦生产的繁荣时期。在砖瓦生产中,窑炉是最重要的技术基础之一,故对砖瓦窑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秦汉时期的砖瓦窑型制众多,结构各异。就地域而言,秦汉时期的核心地区即陕西省和河南省出土的砖瓦窑数量最多,型制也最丰富。而从发展阶段来看,该时期的砖瓦窑呈现出随着时间推移类型逐渐减少、型制趋于统一的趋势。     

新都五代十国钱币窖藏清理报告

成都新都区发现了一个钱币窖藏,出土秦汉半两、货泉,开元通宝、通正元宝等多达几十种古代钱币,时代从秦汉到五代十国,数量丰富。初步认为该窖藏是前蜀被后唐所灭前夕,持币人将钱币匆忙入藏。此批钱币对于研究四川古代经济状况和钱币发展史有一定资料价值。     

秦汉律令中的完刑

《睡虎地秦墓竹简》与《张家山汉墓竹简》记载的“完”刑既非单纯的“耐”刑,亦非单纯的“髡”刑,更不是单纯指身体发肤完好无损,其含义因时而变。秦代的“完”即“耐”,汉初的“完”为“耐”或“髡”,至汉文帝刑罚改制,“完”成为现代意义上的身体发肤完好无损之意。“完”刑的演变反映了秦汉时期法律的发展和变化。     

浅谈“贝带”

秦汉之际的传世文献中“贝带”一词多与装饰器物相连,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对胡式带具的称谓。但经过考古研究后发现、贝饰应该是战国、秦汉之际中原盛行的一类装饰方法,而“贝带”即是以胡式带为原型,以中原流行的饰物来装饰的腰带。     

1991年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回顾与展望（战国、秦汉）

１９９１年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回顾与展望（战国、秦汉）（日）松崎常子由于近年来考古学取得了很大成果,所以这方面的研究也很活跃,目前似乎到了对已往研究进行整理和累积的时期。下面要介绍的《古代文化》特辑《中国秦汉时代的出土文字资料》就是其中的成果之一。此外还...     

试谈秦汉筒形器

古代器物的器形特征可以体现制作者的工艺水平和美学倾向。区分与研究古代器物的种类和型式成为考古学分期断代的主要标准之一,还因为其中蕴含着其制作时代的诸多文化信息。人们可以通过器物器形的变化发现古代文化的某些特征,以补充对当时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状况的认识。 一、表现出时代特色的秦汉筒形器 秦汉时期常见器物中有一种引人注目的器形,即平底直体的圆筒形,依部分器物铭文自称,可定名为筒形器。 秦汉时期的筒形器在陶器、铜器、漆器中都较为普遍。据考证,甚至当时用植物枝条编织的筲也制成筒状。这种筒形器在各地汉代画像中时有出现,在各类汉墓中也常     

西(山鸟)定生对秦汉帝国社会政治结构的研究——《中国古代帝国的形式与结构》译本序

(一)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说:“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感情、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①历史上的每一种社会经济制度,也就是“每一个基础,都有适合于它的上层建筑。”②中国古代的秦汉帝国,也有适合于它的基础的上层建筑,包括秦汉时期的政治法律观点以及适应于这些观点的一整套制度。二十等爵制,具有突出的、独特的地位,是秦汉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史学界对它的研究,还不能说是很充分的。日本著名史学家西(山鸟)定生所著《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一书,是研究秦汉政治史、二十等爵制的专门著作,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     

近五十年来秦汉土地制度研究综述

土地制度问题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它曾是1949年后出现在历史学研究中的所谓“五朵金花”之一,并成为其中的“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秦汉史研究的一出重头戏。本文拟以时间为纲,以论题为目,对近50年来秦汉土地制度的相关研究作一简要综述。文中所谓秦汉,指从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到西汉为止,因为这一时期土地制度的继承关系比较明显,没有较大的变革,在土地制度史上可以当作一个时段来看待。对秦汉土地制度的研究大致有三次热潮:第一次是上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的大讨论,接着是青川秦木牍…     

八十年来秦汉军制研究述评

秦汉军制主要涉及军事组织结构、兵员征集、军队构成、军事征发、军务运作。相对而言,以往对整个中国军事史研究的学术回顾,要更多一些。如刘苏《1988—1989年中国古代军事史研究概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9期）,童超（80年代以来的中国古代军事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6期）,江英《近两年中国近代军事史研究新进展（一）》、《近两年中国近代军事史研究新进展（二）》（《军事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1996年第1期）,以及黄朴民、谢宝耿《中国军事史研究：史学研究新的生长点——黄朴民教授访谈》（《学术月刊》2003年第12期）,黄朴民《中国军事史研究的困境与转机》（《史学月刊》2005年第11期）、《建国以来的中国古代军事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3期）等。而具体到秦汉时期军事制度的学术史回顾,则较为不足,这里尝试对80年来秦汉军制研究进行初步回顾及评述。